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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百年变局下的国际格局调整与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作者: 杨鲁慧,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分会会长 发布日期:202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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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防疫堪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历史影响的疫情政治经济学创举,为迈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新历程作出新的诠释和导引。启迪人们思考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格局、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乃至最终归结于什么样的中国未来。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世界经济萧条与危机,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并为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在实践中凝练的抗疫成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夯实了基础和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周边地区的融合区和重启的首要之地;中美大国关系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大国关系稳定,周边国家的关系才可防可控可稳。严峻的全球疫情使人类愈发强烈感受并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是缥缈的理念和抽象的概念,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已经与世界相互嵌入、环环相扣。东亚国家在疫情挑战面前选择了团结合作与同舟共济,RCEP的签署必将为促进东亚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必将增强区域共同体意识。

从2020年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乃至愈演愈烈,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背景下的疫情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为世界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从全球视角而言,2020年年底,新冠疫情再次开始大流行肆虐,部分北半球国家的疫情日趋加重,世界上部分国家再度强制“封城”。

新冠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大流疫,并且已成为21世纪影响全球重大事件之一,疫情的扩散和蔓延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面对百年变局和百年大流疫的叠加冲击,中国周边地区格局和周边国家关系也将发生深刻的调整与变革。因此,人类进入的后疫情时代已成为百年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历史演变阶段。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活动和人类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在二战结束后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演变中,病毒疫情流行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先例,但是鲜有从公共卫生疫情的角度来研究其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案例。而当今百年变局中的这场疫情,颠覆和改变了全球经济产业链和人类社会生活常态,并且国际秩序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带来重大冲击和影响。全球抗击病毒堪称是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疫情政治经济学创举,为迈入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新历程作出新的诠释和导引。启迪人们思考疫情结束后,人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秩序、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什么样的大国关系,乃至最终归结于什么样的中国未来。

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并且为中国周边外交带来新机遇。这一切都向国际体系和人类社会昭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比以前更加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新时代,面对全球疫情的蔓延肆虐,我们的挑战是共同的,利益是共同的,责任是共同的,命运也必然是共同的。共生共存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也就要求人们从纵深角度和国际视野来探讨这个领域的新命题。

一、百年变局的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变革

纵观数百年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就是一场与疾病艰难抗争的历史,在与病毒疫情百折不挠的抗击中浴火重生并深刻变革,从未知到有知,从自为到自觉,从混沌走向文明时代。当下全球疫情的严峻挑战再次警示人们,我们正处于一个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时期,也是国别和区域乃至全球问题彼此转化的时期。在全球化进程中,各个国家的利益和命运紧密地融合依存为一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包打天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将是一个未知和不确定的世界格局。新冠疫情既加剧了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冲突调整,也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的平衡状态,还带来了各国抗击疫情模式背后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性的对立和竞争。其传导路径是从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危机,逐步向全球经济、政治、安全、国际关系等各个层面不断拓展延伸,并且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世界秩序带来了重要影响和新的变化,也为百年变局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刻下深深烙印。

