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病毒和生物安全的跨国危害

冷战结束后，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出入境游客数量的迅猛增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的正常生存、发展以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侵害和损害的状态――也可以说，生物安全是各种生物不受外来不利因素侵害和损害的状态。其中，外来因素包括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如转基因技术），外来有害生物的引进和扩散，对人类生产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各种传染病、害虫、真菌、细菌、线虫、病毒和杂草等。

生物安全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物安全是指防范现代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即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风险。广义的生物安全还包括重大新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外来生物入侵、生物遗传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流失、实验室生物安全、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武器威胁等。

病毒和生物安全之所以容易造成全球性危害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防控能力不足，对健康教育的普及度不够。虽然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众的教育水平低，难以获得科学知识类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各种病毒的传播。

二是未能构筑起合理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包括疫情爆发的监测和预警、疫情防控跟踪、有效介入和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运转和更新等。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长期战乱频繁，国内政局不稳定，政府更迭频繁，致使国家难以投入大规模资金去建设和完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三是国家间有时以邻为壑，未能携手抗击传染病。从国际层面而言，控制或根除传染病的最好办法是各国积极加强医疗卫生合作，这样才会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速度来控制或根除传染病。然而，各国基于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量，有时会坚持“本国优先”的考量，弃他国利益于不顾。病毒和生物安全造成的全球主要危害包括：一是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范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国家间交通运输与商品物流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界和动物界的接触频率大大增加，一旦受到传染病、动物疫病以及流行性疾病的传染，极易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和扩散，从而对各国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中国医学界领域的权威杂志《传染病信息》对2019年的全球疫情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在2019年，全球已经爆发或正在爆发主要传染病包括麻疹、炭疽、霍乱、登革热、黄热病、甲型肝炎、新冠病毒、西尼罗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布隆迪疟疾、“超级真菌”（耳念珠菌）、尼日利亚拉沙热、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因此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传染病不仅传播范围广、速度快，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科学检测技术、疫苗研发和筛选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人类对许多新发的烈性和高致命性病毒处于初步认知阶段，这间接导致人类在应对病毒暴发时反应能力不足，短期内难以根治。

正如美国疾病生态专家彼得·达萨克所言，随着人类的生态足迹更接近偏远地区的野生动物，以及野生动物贸易使这些动物进入城市中心，由此导致的后果正呈指数级增长。由于史无前例的道路建设、森林砍伐、土地清理和农业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旅游和贸易，人类极易受到冠状病毒等病原体的影响。

然而，世界应对大范围流行病的策略严重不足。从政治人物到公众都把它当作灾难来应对：我们坐等它们发生，并希望发生后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但是，即使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候，各国仍然没有研发出能够针对2002-2003年SARS病毒的疫苗，以及针对艾滋病、寨卡病毒或一系列新出现的病原体的疫苗。问题在于在疫情暴发间隙，有关方面投入资金加以预防的意愿减弱，针对散发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发工作。例如，自2016年以来的全球麻疹疫情导致多地病例数持续上升。WHO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全球麻疹病例数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倍。其中，刚果（金）的麻疹疫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最严重的，该国是2019年报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截至当年11月，病例总数达到280677例，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604人。

