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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传统文化视角

作者: 王莉,外交学院体育教研室副教授 发布日期:202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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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倾向于用西方文化和理论来解读新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导致了很多误解。然而,新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具备了更多体现自身传统文化的战略空间与条件,体育外交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有所增强。因此,构建和完善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既是新时期中国体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难得机遇。文化是影响国家体育外交目标、手段和风格的重要因素。具有不同传统文化的国家,其体育外交话语特色也存在差异。笔者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切入,在系统梳理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人本观、交往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诠释它们与中国体育外交实践之间的逻辑关联,是完善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是中国体育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征[1]。体育外交是一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具有独特的国家传统文化特性。新时期,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体育实力的增强,中国体育外交具备了更多在以前并不具备的、体现自身文化传统的战略空间与条件。在主观层面上,中国正由世界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正在国家整体外交的引领下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体育外交。体育外交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不断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逻辑脉络越发清晰。同时,在客观层面上,由于中国在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的弱势地位,长期以来中国体育外交战略和政策问题几乎都被套用西方理论和话语来解读,不仅很难切合实际,而且还容易导致歪曲、误解。因此,完善中国体育对外话语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当前,“中国体育外交”已经成为国内外体育学界及外交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体育外交话语质量是衡量中国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2]。现有关于中国体育外交话语的研究大多是围绕“话语权”展开,包括话语权的概念与内涵、历史发展、话语权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等[3],而对于话语的形成过程、立论基础、影响因素的研究则相对不足[4]。虽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从中国体育文化输出着手提升国际话语权,但是缺乏对文化与体育外交关系的系统梳理和论证。笔者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深入探寻其与体育外交实践之间的必然联系,是完善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选择。

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文化自觉

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体育外交也更加积极进取。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体育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体育领域随之也面临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如中国体育外交与其他大国的体育外交有何不同?能为世界体育做出何种贡献?等等。这些问题需要中国体育进行自我再审视,其实也就是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可以说,当前中国体育具备了更多对外展示自己思想、理念和意愿的时代条件。

1.1 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文化自信的基础

1.1.1 客观层面,中国成为影响世界体育的重要力量之一

当前随着中国体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中国竞技体育实力强劲,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至今,中国始终位列奥运金牌榜前三,尤其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以51枚金牌居首,是奥运会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王座的亚洲国家。在举重、体操等优势项目上,中国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极大提升了世界体育运动的整体水平;13亿人的全民体育发展模式,不仅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发展借鉴,更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中国还积极举办国际赛事,每年举办的国际赛事多达400余场,成为全球体育赛事的主要承办者,为世界体育赛事搭建了平台;中国弘扬国际道义精神,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大量体育援助;而中国提供的国际体育用品,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球体育经济的发展。以上足见中国体育影响力越来越成为一种客观存在[5]。由于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体系中的主动性增强,对世界和其他国家变化的敏感性也随之降低,因此,在本身的外交中可以更加坚定地实施自己的理念和政策。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巨大,西方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如以西方传统思维和逻辑理论对中国的体育外交理念和政策进行解释,则中国体育外交内含的深层次文化传统就会被忽视,因而误读、误解就会在所难免。例如,如果将中国体育外交置于西方传统的“大国冲突、人道主义干预”等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下来加以解读,中国大量的国际体育援助、积极举办国际赛事等的行为可能就会被误解为扩张体育势力、抢夺世界体育资源,谋求国际体育领导地位等的“强势”外交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世界体育大国,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体育外交理论话语体系。

当然,面对世界性体育难题,国际社会也有不少人期待中国体育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因为中国的“和”文化具有调适西方体育话语“单一化”带来的负面和博弈风险的天然优势[4]。而中国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范例,也已为全球更好地应对体育异化带来的问题给予了更多信心与希望。

1.1.2 中国对国际体育体系认知的改变

中国体育与国际体系互动有着清晰的脉络。在不同时期,中国对国际体育体系有着不同的认知,并产生了相应的体育外交实践。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们能从西方现代体育话语中找到符合国家建构的动力,因此,借鉴这一西方话语系统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就成了必然选择。积极学习和借鉴苏联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倾全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在短期内有效提升了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和水平。只是当时由于极左思想影响和体育整体实力不足,加之对国际体育组织不熟悉,对国际体育体系的参与渠道比较单一,影响力不大,即使参与,多半也是象征性的。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地位后,中国与国际体育组织关系进入新阶段,尤其改革开放后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体育,进入全面向国际体育学习的阶段。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提高了中国民众的国际认知水平,培养了更加积极健康的大国心态,增强了对我国体育外交的认同与支持,中国体育更加自信,参与国际体育治理的主动性增强,积极有为的理念和举措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体育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经常打着“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号实施西方体育文化价值的霸权输出,炫示西方体育文化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主张文化西方化、一体化。面对这样的国际体育形势,中国越发意识到发展体育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积极坚定地支持体育全球化进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竭力维护全球体育秩序。

