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指责的把戏开始了。2019冠状病毒的真正死亡人数仍不得而知，但在疫情发展的过程中，却充斥着仇恨和错误信息。造谣和病毒本身对家庭和社区所造成的损害，等同于我们未能确保政策是基于科学，而非言论。

研究显示，病毒从动物传染给人类更为常见。有人错误地认为，疫病是由于无关紧要的人为失误造成的。但有证据表明，生物群落或栖息地的保存和多样性，减少了人类与动物的接触，也减少了人类群体中出现新病原体的可能性。我们没有以科学为重，是导致当前冠状病毒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动物传播的疾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一项2017年经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那些感染人类的新发传染病，如西尼罗河病毒、伊波拉病毒、沙斯和莱姆病，75%是人畜共患病，或从动物传给人类的病原体所引起的疾病。

人畜共患病的记录，在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早在14世纪的黑死病，杀死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之前，《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便描述了一场鼠疫的流行。公元前2300年，猎犬携带的狂犬病肆虐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研究人员在2003年重读普鲁塔克（Plutarch，编按：公元一世纪的希腊传记作家）的作品时发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死亡，可能是由于他从一群乌鸦身上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这些死去的乌鸦在他进入巴比伦时掉在他的脚下。

对人畜共患病增多的研究显示，这种疾病可能是人类改变自然栖息地所引起的：城市发展、湿地向农业的转变、污染和森林砍伐均是关键因素。对伊波拉病毒的研究发现，伊波拉疫情的暴发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当森林被砍伐以种植庄稼时，以昆虫为食的蝙蝠消失了，而以水果为食的伊波拉病毒宿主蝙蝠则成倍增加。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减缓了疾病向人类扩散的速度。在一篇201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中，费利西娅·基辛（Felicia Keesing）和其他12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保留和保护完整的生态系统，及其特有的生物多样性，可以减少人与动物的接触、新病原体的出现，以及传染病的流行。

这是一种成为稀释效应现象的结果。危险病原体每次从宿主动物物种传播到非宿主物种时，其数量都会逐渐减少。研究传染病在社会生态层面的法国科学家塞尔日·莫朗（Serge Morand）认为，生物多样性越丰富，微生物就越会在“低噪音水平”下流转。这意味着它们不容易从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

工业化农业是另一个恶化因素。2012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指出，“我们目前的食用动物生产模式，严重影响了病毒的进化和传播。该系统……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大流行性流感风险增加。”

作为一名“弹性素食主义者”，我不会对吃肉的罪恶发表激进言论，但有关数据令人不安。每年，全世界有700亿只家畜被饲养作为食物，生产的海产品超过1.5亿吨，其中近一半来自水产养殖。

如此大的生产量，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是一种压力，因为它污染空气、土地和水道。清理饲养动物和种植标准化饲料所需的土地，助长了森林的砍伐。因此，当谈到减少像2019冠状病毒这类传染病的传播时，我们只须看看我们的餐盘里都有什么。

一旦冠病大流行过去，我们无法承担让一切回归常态的代价。囤积呼吸机和口罩，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下一次流行病的侵袭。为了我们的生存，采取集体和负责任行动的唯一积极方法，是确保生态系统多样性。这意味着要彻底改变那些促使我们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消费，因而会损害我们福祉的习惯。

2018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政策，即在2030年之前，停止进口与毁林相关的产品，如棕榈油、牛肉和木材，并对导致毁林的原料中提取的生物燃料，设定了采购上限。与其像平时一样地相互指责，政策制定者不如选择与出口国合作的方式，包括利用发展援助，鼓励它们转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生产方式。该政策还包括“零毁林”公共采购和标签要求计划，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好的选择。

如果在冠病疫情之前情况还不明朗的话，现在应该是明朗了许多：保护生物群落必须是国家议程中的重中之重。为防止未来暴发危及我们生命和威胁我们生计的疫情，这是最有效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来源：《联合早报》 发表时间：2020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