二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

由于对病毒的恐惧和政府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保护，病毒一旦发生后，人类会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限制物流贸易的跨省市乃至跨洲际流动。长此以往，公司销售额和利润减少，被迫裁员，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在2009年的美国甲型H1N1流感疫情中，疫情对金融股票、旅游业和养殖业以及肉类产品贸易等均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金融股票方面，英国伦敦航空股票下挫17%，创2001年“9·11”事件以来最低。在巴黎，法-荷航空公司股票损失10%，西班牙IBERIA航空公司股票下挫近9%。在养殖业和肉类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菲律宾和泰国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猪肉及其制品。在旅游业方面，许多国家已经向国民发布预警，要求不要前往疫区旅行和处理公务。欧洲最大的旅游公司，德国TUI公司宣布取消所有前往墨西哥的旅游团组计划，意大利规模较大的旅游公司如Ventaglio、Alpi tour和Hotel plan也宣布取消700名前往墨西哥旅游者的旅行计划。在埃博拉疫情中，疫情已经直接影响到西非服务业、航空业和旅游业，正向矿业扩散，并对有关国家赖以发展的外国投资产生了影响。据报道，自发现埃博拉确诊病例以来，塞拉利昂的经济活动已减少了近30%。世界银行预期几内亚的经济增长率将从4.5%下滑到3.5%。服务业占利比里亚GDP的近40%，疫情使利比里亚服务业遭受重创，经济和商业活动远低于常年，相关税收下降40%一60%。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表示，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埃博拉病毒暴发和蔓延导致西非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此次埃博拉疫情将导致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及未受疫情袭击的科特迪瓦4国GDP减少1%-1.5%。

三是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

当国家或地区遭遇病毒的大规模袭击时，如果国家应对不力，任由疫情发展，很可能会导致国家出现“失控”局面，尤其是当疫情跨越国界在全球肆虐时，不仅会激化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冲击金融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更重要的是，本国或外国敌对势力也会趁机攻击政权的合法性，从而对本国的政权稳定造成潜在的冲击。

当一些国家出现传染病、动物疫病以及流行性疾病时，其政府一般会采取限制旅行、禁止旅客入境甚至“封城”等举措，这不仅会严重打击旅游、教育、科技、交通、农业、公共卫生系统等诸多领域，政府还必须要筹集抗击疫情费用，保证医护人员和隔离人员的安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该国缺乏强有力的政权基础和管理体制，很有可能会促使该国政府走向解体。尤其是对非洲国家而言，政治体制严重官僚化，党派林立，相互掣肘，腐败现象严重，“强社会、弱政府”的失衡状态导致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国家建设的能力严重不足，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难以给本国民众提供合理而有效的医疗卫生保障。

02 新冠病毒对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显示，自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发现新冠病毒（COVID-19）以来，截至北京时间3月25日11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40万例，达421792例，全球死亡病例达18883例。

新冠病毒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再加之新冠病毒正在发生变异，这势必会加速其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传播速度，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其中以民众生命安全和经济影响最为显著。

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截至2020年3月24日，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我国现有确诊病例4287例（其中重症病例1399例）、疑似病例13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3650例、死亡病例3281例、报告确诊病例81218例、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93223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3356人。据日本放送协会消息，根据日本各地方自治团体和厚生劳动省通报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月25日晚8点，当天新增6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277例。截至当日日本国内感染新冠肺炎死亡44人。25日东京都新增41人确诊感染，当时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东京都感染人数最多，达到212人。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截至3月25日24时，韩国较前一天0时新增100例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9137例。需要指出的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所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启动临床试验，这是国内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冠疫苗。然而，这只是疫苗研制的第一步。实际上，人类利用疫苗对抗病毒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研制的实验疫苗无数，但目前仅有20余种疾病可以用疫苗预防，其研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全球有几十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研发，但在后续临床试验中，这些备选疫苗在人体内能否产生抗体，能否对病毒产生作用，会不会出现免疫过激反应，这些问题如同一道道关卡，大多数备选疫苗最终都会倒在这些关卡前。

