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由此，准确理解双循环战略体现出的新理念尤为重要。

双循环战略是应对国内外现实问题的主动选择

双循环战略内生于国内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加速于当下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这一战略是基于国内外形势和我国发展现实的主动选择，也是应对外部冲击和潜在危机的重要举措。

一方面，我国在较长时期采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国内经济不平衡问题日趋严重，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但“补短板”的任务依然迫切。而且，我国对外开放也进入瓶颈期，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国内循环提出了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都要求我国调整原有发展格局，双循环战略应运而生。从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到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战略格局的谋划其实早已展开。

另一方面，近年来外围环境的复杂和恶劣程度远胜以往，外部发展环境不友好，全球总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化、本土化态势趋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今年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松动和分离，更是加大了中国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的决心。在此背景下，我们唯有“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于动荡中“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3]，修复产业链，谋划经济新增长空间，在高层次对外开放中增强我国供应链韧性，提高对外开放的主动性，进而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创新

没有理论指导的发展是盲目的发展。经济发展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基础。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问题，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探求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经济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审时度势调整发展战略，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想和战略，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体到外向型经济体再到开放型经济体的转型，这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公认的全球大市场之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应以新的发展理念来指导经济实践。双循环战略的提出，是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判断与新认识，是我国基于目前国内外严峻经济形势和为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强调的是高质量、结构性优化的增长，是供给侧改革的延续，是“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的必经之路，体现了发展阶段改变后新的发展任务、新的阶段性特征、新的发展规律，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革新，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将决定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双循环战略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

根据新贸易理论中的母市场效应，扩大内需即扩大外需，对于内需大国，母市场效应会引致规模经济，进而可以成为大国的比较优势[4]，也即可以通过培育开发国内市场，实现经济模式从外向型经济向双循环经济的转型，并以此为基础再实现国际市场的扩张。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从供给端来看，我国已形成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规模最大的完整产业链条，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相关数据，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在2009年就已超越美国，2019年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占比达30%左右，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需求端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内需市场早已今非昔比，2018年中国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我国14亿多人口基础打下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且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显著的消费升级需求，这对于扩大内需至关重要。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与庞大需求市场，以及能够畅通内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成为大国经济体提供了基本条件，同时还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正面的外溢效应。在此前提下，若我国仍然采取经济单向循环实现经济增长，则难以维持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因此必须深耕国内市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国内市场为着力点衔接好两个市场，打造以内循环为主体，由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外循环反哺内循环的功能互补、互促互进的发展新格局。

双循环战略的实现路径

（一）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质

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在于确立国内经济循环的主导地位。在外需不稳定性陡然上升的情况下，这一战略必然最终落脚于完善内需体系，实现国内市场供给需求的闭合循环。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即为有效需求不足。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危机的本质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挑战，疫情更是使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痛点凸显出来。一个国家的内需由消费和投资两部分构成，而“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5]，消费需求是社会的最终需求和稳定需求，决定了内需的稳固性与持久性。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近几年代表外需水平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2019年仅为11%；内需的贡献率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019年为57.8%（见图1）。然而，数据的增加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内需动力强劲，从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尽管近几年整体有所上升，但一直盘旋波动，上升幅度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更多处于一种启而未动的状态。另外，从与发达经济体的横向对比来看，如今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在70%以上。相较而言，我国消费率及消费水平仍偏低，内需依然具有明显发展空间，因此要积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最终消费支出，发挥双循环战略中消费的“主引擎”作用。

根据经济学中的概念，“需求”是消费者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的合集。因此完善内需体系的突破口应放在激发消费量级及提升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上。

一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视和扩大中产阶层作为消费主体的作用和力量，挖掘消费需求。具体而言，要进一步深化重要领域的体制改革，为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内生动力；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破除阻碍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使更多的人转化为中产阶层，在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拉动消费需求，形成人口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产生巨大的消费潜力。在经济新常态阶段，应通过扩大中产阶层来促进强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形成，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激活和释放消费潜能，更好地支撑消费结构和品质双升级，促进经济供需内循环。

二是要稳就业并改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6]。因此要畅通国内大循环，缓解需求总量不足，调整消费结构，其根本都在于提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稳住消费基本盘。具体而言，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推进，稳就业促增收，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减轻负担，通过发放消费券、降低消费门槛、给予消费优惠等方式鼓励消费，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回升，为夯实内需扩大基础，保障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行。

三是要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在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动力强劲，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而中西部地区在交通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严重制约了其在外循环中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而在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进程中，南北部地区的不平衡问题愈发凸显，新经济产业的发展为南方地区赋予了充足的经济活力，形成了南重北轻、南快北慢的格局。因此，要解决地区之间的发展失衡，将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成内循环中的经济优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利用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发展战略中蕴藏的发展机会和巨大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市场。此外，在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提高农民收入，破解农村消费中存在的流通等环节的阻碍，鼓励流通领域企业下沉农村、布局市场，提高农村交易效率，让农民接触到品质更高、门类更多、价格更优的产品。