1.1.3 中国体育外交发展意识的变化

体育外交有着独特的亲和力和无隔阂性,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乒乓外交到奥运外交,从赛事外交到援助外交,从元首外交到市民外交,中国的体育外交日渐活跃,为中国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构筑了和谐稳健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国际体育外交理念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外交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更加“主动进取,积极作为”,更加注重现有国际体育体系秩序的变革和完善,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开拓创新来发展中国特色大国体育外交的理论和实践。

从积极办赛到高质量办赛,从体育文化的盲目输出到自信展示,均体现了我国体育外交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中国领导人身体力行的体育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实践的创新之举;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体育合作,以“一带一路”体育外交实践,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发展实践。新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正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使命的引导下,推动着国际体育秩序和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多地融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理念、倡议和主张,主动意识、担当意识也明显增强。

1.2 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文化自觉

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文化自觉日益明显。不仅重新定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体育外交中的作用,更加注重文化对体育外交的指导意义,也更加重视在体育外交中展现传统文化。

1.2.1 体育文化自信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2016年,中国领导人连续两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7]。他在“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作出重要指示:“中国体育要传承、创新发展与吸收传统文化、融合国外先进文化的发展理念,在不断努力的实践中,实现体育文化主体的自信与本体的自强”。他又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过去五年,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得以全面发展,文化自信得到彰显,今后更要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这些发展思想的指引下,近年来中国体育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价值的挖掘更加重视。在新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将“促进体育文化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之一。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加强体育文化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加强体育文化工作是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体育文化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撑。没有文化的引领,中国体育就不可能立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可见,中国体育外交对文化的重视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将其落实到对外政策实践之中,已经成为近年国家体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和目标。

1.2.2 体育外交实践更加强调文化对体育外交的指导作用

在2013年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召开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传统价值……让世界感受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注入正能量、带去新风范[8]。”鉴于目前的中国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与先进国家间的差距,中国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9]。体育领域也一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中国体育外交已取得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国际体育形象并未随着体育实力的发展而得到同步提升。虽然我国曾经试图以竞技体育成绩突破强势的西方体育话语,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现以竞技体育为先导谋求话语,毫无特色,也不会有优势[4]。因此,新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工作应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深刻领会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逐步增强文化意识和自信。

实际上,新时期中国提出的很多体育外交新理念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如秉持“和合与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开创国际体育治理的新格局,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体育治理观,倡导构建多元平等共享的世界体育共同体,提出打造“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命题;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周边的体育交流与合作;以“真、实、亲、诚”的理念,为非洲等不发达国家提供体育援助;用蕴含中国“崇尚和谐、包容共进”的传统文化精神提出“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冬奥会办赛理念等。这些体育外交实践在推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现代性转换、消解传统认同危机和塑造现代认同方面已经初见成效。

1.2.3 体育外交实践更加重视展示与宣传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中国,社会稳定、国强民富,已经到了追求文化和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阶段[10]。就体育领域而言,竞技体育如日中天、群众体育蓬勃开展、体育产业实力强劲,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转变,有着体现与彰显中国体育方案、中国体育智慧、中国体育特色的高层次需求。而这个需求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中国领导人强调,“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继承与发展古代成功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1]”

在当前的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中,经常体现出传统文化与中国体育外交的内在联系。中国领导人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时说,“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邻居办喜事,我当然要专程来贺喜”。这既充分体现了中国“亲邻友善”“和衷共济”的传统文化,而且与“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也不谋而合。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友谊和善意。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周边沿线国家进行了大量体育合作与交流,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更是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人文奥运”是中华文明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拓展,体现了“和谐、和美”的中国文化和谐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口号,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下一家”的中国文化世界观。

