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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也见证了国家政权的兴衰和变革。国家统一时大运河繁荣，分裂时大运河衰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21世纪以来，围绕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及其沿线地区发展，在中国8省（市）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亿多人民的直接参与或关注中，述说了“中国大运河”传奇。

大运河以其3000多公里的历史遗产，讲述着2500年的中国故事，是拥有历史与现实交融品质的超大型文化资源，在展示古代中国、滋养现代中国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可顾名思义地解读为规模宏大的、以长距离运输为目的的人工河道系统。因之“大”，而有成之难；因之“运”，而生国之利；因其为“河”，而有滋养连通之功。相应地，规划、建造、维护大运河的过程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决心与勇气，漕运系统支撑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和大一统格局，以及运河沿线人文自然景观持续交融演进，从而塑造的自古至今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面貌，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题中应有之义。

凝聚中华民族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创造精神

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486年的春秋时期，经历2500年由国家主导进行的建造、使用和维护。公元7世纪（隋代），大运河第一次全线贯通，形成沟通都城与南北主要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以东西方向为主的漕粮通道。公元13世纪（元代），因政治中心的迁移转而形成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遗产分为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会通河段、中河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卫河（永济渠）段、通济渠（汴河）段，共十大河段。目前已通过考古研究确认、并确定为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运河遗产”，包含河道（含河道遗址）3166公里（其中主线长度2681公里），以及运河水利与航运工程遗存、仓库和管理设施遗存、伴生的建筑与园林、历史街区村镇和环境景观等，共364项。

1996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发布了《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在全球范围内提出7条运河，“在其整体概念和建造上都有重要性”，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并对它们进行了等级评估。中国的大运河和法国的米迪运河均获得11分、并列第一，证明了大运河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和重要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他6条运河都修建于17世纪之后，受益于能源动力和建筑材料的革命性突破，使建造大型船闸、大坝成为可能，均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利规划与工程技术典范。与它们相比，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却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在农业文明体系中不仅创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而且包含了古代社会大部分创新水利思想与技术，如跨越五大水系的河道规划与管理，运用闸、坝、堤、堰、弯道等调控水流的工程与技术，束水攻沙、治黄保运等治水理论和方略，并产生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工程实践，如北京的水源工程、通惠河与会通河的梯级船闸工程、济宁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工程、宿迁淮安段的堤防系统工程、沿太湖的塘路工程、江南的堰坝与大型拱桥工程等。这些原创性的古代中国的规划和技术成就，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决心和勇气，是人类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支撑国家政权的运行，见证古代帝国的兴衰

大运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由国家持续维护和建设，起初用于军事目的，自隋代以降主要服务于漕运。“漕运”制度是维护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稳定、繁荣发展的重大创造。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分段分级管理，在资金、技术、安全、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实现国家粮食、军资、官盐等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调配，最多时每年有上万多条船、总量达400—600万石漕运量。

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也见证了国家政权的兴衰和政权变革。国家统一时大运河繁荣，分裂时大运河衰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隋代大运河为唐宋时期帝国政权的维护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元代至明清的大运河加强了北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为北京地区在唐宋以后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奠定了基础。此外，大运河还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如洛阳、西安、天津、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相联系，成为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内陆航运通道。

塑造沿线各地丰富多元、持续演进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发展面貌

大运河曾经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城镇，也孕育了众多因运河而繁衍生息的村庄。它创生和维持了沿线居民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许多与其密不可分的文化与习俗，如运河人家、运河街市、运河传说、运河文学与艺术等，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温床之一。在儒家文化、泰山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一系列具有中华文明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明、文化塑造和发展过程中，大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运河的持续修建和维护，也促进了其所经过地区地形地貌和景观的不断变化和形成。漫长的历史中，它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及沿线的湖泊、三角洲区域相互关联、共同演变，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河流生态景观。围绕运河航运而进行土地开发、利用，体现了跨越巨大时间、空间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诠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与不懈追求

大运河生于国，成于民。它淘尽许多千古风流人物，有夫差、曹操、隋炀帝、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将相，也有白英、潘季驯、郭守敬、靳辅等开河才俊和治河英雄，还有张继、皮日休、王安石、曹雪芹、张择端等文人，圆仁、成寻、马可·波罗等外国名人。但运河之建造、河工之伟大，终究源自历史进程中统一国家发展的必然诉求，出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21世纪以来，围绕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及其沿线地区发展，在中国8省（直辖市）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亿多人民的直接参与或关注中，诞生了一个“中国大运河”传奇。如今，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集成与创新，必然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注入新的活力。国家之文化标识，人民之幸福生活，统一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之中。

来源：《学习时报》 发表时间：2020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