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对于全体国民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我国流动人口群体规模庞大，随着人口流动已趋于常态化及代际延续化，流动人口群体呈现出新生代持续成长与家庭化迁移等特征，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健康儿童计划，加强儿童早期发展”，这表明了儿童早期健康保障的重要性。由于成长环境特殊、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且受限于户籍制度、流动生活及其他主客观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往往在健康成长及社会化适应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从已有研究结果来看，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健康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客观健康结果本身，更多考虑健康经济学、公共卫生及流行病学的因素，从而忽视了健康问题的社会塑造过程与家庭再生产过程。

有学者基于健康研究的生命历程视角提出了时间顺序与关键时期两个假说，其不仅强调了早期健康的重要性，更强调了个体所获得的早期健康支持与社会化过程等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因此，考虑到由家庭结构变动造成的“生理性弱者”与“社会性弱者”的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特征，将流动人口子女健康保障获得的社会塑造与家庭再生产过程作为研究起点，沿时间轴追溯到其生命历程早期就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

已有研究认为，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是主体生活选择的结果，更是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聚焦影响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可以梳理出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特征及家庭结构等在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中发挥作用的三大类因素。笔者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拥有婴幼儿子女（0至6岁）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流动特征以及家庭结构关系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家庭结构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会从不同的角度影响健康结果，并对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产生累积优势或劣势效应。这种累积效应一方面表现在年龄上，即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状况差异会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再生产（如对家庭成员的抚育和教育）的方式表现在对家庭成员的健康支持效果上，从而引发健康不平等结果。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反映出不同家庭所占有的资源与机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引发家庭成员在诸如健康行为、营养获取、医疗资源获取等方面的不平等，成为影响健康保障的重要因素。

笔者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职业地位高的流动人口，其子女更易获得较高水平的健康保障。丰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应，会使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自身健康以及子代健康都得到较多的投入，从而使家庭成员获得较高水平的健康保障。然而，对我国的流动人口来说，由于多数属于“从乡到城”的流动农民群体，其整体上在社会结构中仍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弱势位置，因而对下一代提供早期健康保障的家庭支持也会处于相对弱势位置。由此引发的现实问题是，流动人口亲代相对弱势的社会经济地位会经由家庭再生产过程在子代层面呈现健康不平等结果。

家庭流动特征与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

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期的健康经历对随后成长生活中的疾病风险抵御有长期的影响。当生活环境发生改变，家庭成员健康保障的支持体系也会发生改变。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如果经常处于“居无定所”的流动状态，其生活环境的不稳定将不利于其子女的健康成长。

笔者研究发现，由流动产生的成长环境对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具有重要意义，较小范围流动、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流动人口子女获得的早期健康保障水平较高。可能的解释是，小范围的流动不仅能使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环境的适应性更强，社会融入进程更快，还更容易与流出地保持联系，相较于长距离的流动，非急速变动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子代早期健康保障获得的支持作用更强；而生活在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健康风险可能会降低，体现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能够为子代早期健康保障获得提供更优的社会环境。

家庭结构关系与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

家庭因素的核心是家庭结构关系，稳定的家庭结构关系对家庭成员的健康保障获得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稳定的婚姻状态能够为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健康支持；另一方面，稳定的代际关系同样重要，如果父代与子代能够长期稳定地生活在一起，就可能会给予子代更多的健康支持。父母的健康知识与健康保障状况是影响儿童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父母在儿童的健康投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代自身的健康素质及健康条件等因素也会“传递式”地影响到对下一代的健康支持。

笔者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关系是影响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水平的最具解释力的因素，流动人口子女的早期健康保障获得与父辈的健康意识、家庭关系的稳定、家庭支持的集中程度以及代际关系紧密程度显著相关。此外，子女数量少、承担赡养老人压力较小、处于稳定婚姻关系状态的流动人口家庭，其子女获得更高水平早期健康保障的可能性更大。代际关系越紧密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获得更高水平早期健康保障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代际关系紧密程度实际作用表现在流动人口子女成长早期的留守/流动状态，因此，研究反映出留守儿童相较于流动儿童更不易获得健康保障的家庭支持。这也从侧面论证了对有留守儿童的流动人口家庭来说，现阶段流动中脱离家庭的社会塑造过程对其子代早期健康保障获得起到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作为流动人口家庭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流动”对其家庭成员健康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流动人口子女成长早期所获得的健康保障水平与家庭所处的社会结构性特征紧密相关。已有的关于健康不平等的代际研究，更强调的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给予子代的成长环境改变与生活资源支持，而较少论及由流动造成的多元化家庭结构因素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无论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抑或是回流儿童（由于学位不足或者家庭状况不符合升学条件等原因而返回家乡就读的流动儿童），主要归属于年轻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尽管新生代流动人口无论是从自身素质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都有着比老一代流动人口更好的条件和机遇，但受成长环境条件及相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家庭整体融入新的生活环境的程度并不充足，所导致的健康问题不仅表现在自身，还关联到其子代的健康保障获得方面，从而家庭再生产的机制就会引发健康再生产的不平等问题。

改善流动人口家庭面临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与执行的现实紧迫性。由于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动过程中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因而除了要在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干预，在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中加以强调，更要将其置于一个宏观的制度框架中综合考虑。在完善卫生健康政策的同时，在流动人口的卫生健康保障方面，更应注重基于家庭结构特征，完善家庭健康支持体系，突出对流动人口中特殊人群（流动人口的婴幼儿子女）的健康干预，从而最大限度地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不利因素对其子女健康保障获得的消极影响，消除健康不平等的社会后果。

来源：《中国人口报》 发表时间：2021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