传统文化与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建构

古往今来,中国体育外交实践从未间断,其话语的建构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在不断演进。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体育外交实践来看,无论是建国初期的“被动介入”、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积极参与”或是当前的“主动引领”,均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理,如果运用得当,将会成为我国巨大的软实力资源;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发现,可以将其系统用于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中来。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完善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可以从中国的道路观、国家观、秩序观、人本观、交往观和价值观入手。

2.1 道路观与中国特色体育大国外交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基因和风格。而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复杂的民族结构[14],为中国的体育治理创造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使中国体育在发展道路上没有现成模式可循。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求按照国情来选择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体育虽照搬苏联发展模式,但也对“削足适履”的程度有所控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活动,对“土洋之争”的狭隘意识有所摒弃,但也是有重点有针对性地介入;当下,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国家制定出台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中国体育对外交往要更活跃、更全面、更协调,逐步构建中国大国特色体育外交新格局。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体育应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精神,以“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治理之本[15],在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外交思想下,将自身发展与人类命运紧密结合,以担当人类体育发展为使命[4],不断探索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的理念建构和实践创新发展道路,致力于为全球体育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2 国家观与中国体育的自立发展及和平对外主张

作为世界体育大国,中国体育应以什么样的民族特性去为世界做出贡献?这些民族特性又是来自哪里?这些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答案。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1]。“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为利益所屈服的独立人格和国格[16]。中国体育经历了“土洋之争”“强种体育”“强国体育”“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五个发展阶段,其外交话语无不蕴含着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体育外交一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形成了自立发展、和平对外的政策。在1952—1979年之间,为了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中国拒绝参加奥运会并中断了与大部分国际体育组织的关系。在此期间,中国体育独立自主、艰难前行,同时团结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举办了旨在冲破西方大国垄断体坛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体现了我国体育自主发展与和平对外的主张。

其次,“家国一体”的家族观念,让“团结统一”的传统深深地印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受到西方部分国家的蓄意干扰,但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团结一致,全程为“圣火护航”,最终使奥运圣火顺利到达北京主会场。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冬奥会的成功申办,都是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的结果。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在政府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用于2022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仍旧井然有序地进行,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申办承诺。这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以国家统一为乐,以江山分裂为忧”的家国价值取向。

再次,在几千年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历代仁人志士都注重以德服人,强调“仁爱、中庸”,并将其奉为治家、治国、治天下的普遍原则[17],既有“天下”情怀,更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中国的天下观并非要向全世界进行扩张,而是强调通过文化价值感化天下。“乒乓外交”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等用革命哲学不容易解释的战略,通过大国意识和情怀却得到了更好的阐释[18]。

2.3 秩序观与建设世界体育共同体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体育大国,应主张建立何种国际体育秩序,各国又该处于何种地位等,这便是中国秩序观在体育外交中的思考。中国一直崇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和“兼容并蓄”的秩序观[19],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情怀,怀有建立“天下一家、和谐世界”的期待。

在这种秩序观的影响下,首先,中国经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际体育秩序。中国无意借助自己的体育硬实力推翻或是破坏现有国际体育秩序,相反更多时候扮演着既有国际体育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中国积极承办大量的国际赛事,为国际体育组织排忧解难,但从未为了追求本国利益而要求设定一些有悖公平的规定;竭尽所能为不发达地区提供体育援助,也从未试图掠夺当地的资源或提出特殊要求;在参与国际治理事务的管理时,始终以为国际体育组织谋利益为本,公平合理地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的关系[20]。中国领导人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说:“中国坚定支持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一语道出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世界体育的决心。

其次,中国的秩序观使中国更理性地对待世界差异。“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真实写照。2017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强调:“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国主张互学互鉴、兼容并蓄,反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主义。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体育外交实践。中国一直学习并发扬西方体育便是中国接纳异质体育文化的例证;中国面对现行国际体育秩序的质疑,始终以“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在改革中加以完善;中国总以世界体育大局为重,拥护国际奥委会领导,尊重世界各国的体育政策;面对保护主义思潮和逆全球化势力,始终坚持多边双向发展和有容乃大的开放包容胸怀[21]。

总之,中国倡导与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世界体育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实现世界体育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既是中国“秩序观”在体育领域的拓展,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未来期望。