新冠疫情的冲击波使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遭遇重创,这场危机的突发性和影响是全方位的。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造成了国家间人员流动和物资运输供应中断,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市场紊乱动荡,经济萎缩和衰退在世界各国蔓延。作为全球化赖以维系的根基,各个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及资金链乃至服务链条纷纷断裂,给人类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并带来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变,造成了国际体系和经济秩序及大国关系的角色再定位、再选择、再调整。疫情伤害与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给世界各国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并且展现了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和严峻现实。在疫情背景下,每个国家已切实看到和感悟世界整体性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本质的客观真实性,当代人类社会不论是否承认和接受,客观上已经真真切切地进入了利益交融、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冲击波下的国际格局将面临着三个“不一样”的世界未来特征。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国际格局。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秩序及全球产业链条的布局,正处于百年变局之中,呈现出不断冲突、变革、调整的基本特征。审视疫情之后的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必将体现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变化。“一是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二是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三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重新“洗牌”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观、国际观和安全观的同时,也必将给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新的思考。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向,但是不可否认其会加快推进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新冠疫情既对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周边政治格局和国际环境的改变。这就告诫当今的世人,两次世界大战是人与人和国与国之战,而当下世界各国联手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战“疫”,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型世界战争。虽然这是一场人与病毒的战争,并非枪林弹雨的武力战争,但是战争的惨烈和结局是相同的,战“疫”的残酷性使170多万鲜活的生命消失,并且给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带来重大影响和改变。因此,非传统安全特别是公共卫生疾病流行,是对人类健康和国际社会安全构成的最直接和最主要威胁之一。当下疫情的非传统安全正在逆袭和影响着传统安全,国际安全格局和国际关系将面临再调整和再塑造的新议题。后疫情时代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必须关注的重要新命题。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将会大规模重组,全球化进程的调整将势在必行”。在疫情影响下,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形式将会发生某些新变化,人类社会将进入新的全球化阶段,但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阻挡的世界主潮流。全球化经济促进了国际资本和世界商品的流动及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为世界市场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内在驱动力,符合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开放性需求。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导向下,大打贸易战,并叫嚣中美经济“脱钩论”,陆续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这场新冠疫情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起到了推波助澜和雪上加霜的作用。特别是疫情暴发以来,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糟糕局面,经济增速将跌至-3%。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的大幅下滑”。新冠疫情将使世界新增4亿--6亿贫困人口,且这个数字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看,全球化进程曾经遇到过许多坎坷险阻,甚至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但始终没有改变其在艰难曲折中勇往直前、生生不息。作为病毒疫情这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突发事件,从长期看,关键还是取决于各国在战略和政策上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在新的全球化阶段,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护基于国际共同规则的全球经贸规则和秩序;其次,积极适应全球化产业结构分工体系,为国内受损的弱势群体制定扶助解困的保障政策;最后,国与国之间加强政治互信,化解安全困境的焦虑,支持国际机制的协调作用。因此,后疫情时代从大方向和经济发展的趋向上来审视,难以扭转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原来的全球化回不去了,但新的全球化还会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实质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这就更有必要实施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冠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和碰撞裂变引发世界格局新变革,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及大国关系无不遭受和面临着重大冲击和挑战。“旧秩序难以为继,新秩序尚未搭建,这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也是当前国际局势云诡波谲的根源所在”。国际格局再次呈现出历史上罕见的动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变量,世界未来发展的重大趋势及动态走向初见端倪,何去何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由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战略选择。因此,必然引发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深度考量。在行稳致远的基础上再出发,必然需要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曾经走过的路、探讨过的话题、总结过的经验和规律。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40年,中国走向世界的40年,融入世界的40年,中国与世界关系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40年。在40多年里,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繁荣昌盛的经济大国,其中的经验真谛只有中国自己才能有深切感悟,把握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始终面临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议题。中国经济崛起不是与世界相脱离的进程,而是与世界发展紧密相连、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产物。中国与世界相依相存、互动交融、双向塑造、相互成就已为大势所趋。

中国与世界关系在新环境和新挑战的背景下,再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需要再次战略选择、再次坚定国家意志、再次重新出发。从总体发展态势看,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百年变局的基本趋向,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格局,但是世界的大国关系却更为错综复杂,更加尖锐艰难及不确定。“疫情也催生新的全球化的发展……鉴于相互连接与相互依赖已经是当代与未来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要发生根本性逆转,世界要退回到所谓‘部落式’孤立主义,是不可能的”。随着中国由“大”向“强”的国家转变,与此相伴的是经济繁荣、道路自信、战略进取。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日新月异的巨变,中国已再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世界也不再是强权霸权肆意横行的世界。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被疫情打得溃不成军、自顾不暇,每日确诊病例不断刷新世界历史纪录,美国的现状说明其失去了领导整合全球协调抗疫的能力和条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经验可圈可点。中国短期时间内成功控制疫情,为世界疫情联防联控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医疗援助,体现了在全球危难时期大国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团结携手、相互支援、共渡难关,充分体现了东亚国家之间深厚的人文渊源,诠释了东亚地区抗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此,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回不到也不可能回到从前的世界格局,我们将面临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塑欧美大国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各国比以往更加相互需要的新阶段。疫情后的世界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中国今天的所作所为。

