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这样一个有些同志现在还感觉有些陌生的概念，确实反映着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方面的新思维，确实事关全局和长远。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些年来已经积极致力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反思，进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地做供给侧的深入研讨，形成了我们已有的新供给经济学认识基础。在中央明确做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指导方针之后，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既是鼓舞、又是进一步的鞭策。基于我们已经形成的新供给经济学的框架性认识，我们又在今年年初推出了《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这样的专著，听说三、四月份社会评价相当高，分别评为月度好书，都是第一名。这也说明方方面面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关注、重视程度相当高，而且大家在这方面愿意进一步深化认识。借此机会，结合中央的新精神，勾画一下我们已形成的基础性认识，再对应经济生活做一些展开讨论。

在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关于供需双方关系的认识，首先应指出：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有的同志说的供给侧陌生感我们可以理解，前些年我们相关的中央文件和媒体上，大量的信息里比较强调的是扩大内需，需求侧的概念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现在强调供给侧后，到底怎么把握，有不少同志是感觉陌生的。我们从经济学学理层面可说明，需求与供给的互动，就是经济学一向讨论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对基础概念：有需求，才产生用以满足需求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供给对需求的不断响应，形成了一轮一轮的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这种需求和供给的互动，如果需要得到政府调控影响的话，我们过去也已经认识到了，政府的调控作为，在于促进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这也正是从总量、从宏观角度来说，我们过去已经确定的政府职能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总供需动态平衡在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原来也合乎逻辑地存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一对概念。但是要承认：过去中外经验比较丰富、套路比较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它是总量型、指标单一可通约的反周期操作模式下的政府调控行为。每一个年度，政府管理当局要判断一下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属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如果是低迷阶段，政府调控的基本要领就是要在总量上放松，增加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流动性，抬升经济景气水平，它的量化指标是放松银根，使一般认为以M2为代表的广义货币供应更为宽松；反过来这一年度如果判断不是低迷，而是经济在高涨，有过热的风险和压力的话，那么正确的要领就是必须抽紧银根、控制流动性。宏观层面所有政策工具合在一起是实施“反周期”操作——这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清晰的通盘解释，是来自上个世纪凯恩斯主义的诞生，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实践中最先在一个国家中形成成功的案例，则要提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理论实践合在一起以后，在上个世纪，主要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接受了这种反周期操作需求管理的基本调控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南巡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都有意识地借鉴国际经验，再结合本土国情实施反周期需求管理的操作。但我们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强调的是必须注意到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要指出过去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调控实践中长期忽视了供给管理。如对供给侧管理作正面讨论，它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涉及到很多的要素和变量，过去的理论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但是调控实践中却不可回避。

试想有那么多年的需求管理，在政府决策方面本来认为使经济相对健康运行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怎么会来一个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对全球造成如此大冲击的世界金融危机呢？在此期间到来之前，为什么没有经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作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预测呢？危机发生后必须要做的反思方面，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而不必等待西方主要的经济学研究者达到条理化认识。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在这方面已明确地形成了认识框架。认识的起点，在于认明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中外实践中的进展，需要让我们的理论跟上。首先，显然需要探讨美国这方面调控的基本经验：美国人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调控中，固然运用了量化宽松为代表的需求管理，但是它做得特别有声有色、可圈可点的，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原来的思想积淀和理论成果，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一大套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措施。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管理当局在总结对雷曼兄弟公司生死攸关时未施以援手、其垮台后马上危机升级的教训之后，在危机继续演变中，较果断地先后以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种动用公共资源对一个特定市场主体“点对点”式的注资，过去主流经济学里从来没有讨论过，但是美国人采取这个措施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直至形成危机冲击之后进入复苏过程的一个拐点——到了给通用注资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迅速得到收敛，再往后的市场预期向好逐渐变成一个主要趋势。一步一步地我们看到，在美国，拐点之后率先完成了发达经济体里的复苏过程，如今已经告别量化宽松，进入到现在以对付通胀为主的升息轨道。就在给通用注资之后，在几轮量化宽松的同时，美国管理当局又非常有声有色地采取了一系列我们可以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供给管理方面的重要举措，这些已经得到很多的信息：形成概念的有美国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克林顿总统时期就反复强调的“信息高速公路”又有一轮接一轮的升级发展，以及后来强调的“制造业重回美国”，人力资本方面要引揽全球高端人才为美国服务，以及在特定产业增长点上如美国特斯拉的电动汽车，在它要突破瓶颈期的关键节点上，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视察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生产线，跟着美国能源部提供一笔规模可观的低息优惠贷款给予支持。我们现在看到特斯拉如此具有发展的气势，对前面的政府供给管理措施难道不应该好好做一些研究吗？诸如此类的事情合在一起，是美国实践的经验，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美国的经济学界对此做出什么条理化的分析和总结。