2.4 人本观与体育外交的人本向度目标

“民者,国之本也”。中国自有“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传统文化。强调社会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考虑问题要从人出发[2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亲临体育一线,阐释新时代体育的多元价值和功能,回答“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系,也描绘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共同愿景。他的体育思想正广泛而深入地成为国际共识[23]。和平时期,中国外交理念的变化,赋予了“外交为民”更为深刻的内涵。中国体育外交更多地关注人类健康,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为世界人民创造一个健康积极的生活环境。如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提出,冬奥会“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办赛理念以及推动3亿人上冰雪的计划,都凸显了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价值观。与此同时,中国体育外交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情怀还充满着正义感,通过体育援助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给予更多关怀。“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已得到世界民众广泛的理解和认可。

“以人为本”的体育外交还体现在积极鼓励人民作为主体参与到体育外交事业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从国家领导人到政府官员,再到广大志愿者、市民,都在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国内民众的国际意识得到极大提升。2008年后,中国的国际体育活动更加频繁,强化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外交主体意识更为重要。积极发挥广大人民在外交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是新时期中国体育外交发展的必然趋势。

2.5 交往观与新型体育外交格局

古语“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心者,天下之结也”[24],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诚实相待,守信守义的中国传统。对于国家体育外交而言,也是如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中国真诚为体育不发达国家提供帮助,从未要求过特殊回报;中国信守申办承诺,认真筹办每一场国际赛事,2008北京奥运会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中国在主场体育外交中,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诚相待”的主人翁态度,热情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爱好者。以上的交往理念与行为受到国际体育组织的一致好评,获得大部分国家的欢迎与支持。

中国外交深受“仁学”影响。“仁”是内在的道德自觉;“礼”是外在的规范制约。二者合二为一,便构成完整的道德实践。中国对“仁”的强化,决定了中国“以和为本”的世界治理意愿。本着“仁”的思想,中国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开展密切的体育合作与交流,用情“粘合”国家关系,增强了体育交流亲和力和感召力。“礼”是中国古代文明体系和伦理生活方式。对“礼”的重视,决定了中国“谦让低调”的行事原则[17]。中国的“仁、礼”还在我国运动员身上体现出来。姚明被其NBA队友评价为:“即使已经这么有名气,姚明一点也不自负,是NBA中史上最低调的超级巨星”。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案例不胜枚举,成为我国体育外交的重要名片。基于以上特点,中国特色大国体育外交应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共建友善和谐、亲诚惠容的新型体育外交关系[6],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体育秩序。

2.6 价值观与体育外交的义利取舍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道德取向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强调“人心和善、讲求义利”,认为“义在利前、以义为先”才是“君子之道”。一个真正的国际性体育强国,必须具备“先义后利”的国际道义。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时说:“中国政府对兴奋剂是零容忍。即使中国运动员拿不到金牌,也一定要拿一个奥林匹克精神金牌。中国将坚定举办一场干净纯洁的冬奥会。”尤其是当中国体育的国际“引领”角色更加凸显时,我们更要考虑这些“大”的价值如何向“小”处延伸,才能使得中国的“义利观”成为能够被世界上更多文明所理解和接受的普遍价值[25]。

中国领导人的体育外交重要论述向世界展现了“先义后利、义利相兼”的中国体育外交立场。中国已在42个非洲国家完全独立承担起了公路、学校、医院、体育场馆等176个大型建设项目;2017年非洲杯足球赛决赛举办地的4座球场中有3座是中国援建项目,总金额达到1.85亿美元。这些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习主席强调的“弘义融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独乐不如众乐”。中国坚持互利共赢为世界体育产业注入了活力,在体育制造业、旅游业等方面创造着双赢与多赢的局面。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中国传统思想,也对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体育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系统梳理中国体育外交的目标、原则、政策和手段,可以看出新时期的中国体育外交已经逐渐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话语体系。当前,国际体育体系期待中国能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只有建构自己的体育外交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解读和宣传中国体育发展理念和道路,践行一个新兴体育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全球体育治理多做贡献。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构建中国体育外交话语体系,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和自觉的有力体现。中国传统并非与现代世界对立起来,而是开放包容的,当代中国体育是现代世界体育的一部分。只有通过系统提炼和升华传统文化,不断接纳世界先进文化,才能与世界连通融汇。既要“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也要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中华传统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多认同,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尊重与接纳外国优秀文化。这样,中国体育外交话语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外交话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国际体育交流和互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注释略)

来源:《体育研究与教育》202103,https://mp.weixin.qq.com/s/PP-Jn0GWWnsNu30tlewK4w 发表时间:202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