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复杂变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以中国为主导、专注基建投资的多边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东方早报近日在北京举办了第四期“外交学人政策坊”，主题为“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经济外交”。

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
　　1.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中国GDP历史性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这三大事件是否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2.中国经济外交对此如何回应？
　　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崛起，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转折，中国虽试图改变经济规则、开放别国市场，但并非意味着有能力、也有意愿称霸世界，此外，“一带一路”将开启亚洲发展的第四幕，但中国走出去的经验尚且不足，未来10年中国经济外交面临战略机遇，同样面临巨大挑战。

国际经济秩序发生变革
　　李巍：最近世界舆论所热议的亚投行的背后，蕴含的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自1944年所建立起来的既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这一问题可有三个衡量标准：
　　一是最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权力结构是否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是支撑这个秩序的国际制度的治理体系是否依然有效？
　　三是维系这个秩序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是否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在贸易领域正着力通过3T（TPP、TTIP、TiSA）来重新塑造全球贸易秩序，而在金融领域美国则显得十分保守，一直在阻碍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徐秀军：我认为国际经济秩序在金融危机后的确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实力对比看，发达经济体被新兴经济体超越，同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经济增长都出现了分化。
　　其次，国际经济治理愈发倚重规则，并且新的规则不断涌现。驱动规则变化的需求是双向的：新兴国家想改变旧体系自不待言，发达国家改变规则的需求更迫切，它们希望能制定新规则建立对自己更有利的新体系。
　　第三，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动性加强。在二战到冷战之间，东西方市场受制于政治因素很少来往。冷战结束，东西方市场第一次融合，政治因素下降，世界进入真正的经济相互依赖时代。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交往加深，利益不断分化，以前在很多领域中可以互相妥协的利益已分配完毕，每一次经济谈判背后都会隐藏着政治的博弈。
　　钟飞腾：大家都说改变规则的成本很高，其实是规则生成的基础不太一样。比如说，新兴国家超过发达国家，其实是指一年的流量，若从累积量来看，差距仍然巨大。这种由发达国家输出制成品、发展中国家输出原材料的贸易模式很刚性，在这个模式中占据主导权，就能控制格局，但1978年的这一轮新自由主义兴起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规则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产业链拉长了，要改变规则，需要在每个环节都有投入。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是南北贸易，有一部分是北北贸易，呈现出发达国家的特质。中国能不能在这一轮规则变革中占优势还未可知。我原来预测中国到2017年左右对北美的出口将超过美国对北美的出口，也许那时局面会有很大改观。
　　在贸易、援助、投资、货币四大领域，中国经济目前只是在贸易领域超前，量非常大，在其他三个领域，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在变，但变化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薛力：2008年是个分水岭，我把它称作中国的崛起元年。此后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影响力明显上升，经济实力超过美国预期会在2030年前实现。接下来，综合实力超过美国也是可能的。但是，中国不会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与地位。
　　原因在于，彻底的统治或领导是一种文化的统治或领导，这只有全球性文化或者文明才能做到。过去500年里，世界领导国都来自基督教国家，从荷兰到西班牙再到英国，最后是美国。美国能和平地接替英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因此有关。
　　中华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或者说区域文明，不大容易被其他文明接受为领导力量。因此，很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与地位。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美国是可能的。中美关系就像太上老君与佛祖的关系（张宇燕教授语），互相尊重，中国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但不谋求世界霸主或者最大领导国的地位。
　　庞中英：中国不会复制美国的“霸权治理”即“全球统治”。我觉得中国不妨好好研究“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或者“不存在霸权的多边合作”。
　　中国是大国，却推动“没有霸权的多边合作”，这本身就是最为高明的，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任何霸权必然遇到的“国际合法性（正当性）”问题。
　　关于亚投行，有许多讨论说中国此举意在取代美国霸权，但事实上中国搞亚投行，不管是否喜欢，以及是否有意，更多是在促进没有霸权的国际合作。
　　钟飞腾：关于亚投行的主导权和否决权，我认为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
　　习近平提出“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这表明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中国即使获得主导权，也不一定管用。因为经济贸易的内涵在发生变化。
　　比如在零部件贸易上，中国进步神速，但某些产业仍然受制于日本。现在的国际贸易扎根于产业分工链上，不是哪个国家能轻易主导的。即使美国实力再强，国际经济规则的大规模变迁也不一定是它能主导的。
　　宿景祥：亚投行推出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它出台的国际背景非常有利。
　　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看，除全球金融危机之外，乌克兰危机使美欧与俄罗斯之间形成了战略对峙,这一局面至少会持续三五年，双方都不会简单地从乌克兰抽身。由于美国在中东有很多难题，都消耗着美国的外交资源，使得它在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执行能力，无论在势头还是在力度上都受到影响。可以说，这是自“9·11”以来中国又一个战略机遇。
　　美国和日本目前选择不加入亚投行，但我相信，中国与美国都会尽最大努力，回避可能导致双方出现巨大经济损失的极端冲突。亚投行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中国一家说了算。最终，亚投行可能会是在中国和美国相互对立协调下运转。