二、百年变局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引领新型周边关系

世界政治格局进入百年变局,国家关系和大国外交也进入历史的重塑时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是中国的大国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冲击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格局,削弱了全球化发展进程,大国关系和大国外交再次面临调整和重组,由此推动了“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格局走向,世界重心东移逐步变为现实可能性。面对百年一遇的大疫情和大灾难,西方欧美国家没有发挥大国应有的领导先驱作用,导致国际社会“领导缺位”和“引领缺失”的混乱局面,欧美大国的战略信誉和大国形象大打折扣。在随之而来的国际关系调整中,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脱钩”“科技脱钩”“人文交流脱钩”造成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持续升温,美国的对华政策更趋强硬,使得两国关系深刻骤变。百年变局下的后疫情时代,给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和新型周边外交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机遇及新的发展契机。2020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战略判断,“机遇与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中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和增长活力主要依靠中国”。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的最大变局,应发生在中国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因此,应运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及中国力量,为中国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提供更多“中国抗疫成果”的国际公共产品,发挥“一带一路”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为推动周边地区各国开放发展释放和传递积极信号,把握和驾驭好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百年变局和大疫情叠加背景下,中国在实践中凝练形成的“抗疫精神”和“抗疫成果”及“抗疫合作”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夯实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发展契机,并且成为中国开展周边互利经济合作的“催化剂”和推动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加速器”。在前所未遇的疫情灾难面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捐助防疫物品、传送温暖诗句,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人文关怀和互助精神,折射出与邻国之间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当代国家间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携手合作。新冠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采取有效得力的防疫防控措施,迅速实现复工复产,并拥有巨大的经济市场占有率和产能发展空间。严峻的疫情危机警示人们,疫情防控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完成的,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联合行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与挑战。因疫情防控需要,不仅引发了如何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公共安全合作的基本考量,而且引发了深化与周边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的思考。此次疫情的严峻形势和危机深度已成为21世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又一个节点,如果处理不当,随之持续蔓延深入,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双重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就有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和矛盾冲突积累从量变演变到质变,再次达到质变新的转折点。因此,东亚国家在共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抓住疫情防控这个有利的共同合作契机,相互支持与携手合作推动区域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及睦邻友好,有助于建设和深化面向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公共安全合作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公共安全合作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

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经济萧条形势严峻,“一带一路”与国内外双循环结合,中国周边地区将是融合区和重启的首要之地。全球经济增长需要大国为世界提供促进全球经济正常运转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不断走深走实的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2.0版,其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和缓解国际社会的风险焦虑及凝聚经济发展氛围层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成为维护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稳定器。2020年5月,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中国政府适应后疫情时代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内在要求,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后疫情期间国际经贸合作面临重大挑战,中国的周边国家也期待“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拉动后疫情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并且需求在数字经济、医疗产业、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推进相关方面的建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充分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性和理念穿透力及优势影响力。冷战以来,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许多中小国家为保障国家安全和规避对抗风险,往往采取与大国联盟或均势战略。冷战思维影响下的对抗逻辑最终跳不出国家对立冲突的政治悲剧。“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及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实质内涵的丝路精神,将助力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冲击下提升防御风险的能力,维护和保障经济增长的公共卫生环境和正能量氛围。“一带一路”建设为缓解国际社会的风险压力,适时提出了多项凝聚共识的方案和建议,重点聚焦于公共卫生健康、医疗器械、经济复苏、务实合作等领域,举行高级别的国际合作视频会议和发表《联合声明》。近一年来的抗疫实践表明,“一带一路”推进实施的重点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最大亮点是在东盟地区。“一带一路”与国内外双循环结合将东南亚成为融合区与合作重镇。从1991年以来,中国和东盟一直建设经营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从2020年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蔓延,国际贸易合作大幅度萎缩,世界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现实,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克服了新冠疫情影响,在逆境中形成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良好格局。2020年1-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到4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一带一路”东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欧国家的贸易空缺,并作为中国周边战略支点,打开了一片广阔的空间地带和双向市场。因此,后疫情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践行务实合作,通过多打造经贸发展平台、深化经济动能转换等凝聚发展氛围,为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战略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理念,为周边沿线国家缓解后疫情时代的消极不利影响提供了积极的正能量。由此丰富和发展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中国与周边国家将携手合作,共同打造新型周边关系和新型周边外交的政治生态环境。