我们中国人所做的工作，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既然这种供给管理的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们当然应该合乎逻辑地研究它，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回过头来我们可以以这样的理论研究创新成果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和制度、政策的优化设计。中国自己的调控实践也表明，“反周期”的同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危机，从来都不能稍微忽视一点供给侧的结构优化问题。当年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又在1998年正式出任总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发生，1998年1季度的数据不对头，使他敏锐意识到必须采取有力举措，跟着就下决心实施年度预算安排的调整，迅速出台预算调整方案的同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作总量扩张，这属于需求管理的经济景气刺激措施，但跟着他明确给出长期国债资金投向的六大重点，如大江大河的治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升级建设，以及当时他特别关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匹配的全国要建多少多少平米的粮库这种硬件建设，又及农村区域电网的改造，还有当时已十分关心的房地产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托起的保障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等等，同时强调：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项目。但1999年，根据现实需要，又明确提出长期国债资金可以结合贴息方式用于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些处理的就是供给侧结构问题。温家宝总理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明确地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跟着启动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而再往后就是他主持一连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的结构优化问题。中国实践表明，政府介入结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要求。总之，实际生活表明美国、中国等经济体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调结构都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政府发挥职能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域。我们现在于经济基础理论层面，就要应对实际生活里的真实图景，而做出我们研究方面的新的努力，使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得到校正。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概念讨论开始，推进到关于供给和需求两侧必须增加对称性的讨论，再推进到关于经济发展中动力生成、传导、运行机制的全面把握与认识。这也对应于决策层已经点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关于经济增长动力体系和供给侧相关问题的研究。

在学理层面简要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是需求，有了需求，才会有后面要满足需求的所有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即供给侧的生产及其必然伴随的要素配置。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发表的论文里有一个排为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人类社会发展一个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二列是和这个时代特征对应的生产力视角一个个台阶上供给侧的演变，它的创新发力所提供出来的生产工具的代表性创新，第三列是跟前面两列对应的生产关系，即反映人和人关系方面的不同社会形态。最简单地说，人类社会一路发展中，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分工与合作从事供给侧的采集和狩猎，来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这种最基本的需求。再以后终于演变到人们的供给能力完成了走入农耕文明的农业革命，于是经过一个季节的更迭，人类社会就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期，通过供给侧提供的产出，不光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满足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按照历史唯物论，就可以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到了这个发展程度上，人类社会就必然要脱离原来的原始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状态。

再往后，供给侧往上提升供给能力的重大事件，是农业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以及现在我们面临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每一个具体的上台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所对应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到现如今最前沿的是什么？是已经形成了在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情况支持之下，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智能化，以及智能化支撑的“共享经济”——几乎完全超出了原来的想像力，经济生活中过去的竞争，有你就无我这样一个基本的排他逻辑，现在可以一下子转到另外一方，就是大家共享。虽然现在看到的还是某些点上的突破，但是苗头已经非常明显，跟着这个生产力新台阶往上走，我们的人际关系，即所谓生产关系视角上我们已经接受的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增长，共赢多赢式的发展，就是习总书记就任以来在国际国内场合多次明确宣布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些就反映着人类需求和需求的满足，是跟着供给侧一个个台阶往上的演变，对应着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回到基础学理层面，就是一句话的认识：生产力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如果稍微展开一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80年代邓小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战略判断，当时他在宦乡等学者做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一锤定音：我们所处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就是说，把关于基本的时代特征这个全局战略判断，归结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这话说出来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我这几十年在研究中反复回想，邓小平这个判断的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直率地说，他这个判断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基本战略判断，即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是从列宁那里延续而来的。当时既然是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别无选择，必须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打，要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去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邓小平这个战略判断引出来的，却是“再也不可错失机遇”，我们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改革开放中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两个基本判断引出的基本路线是如此的不同，但这两个基本判断论证的逻辑链条都是畅通的，那么就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的“实践检验真理”的原则：这两个自身逻辑都内洽的重大判断，哪个更符合实事求是，更接近真理？学者论证，到了核威慑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世界上有一个根据相关指标形成的核毁灭钟，原已很接近代表末日的零点了，但是它现在已经倒拨回来很大一段。虽然我们看到世界上局部的战争还不可避免，摩擦不断，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受到的战争威胁，特别世界大战的威胁，确实已明显地调低了。究其原因，植根于生产力供给能力的演变，而生产力正是在供给侧一个个台阶上升、阶跃式走到现在。宏大的主题后面，就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道理。

