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民、王天舒:试析新“两超多强”格局与中国国际战略的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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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国际战略界有关国际格局的认知中,一度流行“单极说”“一超多强说”等观点。然而,经过冷战后30年的磨合、演变,时下的国际格局开始向以“两超多强”为基本构架的新格局过渡。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包括一般性大国、地区大国等),再加上影响力日增的一大批国际组织,将是新“两超多强”格局中的主要行为体。与20世纪以来相继出现的多极格局、两极格局(也可以认为是第一个全球性“两超多强”格局)、多极化格局以及所谓 “单极”格局、“一超多强”格局相比,呼之欲出的新“两超多强”格局确实有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在新“两超多强”格局架构下,21世纪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较之以往也将有诸多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经贸、金融与科技竞争将替代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竞争,愈益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选项;以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为背景,霸权主义及“零和”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中的糟粕将不断淡化、淡出,国际合作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将获得新动力,并将不断发展、强化。

2003年,英国著名学者巴里·布赞发表了《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一书,把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定位为“一超数强”,并断言“未来二十年左右”,美国的“一超”地位不太可能受到严重挑战,因而“一超数强”格局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也不会有变化。换言之,巴里·布赞认为,冷战后的“一超数强”格局至少会延续到2023年甚至再往后一些。在中国,学界、战略界对于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主流认识是“一超多强说”,这与巴里·布赞主张的“一超数强说”异曲同工。不过,中国学者并未预测“一超多强”的寿命能维持多少年。如今虽然相距巴里·布赞所预期的“一超数强”寿命终点还相差若干年,但美国“一超”的相对实力确实明显下滑,“他者”确实在不断崛起。特朗普政府搞“美国优先”,在国际上不断“退群”,中国则出人意料地加速崛起,缩小与美国“一超”的实力差距,国际影响日增。因此,国际上有关国际格局的“一超数强说”或“一超多强说”以及所谓“单极说”鲜有人再提及,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深刻变化。

一、新“两超多强”格局呼之欲出

巴里·布赞在分析国际格局时,既强调“物质的方法”,即所谓“物质结构”;也强调“社会的方法”,即所谓“社会结构”;还强调二者互动,亦即所谓“物质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本文去繁就简,仅从“物质结构”,即从大国间“实力分配”的视角分析“两超多强”格局是否已经形成或者说是否正在形成。

在新的“两超多强”格局中,所谓“两超”,一指美国,一指中国。美国在国际实力对比中的相对地位虽然有所下滑,但仍然保持“超级大国”地位,迄今没有任何疑义,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也不会有疑义。问题是中国是否足以构成“两超多强”格局中的“另一超”,则会引起国际、国内学界与战略界的争议。目前虽然没有现成理论对国际格局中“超”或“强”的标准进行物质性的量化规定,但我们可以从既有的历史经验中,即可以通过分析冷战时期得到国际公认的美苏“两超”结构及当时“超”与“强”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得到有益的启示,找到一个有一定“公信力”的参照系,帮助我们解答目下中国能否构成“两超多强”格局中的“另一超”。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所以双雄并立,并列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两超”,最直接的“物质结构”因素是两国各自的综合实力分别大大强于位居世界第三及之后的任何一个“一般性大国”,即所谓“多强”。对此,摩根索分析说:在两极结构中,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的可能联盟都强大无比”,具有“压倒性优势”。例如,冷战时期综合实力排名第三的“一般性大国”或者说“强国”是英国,而苏联是美苏两超中实力相对处于劣势的一方,尽管如此,苏联的综合实力仍然大大强于英国。根据二战后初期的主要数据:195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防开支分别为苏联的56%和15%;英国军力高峰期只及苏联的三分之一,其高峰期的军工生产能力,如坦克、飞机等的产量分别仅及苏联的约17%(1944年)和58%(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曾以维持“双强标准”而自傲的英国海军,其舰艇吨位仅及苏联的18%(1974年),而同期英国的核运载工具数量只及苏联的3%(1974年)。与苏联相较尚且如此,若与美国相比,英国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能够“两超”并立,另一个结构性原因即是美苏各自的综合实力虽然存在“不平衡”现象,美国对苏联享有较大优势,但总体上是各有所长,能维持大体的“均势”与平衡。当时美苏两国人口大体相当,苏联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只及美国的1/3,但到1980年则接近美国的2/3。由于苏联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方式追求军力强大,其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长期高于美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与美国经济实力差距造成的战略劣势。如1951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1/3,军费开支却超过美国,常备军人数更是美国的3倍。从1948年到1970年的23个年份中,苏联军费开支有9个年份超过美国。在核力量和海空实力方面,苏联也急追美国,与美国趋于势均力敌。1974年,苏联海军舰艇吨位增至210万吨,相当于美国的3/4。苏联国土辽阔,是美国的2倍,资源较美国更丰富,在核时代更有战略回旋余地,地理上则主要在其大周边进行“内线活动”,而美国则要远渡重洋,来到欧亚大陆与苏联较量。其结果是,苏联一直以较弱的经济能力维持着与美国大体上的综合实力均衡和战略上的平行竞争。