四是要推动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结构。继续支持、引导并不断增强以大数据、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领作用，推动消费方式创新发展，加快线上线下消费的融合；引导消费需求从生存型、物质型向改善型、服务型转变，拓宽消费领域，培育消费新势力，带动消费结构向品质消费、个性消费、高端消费等模式升级，提高需求层次与购买力；改善消费环境，营造安全、放心、便捷的消费市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敢于消费、乐于消费，以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来驱动国内国外经济的双向良性循环。

（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循环只有市场本身能够产生。中国现在的内循环之所以得以形成，得益于中国市场全面的生产能力。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组织优势、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以下简称为“三链”）简化了产品制造流程，缩短了上下游反应时间，保证了生产供应能力。即使在今年疫情暴发后的全球性隔离期间，中国依然能对医疗防护物资和基本生活需求予以保障，足以证明我国产业链供应能力的强大。作为大型经济体，中国不是像中小经济体那样单向依赖全球产业链，世界也高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产能。然而从产业结构来看，在诸如航空航天、芯片设计和制造、精密仪器制造等高精尖领域，中国整体实力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行业技术门槛较高，我国一些企业在核心零部件上较为依赖外部产业链，导致我国企业在这些行业的国际供应链上缺少话语权。

因此在新的挑战下，我国应把握住全球“三链”重构和再造的历史契机，契合双循环理念，使经济重心从国际循环转回到国内循环轨道上，充分发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深化产业国际合作，提升中国产业全球竞争力。

首先，对于传统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持续改造升级，优化重组生产要素构成，加快传统的人力资本优势进一步升级，发挥高级要素在产业中的决定性地位。其次，对于新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重点培育技术、资本比较优势，加强自主创新驱动，攻克“卡脖子”的难题，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上下游齐备的生态体系，增强中国的自持、自建能力及风险抵御能力，开拓高科技新兴产业产品市场，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循环，形成发展的新优势。最后，对于新经济产业，要加大支持和引导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力度，打破时间、空间及规模的限制，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强连接、富信息，向传统经济赋能，推动各领域数字化、智能化优化升级，加强产业间的跨界合作，构建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政府部门要转变服务方式，尊重产业规律与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7]，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组织、协调和服务好优势资源，纾困中小企业，实现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以我国的资源、市场、制度优势充分激发国内企业相互开放、产业共享的产业群体竞争新优势。

（三）加大内外开放力度

以内循环为主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以内需完全替代外需，自给自足、自产自销，更不是供应链特别是科技供应链主动与外部脱钩。其核心在于修炼内功，打通经济循环的“任督二脉”，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优势，着力畅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最终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基本保障在于紧抓国外循环不放松，即强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联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盘活两个市场的两种资源，更深地融入全球“三链”，避免成为技术孤岛，缓解“去中国化”风险。提高中国产品的供应能力、质量与国际化水平，由为世界提供中国制造转变为贡献中国创造，以技术联通世界，参与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同时倒逼国内产业链的升级替代，进而带来消费升级的质变，形成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国内大循环闭环，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形成二者相辅相成、互促互进的发展新格局，保持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巩固拓展与欧盟、东盟、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对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开展带有援助性的合作，扩大经贸合作朋友圈，强化中国经济的合作外延和韧性，降低对以往西方市场出口的依赖。构建内外联通的战略长廊，加大沿海地区开放力度，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新的国际大循环模式。政府要转变职能，突破职能束缚，真正做好放管结合，放活不放任，管好不管死，优化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的政策环境，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出台具体举措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空间。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内外开放的经济基础，建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体系，锻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国内国外双循环代替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单行道，形成内外相融的双行道。

一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以企业为主导的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的构建，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弱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加强政府对价格的监管和协调，优化生产要素在内循环中的运转流程，减少在各个环节中的摩擦损耗，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挥要素的协同作用以形成新的生产力，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对于新兴生产要素，要加速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加大数据开放共享，打通数据孤岛，整合优化数据资源，发挥网络效应，提升数据资源价值。

二是要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中逐步加大区域开放力度，通过市场、产业、政策等多维融合打破行政壁垒，扩大以都市圈为中心的一体化经济区域的辐射半径和吸引能力，发挥区域经济集聚效应。根据不同地区在国内经济循环体系中的作用，发挥重点区域要素集聚、规模经济等效应，推动区域间借力借智合作，实现错位竞争、差异化梯度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另外，随着中国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迈进，不同区域、城市间的发展态势分化更趋明显，尤其是自疫情发生以来，产业集群空间布局受到较大影响。因此要借势借力提升产业能级，加速地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产业布局。同时，要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充分挖掘内陆城市的发展空间与动力，促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培育新的城市增长极，作为内循环的着力点，适应新发展格局，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率。

注：

1.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804413, 2020-7-30.

2.新华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EB/OL].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0481648, 2018-12-21.

3.新华社. 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721/c64094-31792294.html，2020-07-21.

4.李慧中. 内需：不是对外需的替代而是支持——兼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J]. 探索与争鸣,2013(02)：64-68.

5.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44.

6.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73.

7.人民网.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EB/OL].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html，2013-11-16.

来源：微信公众号：债券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K7huVkRDur0OuOdbh9xuTA 发表时间：2020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