我们在学理上看清楚这一点以后，再往下要讨论的，就是关于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体系的认识，其关键也是要延伸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和把握。我们过去已经有了需求管理“三驾马车”之说，但人们现在已感觉它的局限性太明显了。不能否定“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合理成分，它是对总量型需求管理不得不做一个结构化的处理，因为要把一个总需求区分为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就开始有结构化特征，但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必须传导到供给侧，形成一个对供给侧更复杂的所有要素放在一起的结构化体系，才能引出我们对整个经济发展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是原来“三驾马车”之说已经内含、需要延展的一个逻辑链条。但是过去一旦说到供给侧，学术上涉及复杂的结构问题，学者们往往会望而生畏：模型都建立不了，怎么能发得出去论文，怎么评副教授、教授？另外又有一种安慰——一句话可以把这个难题打发掉：政府只要实行了总量型的反周期操作，熨平波动，市场竞争中要素的流动，会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的都卖出去了，这个时候的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结构，所以无需再花费多少心思去研究了。

这个认识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是要充分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我们现在看得也很清楚：这样一个认识隐含的理论假设，是“完全竞争”，虽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有助于理解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应充分发挥的原理，但这一理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社会的真实图景，我们强调：不只是中国，就是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社会生活真实的图景也是“不完全竞争”，否则无法解释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遭受危机冲击之后，美国政府供给管理的这些举措。

我们认为，现在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不完全竞争应该成为理论创新中的一个新的假设前提，要研讨理论假设“升级版”的情况下怎么认识经济运行与发展，怎样把整个动力体系的认知延伸到供给侧以后，对于全套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作正确把握。所以，我们跟着就要讨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间，政府除了反周期，还必须提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以及政府处理好能够使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供给。这都是在供给侧发力，都涉及供给侧改革的概念。

从供需互动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原理层面的点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需求的变化，广义的需求如果按照一般理解，作为人的需求出自人的本性，它是永无止境的。你设想一下，把一个乞丐一路抬到国王的高位上，他还想多活500年呢，这种永无止境的发自人类本性、称得上“贪得无厌”的需求，不是经济学可以讨论的，经济学所讨论的需求一定要给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我们现在看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钱包越来越鼓，就是社会总体上增加着“消费者主权”支配下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要实现于交易中，要使百姓买到称心如意的好东西，而且“用户体验”上要求升级换代，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应于花钱感受的“获得感”。获得感再进一步说，就是幸福感了。老百姓的“用户体验”要满意，这是需求最基本的趋向。

怎么满足它呢？对不起，需求者其实自己不知道到底怎么落实令其更加满意的诉求，一定要有供给侧的成功创新，提供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出品，让他们眼前一亮，欣然购买，把钱花出去，就形成了现实的交易和经济景气因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例子，是到了信息时代，大家都要用手机，乔布斯主导的成功创新的苹果智能手机产品，刚刚宣布问世，几天之内，大洋彼岸的中国就会出现对新款产品的抢购热潮。我亲眼所见，在北京西单商业区大悦商城苹果旗舰店，已经到了夜晚，仍是人山人海排队热购新款iPhone。这种情况，就叫做供给侧发力的真正成功的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在全球化时代成功创新的产品风靡市场的效应，已不是一呼百应了，而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老百姓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看到了这个手机的信息，拿到这个手机的样品，综合考虑下会迅速决定掏钱购买，跟着巨量的有效需求就体现在市场交易当中，这就成为消费潜力顺利、充分实现的情况下经济活力的释放，就带来更多的繁荣，需求与供给互动所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正是应当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