综上对冷战时期美苏“两超”并立历史的纵与横两个维度的比较,大体可以认为:如果国际格局中存在“两超”结构,“两超”中任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应当是排名第三的大国(即本文定义的“强”国)的两倍以上,“两超”间实力对比互有长短且大体能形成战略均衡,则“两超”结构在“物质”结构层面就可以成立。当前中国与排名第三及其后的“一般性大国”的实力对比以及中美实力对比态势大体符合前述两大要件。

一是纵向比较,即以中国综合实力与世界排名第三及其后的其他“一般性大国”(即所谓“强”)进行比较。一般认为,当下世界上综合实力排名第三的“一般性大国”是日本。中日综合实力相比较来看,在经济方面,2017年日本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是5.44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是4.87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相应数字分别是23.21万亿美元和12.01万亿美元。即是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GDP是中国的23%;如按汇率计算,则为中国的40%。无论哪一种算法,都低于当年英国对苏联的比值。军力方面,日本常备军约为中国的10%,军费开支约为中国的1/5,也低于冷战时期英苏比值。还要看到,中国是核大国,而日本目前尚无核武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指标也能反映中日综合实力的“物质性”差距,如中国外汇储备是日本的2倍多,外贸总额是日本的3倍多,发电量是日本的6倍多,铁路里程是日本的4倍多,制造业总值及钢铁、水泥产量等分别约为日本的4—10倍。更重要的是两国经济增长率及长期发展趋势比较。冷战后的20多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直在年增1.5%以下徘徊,而中国经济增长率近年虽有所降低,仍保持在年增6%以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段也不会低于5%。这意味着中日之间这种增长率差距还将继续存在,也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将朝着进一步拉大的方向变化,而不是相反。

二是横向比较,即比较中美两国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在2010年以前的3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长期保持两位数,自2010年以来,仍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长,从而大大缩小了与美国实力的“物质性”差距。在有些重要领域,中国实力甚至已经超越美国。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编撰的《世界手册》提供的数据:到2017年,按汇率计价,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61.6%;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84%,中国反超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其他方面,美国军费开支、核弹头及运载能力、铁路里程、机场数量、人均GDP、专利申请分别为中国的3倍、20倍、2倍多、10倍、7倍、5.4倍(2018年);而中国货物贸易总值、发电量、制造业总值等分别是美国的1.09倍、1.44倍、1.1倍,钢铁水泥及工程建设能力更是大大超越美国。凡此种种,说明中美在综合实力比较中已经出现各有所“强”的新态势。虽然目前美国领先于中国的领域要多一些,也更紧要一些,其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能力、高端产业及高端科技研发方面较中国仍享有较大的优势,但是中国正在急起直追。目前中国经济仍保持6%以上的年增长率,今后10年也可望保持5%左右的增长率,而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则很难达到3%。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在更多的领域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国际上普遍认为,即使按汇率计价,中国的GDP总量也将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有更多的、更能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的领域反超美国,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将继续沿缩小差距的方向演进,而不是相反。

二、新“两超多强”格局,“多强”知多少?

“两超多强”中的“强”如何定义、定位,是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较之所谓“超”的定位或定义更容易引起争议。按照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的分析,19世纪的欧洲是一种“一超多强”格局,其中英国是“一超”,而普鲁士、法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则是“多强”。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保罗·肯尼迪把普法俄奥意等称为“中等国家”。换言之,保罗·肯尼迪的“中等国家”概念就相当于现时的“强国”概念。不仅如此,他对于“一超”与“多强”的“物质结构”标准的划分也与时下略有区别。

与保罗·肯尼迪不同,巴里·布赞有关大国的分析层次和划分方法要复杂得多。在他的超级大国、大国、地区大国“三层模式”划分中,超级大国具有“一流的军事政治实力”及相应的经济实力,有能力影响“全球”事务;大国“通常有能力在一个以上的区域进行活动”并具有相应的实力;地区大国的实力“在它们的地区赫然出现”,在其所在地区有重要影响力。