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所有大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其对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根据大国外交的一般发展定律,大国关系稳定了,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防可控可稳。美国在地域概念上不属于中国周边地区,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在东亚,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东亚,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也在东亚。美国在与东亚关系中的角色,用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概括是“离岸平衡手”。为此,作为域外因素的美国,属于中国的大周边外交范畴。在新冠疫情和百年变局矛盾叠加的双重冲击下,中美关系陷入多维度的战略博弈中,国际聚焦灯下的中美关系面临着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对于已经紧张的中美冲突究竟是继续“踩油门”还是努力“踩刹车”,中美关系再次来到一个新的关口。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的引领力、塑造力、影响力。中美大国关系制约和规范了国际秩序的调整和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并重塑全球大国关系。国际秩序调整的新趋势,将为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大国关系和大国作用发挥,积极推进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其一,中国经济崛起是中美间现实矛盾的根源所在。对中美关系性质的判断需要我们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的国际格局变革进行审视和思考。从根本上说,中美关系的矛盾冲突是两国综合国力、生产方式、国际话语权、单边与多边主义等多角度多层面的因素影响,所导致的是中美两国“一进一退”的必然逻辑结果。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及其世界地位发生了重大转换。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发展呈现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中国与美国“一进一退”的相悖战略趋向,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其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中国与美国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守成大国的焦虑恐惧与新兴大国崛起的不可逆性是否会导致必然冲突,世界是否会再次上演“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这一切问题都聚焦于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和平之路,其“源于大国间和平共处与危机管理的丰富外交经验,政治的精髓在于妥协与共赢”。“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因此,中美矛盾的本质是国际权力转移、调整、重组的必然产物,是大国战略竞争和战略博弈的必然逻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执政,其对华外交政策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只不过是在手段和方式上略有不同。

其二,中美两国需要共同努力构建良性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纵观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大国关系不断分化重组是国际政治面临的常态化主题,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和国际秩序引领权始终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关系互动的中心议题。从传统意义的角度看,现实主导大国和正在崛起大国的矛盾冲突,其实质往往是围绕“维持现状”或“变革现状”展开的较量与抗衡。如何维护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率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打破与终结了几百年来由于大国崛起导致的对立、对峙、对抗周期率的内在逻辑定律。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孕育的中国农耕文化既不存在对外扩张侵略的基因和诉求,也从不要求他国推行或复制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并且始终奉行东方的处世哲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的未来征程是星辰大海。在丰富多元的世界体系中,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但建交4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两国的道路和制度差异并非必然导致零和博弈,中美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求同存异、和平共存。长期以来稳定合作的中美关系各有所需、优势互补、相互借鉴、相互成就,并且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其三,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经过40多年的风云变幻,双边关系的深层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两国关系的范畴。不仅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乎世界与人类的共同未来和繁荣稳定,蕴含丰富的全球战略和世界秩序走向意义。“历史使命要求中国继续坚持‘大国是关键’的战略思维,坚持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以中美关系为牵引,带领和驱动世界各个大国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战略互动,其结果必将深刻影响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趋向演变。长期以来“中国对美政策则致力于维护合作稳定的大局,即使是斗争,也是斗而不破”。两国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深刻认识需要探索新的竞合关系,在“斗与和”的过程中探寻新的平衡点,而其中,中国的战略选择和积极作为将对维护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具有塑造力和引领力作用。中国作为崛起大国,更需要从积极角度释放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信息,积极进取、主动出牌,善意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发挥建设性的引领作用。“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的开放合作,而中国的发展也为美国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中美可在相互可控的竞争范围内,在全球事务和经济领域中开展务实合作,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建设中美大国良性竞争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努力的责任和使命。