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国老百姓钱包鼓了，虽然现在排浪式的经济活动不多了，却还有排浪式的出国，大批人出国到日本以后，又会排浪式地购买在日本销售的“马桶盖”，就是家庭卫生洁具升级换代的坐便器。马桶盖被中国人大批购买的现象，引出了很多分析认识。开始认为，中国本土自己的制造能力、技术水平不够格，所以，中国人要跑到日本去买。后来发现不对，中国人买的这个马桶盖，原产地是咱们长三角杭州附近，是我们的生产厂家按照人家的规范和订单提供出来的产品。做何解释呢？不是我们自己制造能力不够格，技术水平不过关，一定是有别的原因。直言不讳地说，原因在哪儿？是在于供给侧的制度环境供给问题：我们的市场上，制度供给不够格。我的说法就是我们的这类家用电器市场鱼龙混杂，好的产品、不好的产品混在一起，老百姓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不能稳定形成购买以后自己用户体验和获得感的好的预期，他们便不敢买或者形成不了这种购买气候。但是到日本，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来了：放心买吧，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严格的政府监督，你买回来以后不会有什么烦恼，好好享受，就这么个区别。我们缺的不是技术和制造能力，缺的是我们怎么样发挥和维护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让真正好的产品形成它应有的品牌效应和公信力。按照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的说法，中国现在家用电器市场，就是处关系的市场，各个厂家都在这里处关系（实指处与政府管理方面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应该有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不能展开。马桶盖算是一个负面的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非常丰富了。简单地说，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如果看到需供给侧发力，在创新中形成新的转型升级的动力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打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视角，问题导向下，首先抓住的应该是制度供给这个龙头。制度供给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是纲举目张、统领全局的，跟着的是力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三层的互动构成我们引领新常态里的“创新驱动”，五中全会说的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

这就可引出对中国供给侧改革做相关考察分析以后的一个小结：供给侧的改革，就是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上要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作为核心内涵，优化结构解放生产力，实现动力机制和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如果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还要进一步展开一些，讨论一下供给侧的复杂性。

供给侧有它复杂的结构特征，这个结构特征使过去很多的研究者裹足不前。实话实说，大学、研究机构里那些必须解决怎么评教授、评研究员现实问题的研究者，他们如果写论文要寻求发表，还要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必须认同在全世界早已形成的学术范式，要建模型，作量化分析。研究需求侧的问题，模型容易建立，因为单一指标可通约易量化；一旦到了供给侧，建模都成了问题，这个论文怎么写？写了以后怎么发得出去？“看不到前景。所以，一般人的选择就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好在过去有一个认识，是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发掉的安慰：这个复杂的供给侧结构优化问题，可以交给市场由竞争中的要素流动自行解决，就无须研究者煞费苦心了。而恰恰我们现在于供给侧研究里比较活跃的这些同志，实话实说已经摆脱了需要发表论文评什么研究员、评什么教授这种约束，我们也更愿意直面现实挑战问题去“碰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以及可以评价的全世界所有的供给侧研究者，现在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供给侧漂亮的数量模型，但是我们可以首先建立理论模型，以求逐步深化认识。