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封城”、延长学校假期和企业复工时限等举措。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的经济将受到直接冲击，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已经遭受较大损失，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困境，居民消费受到负面冲击，制造业、房地产、基建等投资也受到遏制。疫情不仅对中国的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对日韩两国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国在机电产品（尤其是汽车零部件、半导体）、化学制品（尤其是新材料）等领域对日韩敞口较大，产业链的延伸可能冲击国内中下游半导体产业、汽车制造业。例如新材料行业，日本新材料行业技术底蕴丰厚，诸多细分领域为全球龙头，尤以膜材料最为突出，例如压力测试膜、电磁屏蔽膜、LCP、高压缩比PTFE、MS树脂等。此外，中国国内PX产能建设受限，随着国内聚酯产业链的不断扩张，PX的对外依赖度持续上升，2013—2018年国内PX对外依赖度维持在50%以上的较高水平。日韩是中国重要的PX进口来源地。2019年1-10月，中国PX的进口来源地中，前4名分别为韩国、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进口量分别为498.1万吨、178.3万吨、103万吨和86.8万吨。一旦日韩疫情进一步恶化从而影响生产，中国短期内将难以找到相关替代品。在汽车行业，根据一项发布的报告，湖北、广东等11个宣布延迟复工的省份占中国汽车产量的比重达2/3，如果这些企业在3月中旬复工，第一季度汽车产量损失将超过170万辆，比疫情爆发前的预期下降32.3%。同时，中国是汽车行业零部件的重要提供国，而疫情重灾区湖北省又是中国汽车制造业大省，受疫情影响，汽车产业链上的相关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美国均将受到负面冲击。尤其是日本，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占到整体进口量的三成以上，汽车零部件供应不足将导致日本国内车企暂停生产，或考虑在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生产。

当然，随着中国逐渐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国内经济逐渐恢复，中国同日韩两国的经济关系会逐渐恢复正常。从全球经济的视野来看，随着亚洲以外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升级，全球经济也将逐渐陷入衰退。

短短几周之内，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股市、油价、债市也随之价格暴跌。以股市为例。2020年3月16日，标普500指数开盘下跌220.55点报2490.47点，跌幅8.14%，触发本月第三次熔断，美股暂停交易15分钟；纳斯达克指数开盘下跌482.15点，跌幅6.12%，报7392.73点；道琼斯指数开盘下跌2250.46点，跌幅9.71%，报20935.16点。恢复交易后，美股跌幅继续扩大，道指一度跌逾12%，创1987年以来最大跌幅。道指、纳指、标普500指数均跌逾11%。这是美股史上第四次出现熔断。3月19日，亚太市场也集体大跌。在休市两日后，菲律宾基准股指恢复交易后大跌12.4%，触发熔断停牌，再次恢复交易后一度暴跌24%。韩国KOSPI指数一度跌超8%，触发熔断。印尼股市盘中跌超5%，触发股市交易暂停，这是6个交易日内的第四次暂停。日本股市跌幅较小，但软银在东京跌幅一度扩大至18%，创200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澳大利亚标普200指数跌超3%。13股价大跌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2002-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流行范围主要是亚洲，确诊病例大约8000例，造成4000亿美元的损失。新冠病毒疫情的规模已远超SARS，如果疫情迟迟不能平息，世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增大。西方学者预测，疫情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如果出现世界经济仅增长0.5%的末日情景，全球经济将受到2万亿美元的冲击。l2l高盛公司预测，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下降至1.25%。尽管有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但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三是敌对势力攻击执政合法性。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国通过“封城”建立医院和隔离区、要求民众外出戴口罩等多种途径来遏制疫情的快速蔓延。世界各国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的国家同情并赞叹中国政府采取的坚决措施，也有国家批评中国现行社会制度。批评者先是不满对近千万人口的武汉进行“封城”的举措，随后攻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的阻止疫情蔓延的措施“效率低下”，致使疾病在全国扩散并传播到境外。还有批评者（主要是美国政界和媒体）声称，疫情的发生和蔓延表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同时，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以特朗普、蓬佩奥为首的部分西方政客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美国此举的实质就是将新冠病毒作为对抗中国的抓手，激发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仇恨，以此来动摇中国政权的稳定性。

03 区域经济开放与相互依赖必须关注生物安全

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投入较多的战略资源来发展生物安全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18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该战略是美国首个旨在全面解决各种生物威胁的系统性战略，同时指示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生物防御指导委员会，通过监督、协调15个联邦政府机构和情报界工作，来评估和打击针对美国的生物威胁。《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拟通过建立一个分层的风险管理方法来应对生物威胁和事件，并达成五大目标：强化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建立迅速响应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恢复能力。