　　“一带一路”成功关键 在于中国开放世界
　　庞中英：讨论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从事的“经济外交”，我们需要搞清楚中国这套经济政策从哪来？全球化的中国从哪来？我们行动的起源、根源问题很重要。
　　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要求中国全面开放，我们那时完全是被动的。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向其他国家开放中国市场。上世纪70年代末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开放与中国市场开放相遇，这一相遇本身导致了许多人想不到的巨大结果，即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
　　如今，中国想要做的当然是“进一步对外开放”，但其含义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如何开放别的国家的市场。我想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这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构想。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中国要开放全世界，西方国家一些势力和人士显得更加焦虑，尤其是欧洲，本来已经对最近20年的全球化很忧虑、很批评和很抵制了。
　　宿景祥：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多将战后亚洲经济发展看成一出三幕剧：第一幕剧是1960年代日本经济兴起，第二幕剧是1970年代新加坡、韩国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起飞。东盟稍晚，也属于第二拨。第三幕剧是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崛起，而中国更为突出，是“最美的一根枝条”。

随着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这“第三幕剧”究竟会如何落下，亚洲经济发展的“第四幕剧”当如何开启，已有过很多议论，包括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
　　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崛起这“第三幕剧”不会简单地终结，而是与“一带一路”战略引发的“亚洲崛起”、“大欧亚发展”相对接。国际上认为这项计划可能会持续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之久。“一带一路”将开启亚洲发展的第四幕，习近平主席出访巴基斯坦，中国将与巴基斯坦联合建设经济走廊，可以说“演出开始了”。
　　徐秀军：根据我们研究团队的分析，中国的经济外交有五大需求：
　　一是获取资源和能源。这是最基本的需求，这还需要实现3个子目标：买得起，也即是需有足够的财力；买得到，这是指保证供给的稳定性，需要长期合作伙伴；运得回，这涉及地缘政治安全问题。
　　二是促进技术进步。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需要不断促进技术进步。
　　三是扩大市场规模。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较高，出口贸易受制于国际规则，目前也受到一定挑战。四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五是中国的发展理念需要被世界理解和认同。
　　如何满足这五大需求？中国要充分利用国内优势、也要利用好外汇储备优势、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优势。
　　如果将中国的“一带一路”放到以上的框架，刚好契合我们的目标和优势。比如“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这契合我们的建筑和制造业优势，有其合理之处。
　　钟飞腾：20世纪的经济外交基本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本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是外交为拓展海外利益服务，这一目标很明确。日本模式起初是用经济为外交服务，1970年代之后，外交转而为经济服务。1966年亚行成立，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外交和日本模式更相似。
　　毛泽东时期，经济外交的内容以援助为主，目标很明确。邓小平时期改革开放，更务实。
　　现在中国的经济外交进入转型阶段，输出的不光是货物，还有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可能是为我们走出去的人、资产安全等海外利益服务，和以前的经济外交内容有所差别。
　　但在实施大规模“走出去”的“一带一路”战略时，需要注意：哪些国家有能力、有意愿接受我们提供的公共产品？他们能否承受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接受之后会否导致国家内部的产能过剩？
　　中国的“一带一路”能不能融入其他国家的社会层面，我们要关注当地民众是否切实享受到“一带一路”的利益，要改变以往曾出现的“搞定当地政府”的思路惯性。
　　