尽管如此,巴里·布赞与保罗·肯尼迪有关“超”的标准差异并不大,都强调其全球性“军事政治”影响力。在“强”的划分标准上,前者的划分标准看起来更复杂、更精确,其实与后者也有很大的共性。无论前者所定义的“大国”“地区大国”或是后者所定义的“中等国家”概念,都强调其有一定的实力,有一定的区域活动能力,但难以比肩“超级大国”,不具有全球影响力。简言之,无论前者所定义的“大国”“地区大国”,还是后者所定义的“中等国家”,都是指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的国家,相当于“超”“强”共存体系中的“强国”,可用“强”来定义。

还要指出的是,巴里·布赞之所以不嫌麻烦地把大国划分为多个层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担心如不细分,“强国”的数量会多得“荒谬”并暗示着“权力结构”的分散。而在当下呼之欲出的“两超多强”结构中,恰恰出现了“强国”多得有点“荒谬”的现象。至于权力分散,则更是21世纪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2008年以来十分活跃的G20组织中,除中美及欧盟外,其余17个成员国按照“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的标准衡量,都可以列入“强”的队列。

综合以上分析并按照“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标准,正在形成的“两超多强”结构中,就“多强”成员而言,亚太大体可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等;中东大体可包括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等;欧洲大体可包括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非洲大体可包括尼日利亚、南非等;美洲则大体可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多强”俱乐部成员国,或者是G20成员,或者在巴里·布赞的“大国”或“地区大国”名单上“榜上有名”。理查德·哈斯则把这类国家直接称为“中等国家”,强调它们在其“所在区域举足轻重”。综而论之,这些国家的“强国”身份普遍有一定的国际认可度。

当然,对于这样一份会被巴里·布赞所诟病、长得有点“荒谬”的“强国”名单,确实可以再做进一步划分。那些有能力、有动机在不止一个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强国”,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巴西等,可被认为是“一级强国”。尽管如此,这些“一级强国”也只具有“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与具有“全球性‘军事政治’影响”的高标准相距甚远。在这里,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如何看待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近年来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很活跃,不断向美国叫板。尽管如此,俄经济实力及其发展前景不但较中美相距甚远,即使相对于日德英法等也相距甚远,其人口也在持续下降。俄在国际舞台上表现活跃得益于其从苏联时期继承的军事活动能力及普京的强势领导,不具有可持续性;且其国土横跨欧亚大陆,活动范围看似广阔,实际上仍局限于其周边地区,仍然是一种“区域性”影响力,对非洲、大洋洲、美洲就难以施加影响,也缺乏在这些“非周边地区”施加影响力的政策动机。鉴于俄罗斯目前的国际表现,可以将其定位为“超级中等强国”。不过,不论是“超级中等强国”或是“一级强国”,也都是多强队列中的成员之一。无论如何,俄罗斯及日印德英法以及巴西等,其综合实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追平中美,都不具有重新进入“超级大国”行列的可能性。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如何定位欧盟。定位欧盟身份的难处不在于其“物质性”实力与规模,而在于其“社会性”,欧盟依然不具备一个大国必不可少的要件,尤其是没有统一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能力。其经贸一体化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实力,还不如说是为了搭建一个排外性的贸易同盟而进行的经济与战略投机。英国“脱欧”不但削弱了欧盟的“物质性”实力,也打击了欧盟继续推进一体化的信心。英国是第一个“脱欧”的欧盟成员国,但绝不是最后一个“脱欧”的欧盟成员国。特朗普鼓动法国退欧,肆意贬低欧洲一体化,显然是想敲响欧洲一体化的丧钟。无论如何,欧盟越来越难以以统一大国的身份活动,更难挤入超级大国行列。

那些主要在本地区有能力、有动机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如澳大利亚、韩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南非、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等,则可划分为“二级强国”。这些“二级强国”在本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力,甚至要高于那些不属于本地区的“一级强国”的影响力。例如:韩国、朝鲜对东北亚局势和朝核问题的影响力显然高于英法德及印度、巴西等国;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及以色列等对中东局势的影响力显然要高于日本,甚至高于德法英;澳大利亚对大洋洲的影响力显然高于所有的“一级强国”;等等。广义的“两超多强”格局,由中美“两超”外加全球多达20个以上的“强国”,包括所谓“一级强国”和“二级强国”所构成。这种“多强”多达20个以上的情形,固然有些“荒谬”,却反映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国际格局的新现实:权力分散化以及“极化”政治正在被大幅稀释、淡化。