我们现在可构建的理论模型，是把供给侧复杂的要素抽象、归结为五项基本要素：第一，劳动力；第二，土地和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能产生增值、带来剩余价值，就有了资本的属性；第四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第五是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在经济动力体系里各自有各自的贡献，是各领风骚的，但是在不同发展阶段里，它们的组合又需要有推陈出新。各个经济体的一般经验，是在走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过程中，前面三项比较容易被人们清晰感受到它们的贡献和支撑力，但是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种情况会发生明显改变。从中国自己的经验来说，首先看劳动力：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中国农村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低廉，形成了我们在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便支持着我们一步步走来发展成世界工厂、总量全球老二——传统体制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被称为“盲流”，要管控，这个概念改革开放后没有了，但实际还延续了一个概念叫“农民工”，这些人从农村流入城镇，做的是工人的活，只因为户籍在农村，所以被称为农民工，但劳动成本低廉的这种比较优势还是真正发挥出来了。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过去传统体制下无法与市场对接，一旦到改革新时期，首先在深圳，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也要招拍挂，即通过竞争机制，于是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激励，就使各种主体积极地通过竞争来取得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后面跟着带出的是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再看资本：一开始是明显匮乏的，但是有了开放的环境条件，首先便有外资认为到中国市场有利可图而进入，带来的不光是资金，还带来了管理与技术，于是引发了中国本土上不断在跟进中发展着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和一轮又一轮的投资与扩大再生产，到了现在，一般评价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中国整个市场上不缺钱。这三项在前些年的支撑力，是非常明显的，但最近几年，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贡献和支撑力在明显滑坡。

劳动力方面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招工难反着说就是就业容易，这方面首先我们看到低端劳动者——粗工、壮工、农民工，以及做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在市场上有了更强的要价能力——你不给我满意的工资我就不在你这儿干了。所以，整个市场运行的结果是低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节节上升。北京这几年保姆的工资水平是翻着跟头走的，我估计上海也这样。这个演变过程从正面来讲，是发展到了一定火候，低端劳动者实打实地参与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过程，他们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比全社会统算的平均工资增长还要快一点。所以，这几年中国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基尼系数高于0.49后没有再往上走，而是稳中趋缓，落到0.47，这跟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是对得上的。正面讲这就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具体表现。但是负面来说是什么呢？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过去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在这方面迅速丧失，又加上了中国现在人口结构“未富先老”所造成的拖累，这就可以看清楚，首先发生在珠三角、以后发达区域都要讨论的“腾笼换鸟”势在必行。我们原来的传统制造业腾到哪里去呢？是要腾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地，这和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儿流动，是一个道理，腾笼以后换鸟换得成换不成，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换不好没有实现升级换代，我们就被边缘化了、发展就被憋住了。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我们过去看到它的支撑力，但这些年在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补偿成本迅速抬高、越来越高，本来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还有大约四亿人要从农村到城镇定居，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个动力源与引擎发力，伴随的就是建成区必须扩大，而这个扩大过程中，这些年形成的讨价还价机制所抬高的综合成本，已经很显然地威胁着我们进一步往前如何再保持发展势头了。比如北京前几年城乡结合部拆迁碰到的具体补偿概念叫做1：5，即拆一平米必须给5倍面积商品房的补偿，这个事才过得去，社会才能接受。十几年前，北京曾报出一个社会上议论纷纷的事情，拆迁碰到一个钉子户，怎么谈谈不下来，晚上忽然进去一群人把这家人控制住，是把人家捆起来，眼睛还蒙上，扔到一边，然后听到的是机器轰鸣。第二天这家人被解救以后看到这一片已经夷为平地，媒体一片哗然：北京首善之区，出现建国后过去闻所未闻的野蛮强拆事件。怎么解决呢？居然后来没有结果，据说是这家人只能猜，没有证据、说不清楚谁干的事儿，连起诉都没法做。但这个事情不可复制，后来我们听到各地因为拆迁动不动就出人命，出流血极端事件，这就制约着城镇化与土地开发进程，如果不另辟蹊径，这条路可能越走越窄。

资本这方面，现在普遍反映说资金是雄厚了，但是这些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一边是“三农”的生产经营，还有小微企业，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手中有钱的主体不知道该往哪儿投，这两边对不上，其实反映的是经济学中早就讨论的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已在中国普遍、大量发生，这方面真正处理好升级换代的问题才有出路，一定要有新的一套动力机制。

