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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研观察:从历史经验看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图谋

作者: 付永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博士后工作站 出版日期: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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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6日,特朗普政府再度“变脸”,重启对华贸易战。美国对价值超过25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25%的关税,并进一步威胁将关税范围扩大到所有中国输美产品。美国当局同时向中国的科技企业出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等企业从美国公司采购芯片,并禁止谷歌向华为提供关键互联网服务。中美自去年12月以来经过多轮交涉促成的积极氛围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骤然升级的局势,不少人有猝不及防之感。毕竟,仅仅数周之前,双边谈判还是利好频传,两国离解决贸易摩擦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四十年来,中美紧密的经贸联系一直被称作“压舱石”,似乎是难以动摇的。在一个世代的认知中,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却也差不到哪里去”早已成为常识,而苹果手机背面印着的“加利福尼亚设计,中国组装”更被当作中美合作的金科玉律。面对四十年来未有之变局,一些人盲目悲观,一些人充满幻想。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一向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灯塔,只要中国对美国的要求一一照办,中美关系自然能恢复到从前的风平浪静。

那么,美国究竟是不是自由贸易的灯塔呢?从二战后的历史看,我们很难否定美国在建设世界自由贸易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若说美国历来将自由贸易奉为圭臬,那就是夸大其词了。事实上,美国在其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候皆显现出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高关税正是其实行贸易保护最重要的手段。18、19世纪,美国频繁使用高关税进行贸易保护,关税一度成为了联邦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1861年的南北战争使得美国的关税达到了空前高度,且内战结束后高关税政策依然持续。1880年左右,美国的工业已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时的民主党政府方才开始尝试削减关税税率。共和党却对此一直抵制。进入二十世纪,美国关税走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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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每当美国发生重大国内危机,对自身的国际领导地位信心动摇之时,其关税税率便呈现暴增趋势。虽然高额关税常常“损人不利己”,但却很容易被美国当局在危机之时用作应对国内外压力的工具。美国一直到二战结束,其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无可动摇之时,方才开始拥抱自由贸易;迟至1981年,其关税占应税货物比才降到5%以下。

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看似提倡自由贸易不遗余力,但却暗暗“留了几手”,在国内法中保留了完整的贸易保护机制。《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为美国的单边主义霸凌大开其门。该法案虽是美国的国内法,但管辖范围早已超出美国境内,且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国际贸易委员会与民间利益团体皆有可能发起对特定对象国的调查。调查中的听证、裁决和最终惩罚措施的出台,都是美国一方说了算。在贸易冲突中,美国习惯以高关税威胁特定国家就范,并时常越过WTO等国际组织的救济程序,对贸易对手实施单边主义制裁。

由此可见,从美国的历史上看,贸易保护本是常态,鼓吹自由贸易反倒是近四十年才出现的“新潮流”。然而,美国对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的迷恋从未减弱过。我们绝不能认为美国会始终一心一意地贯彻自由贸易原则。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其国家利益,特朗普高喊的“美国优先”把这个目的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简而言之,在和中国打交道时,如果中国的开放对美国的资本、财团和企业有利,那美国就鼓励中国加大开放;反之,如果对外开放使中国的国力和企业竞争力不断变强,威胁到美国和美国企业的统治地位时,美国就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进行打压。

冷战结束后,“友好接触”与“强势遏制”从来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体两面。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前,美国对华政策以“接触”为主。1999年,克林顿政府曾如此阐述其对华政策动机:“中国发展为一个稳定、开放、安全与和平的国家,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思路下,克林顿政府于同年11月15日与中国签订了“入世”双边协议。然而,美国在对华“接触”之初便已经从三方面着手布置防范策略。第一,军事上围堵。第二,合纵中国周边国家。第三,不时利用诉讼以及贸易救济等方式对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实施调查并课以关税。

随着中国在开放中的国势渐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越来越重。早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便已由“接触”转为密切防范了。2009年,美国发起“轮胎特保案”调查,并对中国输美轮胎连续三年加征最高达55%的惩罚性关税。2012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中国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可以说,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于贸易保护和限制中国竞争力的兴趣,远比其促进中国市场开放的兴趣要来得大。

事实上,仔细看看特朗普政府的所为,不难发现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要挫伤中国的竞争力,将中国从全球产业链上驱逐出去,让中国孤立于先进经济体系之外。在对华发动贸易攻势之初,美国即将《中国制造2025》中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列为重点打击目标。当局先后对中兴、华为两大企业进行封锁,如今又进一步对大疆、海康威视等制造日用电子设备的厂商发出威胁。同时,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学者赴美,为中国留学生就读科技类专业设立障碍。这充分显示了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在于阻碍中国高科技发展,钳制中国人才供给,阻止中国产业向高端跃迁。

面对美国的贸易压力,如果我们全盘妥协,中美贸易还能够恢复到往日的风平浪静吗?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人历来相信“和为贵”。然而,从历史经验看,在贸易冲突中的对美妥协,换来的往往是美方的进一步要求。在这一点上,日本处理美日贸易摩擦的方式和结局可谓是殷鉴不远。

二战结束后,美国曾大力扶持日本经济。然而,随着日本重新成为贸易强国,美国开始使用各类保护措施“敲打”日本,用高关税威逼日本让步。在美国压力下,日本于1957年“自愿”对输美纺织品采取限制。此后,美国不依不饶,以协议的形式为日本每年输入纺织品数量设定了上限。随着日本的产业在价值链体系上的跃迁,美日两国的贸易摩擦焦点由纺织业转向钢铁业,其后再转向彩电、汽车制造等高端制造业。尽管双方有激烈的讨价还价,但每次美国对日施压最终都以日方做出让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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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美国仍试图进一步限制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985年,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参与签订《广场协定》,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日本为了维持经济成长,不遗余力地执行宽松政策,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膨胀与破裂。此后,日本陷入经济停滞,美国直至此时才不将日本作为贸易保护的重点对象。由此可见,日本对美国贸易压力的屈从和退让,尽管能暂时换来美国的制裁松动,但却无法换来日美贸易的长久和平。美国对日本“步步为营”地提出各类新要求,而日本在对美交涉中不断地牺牲经贸主权,却仍无法逃脱“失去的三十年”的经济恶果。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如今战端重启,实是美国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基因使然;美国对华施压的目的乃是要实现其国家利益,遏制中国的发展;从日本的教训可以看见,在贸易摩擦中过于妥协绥靖,往往引来更多的要求,最终却不能避免消极的经济后果。总之,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必然要接受的一场考验,我们必须对此有理智的认知,并拿出应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