三、新“两超多强”格局的新特点

时下呼之欲出的“两超多强”格局的新特点可通过分析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的演变及其互动历史寻找启示。美苏“两极”结构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本质上是一种“两超多强”结构,当时的“多强”包括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多强”实力上扬,逐步脱离“两超”的掌控,愈益各行其是。中苏分裂、法美对立、德日经济实力逐步追平苏联并逼近美国,导致“两超多强”格局难以为继,所谓“多极化说”是对这种情形的集中表述。

较之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呼之欲出的新“两超多强”格局的第一个特点是“两超”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较弱,合作空间较大。一方面,从“物质结构”看,美苏“两超”对比,苏联经济实力长期大大逊于美国,战后初期甚至只及美国的1/5。苏联以大大逊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与美国“两超”并立,主要依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行动进程的惯性力量,苏联以牺牲长期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福利的方式在军力方面的投入比长期超高,以及当时普遍担心新世界大战的焦虑心理和国际社会普遍性“超常安全化”的潮流。其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在与美国的战略竞争中愈益力不从心,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新“两超”格局中,中国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2/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由于中国以较少的钱用于军力发展,经济增长率将继续远高于美国,假以时日,中国最终按汇率计价的经济总量也迟早会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从“社会结构”看,中美是在两国保持长达三四十年的“战略与经济”合作的情形下进入“两超”结构的,两国间长期保持密切的经贸投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两国间贸易额业已高达7000亿美元,互为头号贸易伙伴,这是美苏关系所不具备的新情况。中美两国人员往来也极为密切。由于这些差别,美苏“两超”从一开始就选择敌对关系并将之贯彻到冷战结束。在此期间,“多强”也以美苏划线,分别与美苏结成军事同盟,导致世界陷入同盟对抗、军备竞赛、局部战争和全面冷战对抗中。中美“两超”目前固然不是“朋友关系”,但也不是“敌人”关系,双方矛盾处于“敌人”与“朋友”这条轴线之间的某个中间点上,虽然在不停顿地左右滑动,却在可以化解的限度内。如处理得当,中美新“两超”关系仍可保持“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避开美苏关系式的冷战对抗局面,阻止相互敌对成为中美关系中“自我实现的预言”。

较之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在新“两超多强”格局中,“超”与“强”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也较弱,合作性因素较多,这是新“两超多强”格局的第二个特点。在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中,“强”主要指中日英法德五国,数量较少,也相对稳定,其他国家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在实力上都与“强国”相距甚远。但是,在新“两超多强”格局中,“强国”数量增多,达20余个,已经接近于“荒谬”,且门槛降低,变数也大。不仅如此,从“社会结构”看,这些强国普遍失去了争当世界大国的动力和意志,如欧洲德法英等国已经甘守其一隅,对干预全球事务普遍失去了雄心,甚至对其大周边地区,如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也失去信心,愈益谨慎小心。这固然体现了权力分散现象,但权力主要是在“强”的队列中分散。对于“两超”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约3倍多。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增速大大高于日本,中国经济总量每隔5年左右的新增量相当于日本的经济总量。还要考虑到,新型的“颠覆性技术”更依赖规模,更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超级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提升。因此,权力在诸“强”中分散配置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向“两超”集中。即使不出现“两超”更“超”的局面,类似冷战时期日本追平苏联、逼近美国的“物质结构”变化,很难在新“两超多强”格局中重演。即是说,当前新“两超多强”格局中的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异军突起,缩小甚至拉平与中美“两超”的实力差距,挤入“超级大国”行列。这意味着新“两超多强”格局较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更长命、更稳定。只要中美不形成敌对关系,诸“强”以“超”划线、结成敌对性和对抗性军事同盟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新“两超多强”格局的第三个特点是国际社会的合作面将大于竞争面,“超”“强”之间的安全竞争淡化,不太可能再现美苏冷战时代的军事集团对抗和普遍性的“安全化”。这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其一,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升跃有关。在21世纪,全球化出现了质的升跃并继续向前推进。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愈益相互依存,俱损俱荣。中美“新两超”之间以及“超”与“强”之间不仅存在广泛的经贸投资等合作关系,在繁荣发展方面相互依存,而且同时面临各种全球性问题,在反恐、反扩散、反跨国犯罪,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难民潮、各种自然灾害、传染性疾病流行,以及如何维护国际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存在共同需求、共同的国际责任,需要求同存异,采取合作政策。中美之间能化解分歧、就两国贸易问题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美国未选择中美“脱钩”战略,以及中日、中印之间能搁置分歧、加强合作,都是基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这一新情况的政策调整。其二,与国际社会“安全化”观念的淡化有关。20世纪是国际社会普遍“安全化”甚至“超常安全化”的世纪,大国安全竞争尤其是20世纪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痼疾。在21世纪,国际社会“安全化”甚至“超常安全化”的痼疾难以根治。如:中美在亚太安全和海权问题、南海问题上的安全竞争难以排除;少数国家,如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甚至依然奉行“安全化”战略;等等。但是,普遍的“安全化”观念淡化正在成为21世纪的国际潮流。欧洲多数国家以及日本等国,进入21世纪以来并未明显激增其军备开支与军备建设;美国特朗普政府减少其驻阿富汗军队,从叙利亚撤军,未因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田而大打出手,美国与伊朗间的对抗关系也是“干打雷、不下雨”。这些都不应被认为是降低“安全化”的个案。鉴于此,新“两超多强”格局时代不太可能复制美苏“两极”格局背景下的冷战对抗局面。以“超”划线、再现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旧戏也不太可能重演。其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一步扩展、深化以及国际权力的“分散化”有关。21世纪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物质结构”方面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不论规模多么小的国家,其安全与经济方面的独立生存能力都在增强,对“超”“强”国家的依赖性在弱化,而“超”“强”国家对中小国家的控制力与影响力也在弱化,尤其难以像20世纪那样予取予求;二是“多强”队列的扩大,多达20多个“强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是国际权力“分散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自然表现;三是非西方国家即所谓“他者”的普遍崛起及其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在G20中,非西方国家成员占据大约半数席位;在时下20多个“强国”的队列中,非西方国家多达16个,约占2/3;更重要的是,新“两超”之一的中国,也是非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尤其是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民主化、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增大,有助于限制一向习惯于奉行霸权政策和“安全化”战略的西方国家的战略“任性”,引起新“两超多强”格局“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推动新“两超多强”格局向维护国际和平、合作、民主的方向演进。