面对上述三项要素的滑坡，要更多地打后面两大要素的主意。现在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力”概念是聚焦在哪里？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必须要强调的制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说的这个话，表述上是非常简洁的。我记得，那时候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曾经对毛主席提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个看法：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毛主席琢磨了以后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这表现了两位领袖人物思考问题时的侧重点明显不同，毛主席最关心的是不要落入所谓“唯生产力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特别关心的是一定要务实地赶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跟上时代抓科技。当年我也在努力地学习马列原著，记得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里有一句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我觉得邓小平的印象就是从这儿来的。什么叫革命性力量？就是现在很多企业家所说的“颠覆性创新“，科技可以一下子改变局面开创新阶段。学者的论证是：生产力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里面不是说要做加法变成四要素，这个组合不是“3+1”，科技是乘上去的，传统的三个要素迭加一个乘数，这个放大效应是革命性的，所以它是第一。颠覆性创新，讲的还是这种特定要素的贡献。

正像360公司的周总说，颠覆性创新体现出来，把原来认为只能收费的变成免费的，360的免费杀毒软件一下做到通吃，整个社会谁也不必再花钱买杀毒软件了，当然老百姓得到好处和实惠，但360公司做了这么多努力，靠什么形成它的赢利模式？是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牛来买单”，他真搞成了。这种颠覆性创新，“零边际成本”，大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的质量，增加了老百姓的获得感。又比如我们现在智能手机的摄影录像都成为“傻瓜”模式，过去光圈、快门、感光度这些组合，是要专业训练的，现在不用，傻瓜模式，照出片子怎么美化，软件都弄好了，用户体验完全是新境界。这些颠覆性的创新，在中国一定要跟上，要抓住不放。

我们注意到，过去所说需求侧的三驾马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动力滑坡的时候，亟需形成有支撑力的上行因素来对冲下行因素，缓解压力打造升级版，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央提出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和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接着要说的是，一定要强调：在中国科技创新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中必须配上制度创新。西方学者一开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注意到把前面的传统要素算清楚贡献账以后多出的那一块（所谓“索洛余值”），虽然量化起来困难，但是一定跟科技有关。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把所有东西等量齐观的概念，它强调的是传统要素之外的科技，但我们还需要吸收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的成果，明确地加入制度因素，聚焦到制度和科技这两项。理解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生活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吴敬琏老师过去所强调的一句话，在很多特定观察下，“制度高于技术”，因为科技创新在中国转轨中迫切需要由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

科技创新自身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创新，包括高校、研究机构、企业要合在一起努力实现的攻关突破，有这么多投入下去，一百个项目能成功几个，谁也不清楚，无法打保票，要调动这些创新者的积极性，不是你揪着他的耳朵说你给我出成果他就能出来的，必须要有一个适宜的、符合科研规律的制度环境，包括其中的人文关怀。在这个制度环境能够比较符合科研规律地调动和释放科研者积极性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太看重它，美国日常生活中对硅谷有谁强调它的制度环境？但是实际上那里非常开明，那些分散的小规模创业主体、创业小组，在美国的小平房里、车库里作各种“胡思乱想”，“奇思异想”，在这帮科技精英想怎么创新的时候，后面跟上的是已经有“有限责任”制度框架的一帮金融精英，他们不惜动用成规模的资金去支持选择出的特定对象，在里面试错，这类天使投资、风投、创投，支持100个项目不求成功十个、五个，这里面成功两个、三个就不得了，即便成功一个，如果成功的程度比较高，就可能一飞冲天，所有的投资一起加总也可取得丰硕的回报。这种创新过程看起来好像是科技精英、金融精英在主导，但其实离不开政府营造的低税、开明、少干预、多服务、给予人文关怀鼓励的创新的环境。这些年看起来硅谷的经验全世界都在学，但中国人往往很难学到的是美国开明的制度环境。我这大半年很有感触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者在创新、科研努力中的现实问题，非常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实际生活里各个方面如此看重科技创新的同时，却出现了很多在具体观念、管理环节上按官本位逻辑、按行政化趋向，把“八项规定”之后用来约束官员的一些规则，一股脑变本加厉地施加到科研人员头上，对高校的教授，研究单位的研究员及他们带领的团队都有这种“加强管理”措施，而且做得非常起劲儿。