三、后疫情时代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及东亚合作进程

新冠疫情作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安全危机,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及东西方关系带来深刻重大的影响,使人类社会愈发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不是缥缈的理念和抽象的概念。严峻的现实挑战警示人们,当今全球已经成为风月同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已经与世界环环相扣,全球抗疫必须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合作才是唯一选项和人间正道。在新冠疫情后的阶段,“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追求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的优先目标,在区域层面的区域合作会更加受到重视。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的政策优惠,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将呈现深化发展势头”。当下东亚国家在疫情挑战面前选择了团结合作与同舟共济及守望相助。2020年11月,15个国家领导人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启动。这必将为促进东亚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这既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主张力推的东亚自贸区建设成果。欧盟、北美、东亚世界等三大经济板块中的中国周边地区最大自贸区终于尘埃落定。东亚新的经济格局必将带来中国周边地区政治、安全、外交、社会等一系列重大变局。从历史维度看,无论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凸显了“东亚合作具有鲜明的危机驱动特点。将危机转化为合作动力,力争化危为机”。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疫情防控需要世界及地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由此拉动并启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周边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携手战疫提升了亚洲区域整合进程,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互动合作更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这既是由于东亚国家山水相连、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和地缘战略所致,也是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区域合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还是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化成效不断释放红利及其带来的区域合作转化的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亚洲主要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中国要与亚洲各国共同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进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积极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立足亚洲,走向世界,这是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着眼点。“传统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是忽视地区的作用。中国应当更深地融入地区,更加重视与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并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为构建地区秩序提供思想和物质的公共产品,这有利于奠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后疫情时代为东亚地区合作提供了新契机和新模式。在疫情期间,东亚国家已切身感受到睦邻之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深刻寓意。后疫情时代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谋求经济复苏、促繁荣发展,只能依靠两个次区域形成合作相助的整体力量,齐心协力、团结协作,为东亚区域合作注入新的内在驱动力,提升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程度和深度。东亚地区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选项和重要考量方向。区域合作已成为引领经济合作多边化、政治多极化、区域一体化的标志性产物,是内涵丰富、具有活力的区域对话伙伴关系。真正有意义的“亚洲世纪”就体现为东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在于区域内的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能否形成制度化的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制度化利益格局。中国与东盟关系历经30年风雨,已进入成熟稳定的“而立之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但是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全行业直接投资达107.2亿美元,同比增长76.6%。2019年10月,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协议书》全面生效,大大降低了投资领域、服务贸易、贸易通关的门槛,进一步释放了自贸区制度建设带来的红利,拉动了中国与东盟的投资贸易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贸领域,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处于东盟对外合作的前沿地带。中、日、韩等三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在2019年就有了制度性框架,并在第十二届中、日、韩卫生部长会议上续签了《中日韩关于共同防范和应对流感大流行及新发再发传染病的联合行动计划》,三国在疾病防控、老龄化等领域共建共享经验方面达成共识。中、日、韩经过10多年的公共卫生领域合作,打下扎实务实的合作基础,未来深化合作大有可为。

东亚合作的道路和模式呈现出区域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历史命运和安危共担的责任。中、日、韩和东盟地区都居于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东亚地区更需要以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防控疫情,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机不仅是经济衰退的损失,可能还有人们对未来不可预知的连锁式的社会灾难。这就需要东亚各国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全面系统地反思和考量,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亚安全秩序和地区环境,如何对东亚大国力量平衡配置与和平稳定环境进行战略布局,这是东亚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机制的基础条件和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亚洲世纪”蕴意着东亚日趋成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各个国家相互嵌入、难舍难分,在和平与发展的巨轮上同频共振,均为利益和安全攸关方。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在南海地区不断挑衅中国核心利益,试图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冷战,其结局不仅是中美关系将陷入对抗的深渊,东亚国家也必将陷入“选边站”的对立分裂境地,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前途命运也都将面临重重危机和挑战。作为处在各个大国利益交汇点上的东亚国家,在涉及地区各国安全和命运这一根本问题上为了自身利益投美国所好,落井下石,并不能阻断战火蔓延,也不能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发展。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秩序和发展繁荣环境,东亚各国必须团结合作、众志成城、携手前行,才能战胜新冠疫情与安全危情,面对波涛汹涌的东亚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只有团结携手合作,才是真正的诺亚方舟。(注释略)

来源:《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 发表时间:2021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