2019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生物战略2019——面向国际共鸣的生物社区的形成》，展望“到2030年建成世界最先进的生物经济社会”。此外，日本文部省定期拨付资金开展“全球传染病等生物威胁的新冲突领域研究”项目。该项目由日本国立保健医疗科学院领导，由日本防卫医科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参与，重点关注生物安全发展现状与全球治理；生物安全与病原体管理；合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的生物安全；两用生物技术的生物安全研究与教育。

反观中国，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出台《全国麻疹监测方案》《黄热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裂谷热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西尼罗热预防控制技术指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等一系列疾控文件。在生物法方面，2020年3月，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中国将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已计划启动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编制工作。持续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全面纳入农业、林业、渔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措施的实施。同时，将编制《中国生物多样性白皮书》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全国生物多样性状况，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平台，明确威胁因素，提炼保护与监管模式，制定保护策略和政策建议。此外，以新冠病毒爆发为契机，中国司法部决定要加强行政立法和法治政府建设。具体是指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修订起草工作，认真评估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全面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由此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生物安全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给人类带来福利和方便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新的威胁，甚至影响政权稳定、国家安全。

以生物入侵为例，生物入侵是指生物离开原生地，由原来的生存地（国家、地区、生态系统），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传播到另一个环境中，损害入侵低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而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交通网络和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国内人员的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规模程度和人口的国际流动率较以前迅速上升，从而加大了病原体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

“随着对外交往和商业贸易的日益增多，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来物种入侵形势。由于缺乏天敌，外来生物入侵和农作物病虫害每年都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进境口岸共计截获外来有害生物6305种、122万次，种类数同比增加1.8%，截获次数同比增加15.97%。根据统计，入侵我国的外来有害生物达到500多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入侵物种中，入侵我国的就有50余种，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15也有数据表明，中国成为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因此，区域经济开放与相互依赖必须关注生物安全。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两组关系：

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关系。当今生物威胁正在从地区向全球蔓延，全球生物安全的形势正在变成持久现实威胁，已成为影响国家利益的重大现实挑战。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与国家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一旦国家出现生物安全问题，对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秩序都会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最终威胁到国家利益。因此，必须要将生物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生物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它的安全是生态保护的重要领域，是生态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生物能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人类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之一，它的安全是资源安全下能源安全的构成要素。生物安全风险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紧密相关，它的安全属于社会安全下的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科技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它的安全是科技安全下的科技应用安全的范畴。生物科技的非和平运用使得生物武器与核武器一样，是军事安全下的军事装备安全的要素之一。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次级要素，同时隶属于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和军事安全，具有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特点，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保证。

04 新冠病毒：东亚合作的行动力

当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新冠病毒形势时，日韩政府以及各界纷纷向中国伸出援手，提供医疗设备和物资援助。中日韩再次认识到对话协商是促进三国乃至整个东亚形成合作的良性驱动力。三国间主要是通过高层沟通、电话会谈、捐赠物资等多种途径来加强防疫抗疫。

首先是双方加强高层沟通和电话会谈。2020年2月1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见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深化抗疫合作，共同筹备好两国间的重要高层交往，推动中日关系取得新进展等达成共识。2月2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商定共享两国临床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经验，加强防疫部门之间的合作。2月2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通电话。王毅表示，相信我们共同战胜疫情之后，中韩友好感情会进一步加深，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会更加活跃。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努力防止疫情蔓延，密切展开合作。3月13日，中韩外交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视频会议，双方在会上交流各领域疫情防控和诊疗经验，并就防疫物资的接收和对企业经营的支援等合作方案进行探讨。

其次是双方互相捐助防疫物资。自2020年中下旬以来，中日韩三国间展开一系列的捐赠疫情防护物资的行动。日韩两国不仅积极向中国伸出援手，中国也在克服自身医疗困难的前提下向日韩两国提供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紧缺的医疗物资（见表1）。

（表略）

未来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模式可先从“低敏感”领域展开，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边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具体可概括为：