我们注意到，2014年政协俞正声主席就强调，不要把八项规定的管官员的规则，套用到知识分子头上；到了2015年下半年、2016年年初，国务院方面有非常明确的信息，是推出优化学术环境的国办文件，强调不能把官本位行政化的东西施加到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中去，中央还专门推出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文件。克强总理前一时间，又反复强调砍掉科研领域的繁文缛节，后来到北大、清华调研、座谈、视察，他已经把一些问题直接点破到细则上了。他说，现在科研课题经费管理中，教授只能坐飞机的经济舱、高铁的二等座，这都是什么规定？这正是指有关管理部门非常起劲的在这方面“加强管理”的规定，不光是现在执行这些规则，而且还要往前追溯，把前几年的课题，包括科研人员自愿参加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一起翻出来重新处理经费报销问题。课题里面的学术带头人，哪怕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老科学家，如果行政上没有司局级待遇，出国也只允许坐经济舱，国内则司局级的也只允许坐经济舱，过去已经报销的公务舱机票，统统要算出与经济舱的差额，把这笔钱倒退出来，即把已经报销的科研经费要吐出来。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超出的通通要退钱。老科学家、老知识分子上高铁连一等座都不能坐，这在天理人伦上都说不过去啊，但现在就是这样，管得非常起劲。退钱退到哪儿呢？按道理回到横向课题里，还是应可使用的吧，不行，不能动，实际上听起来是“充公”的意思，退回去就不能再用了。诸如此类的事情，符合科研规律吗？还有，一天市内交通费80块钱封顶，在北京打个车去机场要一百多块钱，超出80块钱的部分不能报销，已经报销的退出来；餐票一张一张要标清楚和谁吃的，意思是要找人对质的，以人均50块钱封顶，超过50块钱的吐出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著名海归教授钱颖一前几年担任独立董事拿到的薪酬，现要一股脑吐出来（其他系主任、院长们概莫能外）。这些事情现在做得如此起劲，我的感受是什么？是煞有介事的官本位，漫无边际的行政化，它不符合科研规律，不符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研人员面对巨大的科研创新不确定性，他要能够“内生地”发挥积极性，持之以恒地做科研，需要感觉自己处于一个有基本人格尊严、有心情做科研的人文环境，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科研人员普遍感觉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横向课题干脆不接了，计划课题也是能不接就不接，中央早在传统体制下就说要让科研工作者5/6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科研，做得到吗？学术带头人要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学生在教务处的楼道里彻夜排队解决报销的问题，有填不完的表，动不动写思想汇报和检查，处理怎么把钱吐出来的具体问题、还引出多少多少不愉快。试想，海外有潜在可能性走钱颖一之路的这些高端人才，知道钱颖一们现在的苦恼，他们会做何感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要真正抓住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要真正鼓励引导成功的创新，需要教育改革，需要科技改革，需要解决真正符合科研规律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一定是把科技和我们的制度供给问题放在一起把握，在中国转轨过程中，更要把“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空间说到位。说实话我看总理很着急啊，反复讲砍繁文缛节。在前一段时间的博鳌论坛上我曾得到机会向他进了一言，我说总理希望您在百忙中关注一下水平非常高的国办优化学术环境这个文件的落实。他很敏感，马上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都不动。他当即表态回去一定要抓，果然没几天社科网站和新华网又全文发了一次国办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到了清华、北大，总理更是直接讲课题经费管理这个事。前几天，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总书记又专门讲到科研规律和人才培养，要使我们的科研人员有荣誉感和获得感。这件事的取向已很清楚：我们必须在实际改革过程中，于问题导向下解决问题。这是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特别要抓住的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龙头，是全要素生产率里必须聚焦的内容。

这一大阵“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的表现也警示我们，供给侧的供给管理它是有可能走入误区的，我们传统体制下，有最典型的非理性供给管理，认为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中心可以控制所有的结构问题和细节问题，企业建一个厕所都要它批，不批就不能建，这种供给管理是违背客观规律窒息生产力和积极性的，对科研的不当“加强管理”又是在走类似的错路，不能不纠正。所以在供给侧，要抓住真正“理性的供给管理”，要谨防以加强管理为名的扭曲乃至倒行逆施。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www.chinareform.org.cn/people/j/jk/Article/201607/t20160722_2529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