中国经济外交需避免“烂尾楼”
　　李巍：未来10年，对于中国经济外交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期，也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期。
　　过去中国主要是向全世界输出商品，而下一个阶段我们更多的将是输出资本，中国经济外交所面临的风险不可低估，这种风险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投资风险，“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不少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经济基础薄弱，中国的资本在这些地区虽然有可能获得高回报，但风险也是很高的……
　　钟飞腾：我插一句，不要用“美国标准”来定义我们周边的风险，也不该以美国为目标调整我们的步伐和节奏，我们要定自己的节奏目标。
　　李巍：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失败的教训，中国要进行认真研究。“一带一路”所要经过的南亚、中东和中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都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南亚和中亚分别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后院，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经济力量的扩张非常警惕。而中东仍然是一片乱象，美国奥巴马政府一直想从中东的泥潭中抽身出来，现在中国如果不做好风险评估贸然插进去，难免重演美国的悲剧。
　　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二个风险是货币和金融的风险。我们现在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大量人民币流出海外，央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人民币的大进大出进行有效控制？在一个完全开放的货币环境下，中国能不能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特别是防止投机者的蓄意攻击，以保障中国的货币安全？
　　第三个风险是制度风险。最近几年我们不断批评既有多边机制的低效和保守，带头搞了很多新的国际机制，比如金砖开发银行、金砖外汇应急储备机制、东亚外汇储备库等等，我们还提出亚太自贸区的倡议。但如何保障这些机制顺利高效运行，防止出现“制度的烂尾楼”，这对我们的经济外交也是重大考验。现在亚投行吸引了很多关注，但比亚投行更早的金砖开发银行进展步伐却不太令人满意，金砖开发银行所体现的股权分配完全平等、人事构成完全平均分配，影响了这个国际机制的效率。
　　徐秀军：习近平提出“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我的理解是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像美国一样，搞那样有严格约束力的国际机制，我们在某些方面达标就行。我们不能总以美国标准来衡量，不然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做。
　　关于李巍所说的金砖银行可能陷入僵局，我谈点自己的看法。金砖国家出现的背景是，金融危机后，有G20、G7，但没有一个属于新兴经济体的对话机制，金砖国家的出现显得很有必要。只要G20、G7还存在，金砖国家就有存在的必要。
　　即使最终金砖国家解散了，我们也能从中吸取教训。而对于金砖银行，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之后的亚投行的设计提供了思路。至于金砖银行，我想我们还没有放弃，目前仍在协调和推进中。

“中国走出去” 要超越经济理性
　　钟飞腾：习近平提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的理解是，中国通过“引进来”，锻炼了一批人才，现在通过“走出去”再锻炼一批人，治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需要大批人才，只有干过大事，才能锻炼出来。
　　宿景祥：中国走出去需要“超越经济理性”，这是一种模式转变。打个比方，过去江民、瑞星等杀毒软件要花钱买，现在估计很少有人买了，因为360免费。360为什么免费？因为它不靠杀毒软件赚钱。中国企业现在“走出去”，有些项目可以不挣钱，要从长远考虑，如果完全按“经济理性”，就无法战胜西方企业。“一带一路”既然是国家战略，国家就应当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否则就不能持久。
　　李巍：明年亚投行真正开始运行起来之后，如何进行项目的价值评估，如何确保有效投资，如何提高亚投行的信用评级，如何应对投资失败？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不好，都将对亚投行和中国的国际声誉构成严重影响。哪怕失败项目投的钱并不多，但我们承担的却是一种非经济的“观众成本”。
　　薛力：有了最坏的打算，就不必太在乎烂尾楼问题。一条坦赞铁路，现在还是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样板，可见这样的项目不能光算经济账。还有，中国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推动周边发展来为自己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以及有购买力的周边市场的时候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也证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带动经济发展。所以，一些周边国家的基础投资项目，还是要去做。当然，可行性研究可以做得更详细些。

宿景祥：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定有自己的软实力。中国的软实力在性质上就与西方不同。美国认为，软实力是让别的国家认同自己，让别的国家的人民认同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想过迫使别的国家完全认同自己的价值观，中国要的是周边各国的发展，这样，周边国家就能够更多地来买我们的产品，各有所需，各得其所。
　　中国周边这些国家确实比较复杂，别看美国人英国人在那里吃了苦头，但是中国人往往能找到和他们打交道的办法，办事方式能合得来。西方国家总是想控制别的国家，强迫别人去接受西方人自己想要的东西，必然会失败，中国不会按西方那套来。

来源：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发表时间：20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