一是以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来推进中日韩的医疗合作。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可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地区安全卫生具有政治敏感度低，社会普适性高等特殊性质，可有效利用该特性推动中日韩三国积极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加强在地区卫生治理领域的合作。2020年3月20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王毅表示，感谢韩方和日方积极响应中方倡议，以视频方式共同举行新冠肺炎问题三国特别外长会议，这体现了我们在重大挑战面前团结协作、共克时艰的坚定决心，展示了我们携手战胜疫情、致力于维护正常交往合作的积极意愿。会议就以下事项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加强三方合作，共同遏制疫情发展；同意探讨相互衔接的联防联控机制，有效防止疫情跨境传播；同意寻求共同接受的办法，努力维护与经贸合作有关的必要人员往来，稳定三国产业链、供应链；同意尽早召开三国卫部长会议，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同意以共同抗疫为契机，不断增进三国民众间的友好感情；同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水平，携手为全球抗疫斗争做出应有贡献。

二是积极促进三国间的民间外交。民间交流与合作是三国间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根据中日两国相关机构调查的数据显示，两国受访者关于对方国家的总体印象持续改善，对当前中日关系“看好”的受访者持续增加。以中日两国为例，2019年10月，根据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开展的中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印象较好（或相对较好）”的比例达到近年来最高的45.9%（2018年为42.2%），日方这一数据也出现好转，2019年达到15%（2018年为13.1%），同样为近年最高。尽管如此，领土、历史等问题仍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与两国政治关系2018年以来持续改善的大背景相比，两国受访者部分数据改善的幅度并不大，有些数据甚至出现回落，这说明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并不牢固。虽然两国的民意调查数据值不稳定，但是“看好”中日关系的数值在稳步增加，这充分说明两国间民意的相互认知是在不断变化的。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努力提升两国的民意好感度，改善相互认知偏差。

三是加快推进经济、科技等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韩三国应积极推进彼此间经济、科技等部门的交往与合作。在经济方面，要深入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努力达成现代、全面、高水平、互惠互利的三边自贸协定。2019年12月，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这是一次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会议，为未来10年三国的合作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会议一致认为三国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以培育良好营商环境，并在RCEP谈判成果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现有机制开展更多三方合作，共同促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稳定和确定性。在科技层面，三国要利用各自在科技领域的优势推进科技合作。中日韩都是创新大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各有特长和优势，加强政策、技术及人员交流合作有助于分享创新成果、提升创新能力。中方倡议将2020年确定为“中日韩科技创新合作年”，提升三国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等方面的合作水平。我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打造面向未来和民生所需的新产业和新业态。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共同为科技创新合作营造开放、合作、非歧视的环境。三国探讨金融科技领域合作，研究提升移动支付便利化水平，为三国游客提供更便捷的支付服务。

新冠病毒疫情最终将拉紧中日韩三国，而不是导致更多的问题在中韩间爆发。

首先，随着日韩两国疫情加剧，中国会采取更多减少两国人员接触的措施，但中国不会禁止所有日韩人入境，中国已经建成强大的基层防疫体系，各地对来自疫区的人进行检测和隔离很有经验。另外，中国有丰富的抗疫经验，随着国内抗疫形势的进一步缓和，一些防疫资源也能够腾出来，在韩国需要时向其提供帮助。这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可能大大压过之前导致不愉快的细枝末节，为改善国家关系留下积极、正面的记忆。然而，海洋权益争端、大国战略博弈、地区军备竞赛一直是中日韩三国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绊脚石。如中日两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钓鱼岛主权和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争议。中韩间的“萨德”入韩事件一度损害了中韩间的战略信任，致使中韩关系一度降至历史冰点。此外，美国不仅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还积极构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以加强对地区事务的速反应能力，遏制中国的高速崛起，保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空霸主地位。这一系列因素仍然是阻碍中日韩三国合作的绊脚石，中日韩三国若想顺利推进在医疗、经济以及科技领域的合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来源：《和平与发展》 发表时间：2020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