新“两超多强”格局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国际组织异军突起,俨然已经成长为国际新格局中不能排除的新型“物质性”构件。国际组织是新“两超多强”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有能力对新格局以及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自20世纪伊始,一些国际组织就开始成为国际格局的政治外溢与伴生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联是一战后以英法等为主导的多极格局的政治外溢与伴生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则是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政治外溢与伴生物。但是,无论是国联或是联合国,都未能成为当时国际格局必不可少的“物质性”构件。一战后的国联由英法操纵,美苏及德国很晚才加入国联,德日等后来又随意退出了国联,这说明国联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中是个无足轻重的组织,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秩序”尤其无能为力。二战后的联合国虽然有更多的成员国以及更强的代表性,但美苏两极对立,常在联合国讲坛对抗,一方的肯定票通常会引来另一方的否决票,联合国因而通常是议而不能决,决而不实行,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与参与也是虚有其名,宪章上的联合国与现实中的联合国差异极大。对此,摩根索评论说:“新的联合国是冷战的产儿,是东西方冲突的结果。《宪章》上的联合国被东西方之间的冲突夷为废墟。”时下正在形成的新“两超多强”格局中,联合国及其他一些相关国际组织,不但是新“两超多强”格局的政治外溢与伴生物,也开始成为新格局的必要构件与物质性补充,并能体现出国际社会较以往更民主,新“两超多强”格局较以往的国际格局有更强的社会性、代表性,也体现了国际权力分散化后的再集中。在“超”“强”关系合作面不断增大、对抗面不断缩小的条件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机构”如欧盟、非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加上一些“职能机构”,如欧佩克、国际原子能机构、上合组织等,“以各种形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与作用将较20世纪有明显增强,并能最终推动新“两超多强”格局的“社会结构”向有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方向变化。

四、余论:中国如何适应“两超多强”新格局?

如前所述,新“两超多强”格局呼之欲出,正在形成过程中。对此,中国应正视之,而不是采取“驼鸟”政策,假装视而不见。尽管“两超”对比,中国是较弱的一方,相对于美国,中国在经济总量、经济质量、人均生活水平以及军力、科技等方面差距较大,而中美之间长期存在各种各样的摩擦、矛盾,尤其是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冲突,但也不应因此而对中美“两超”关系的形成及新的“两超多强”格局抱持悲观态度。要看到中美间的合作因素,看到新“两超多强”格局较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有更多的积极因素,尤其要看到全球化时代世界潮流正在出现积极变化。直面呼之欲出的“两超多强”格局,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之,全力运筹好中美“两超”关系以及中国与“多强”的关系,尤其是运筹好中国与俄日韩朝越印巴哈及印尼、澳大利亚等周边“诸强”的关系,进而运筹好中国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关系,避免新“两超多强”格局重蹈前一个“两超多强”格局的覆辙,尤其避免中美“两超”像美苏“两超”那样形成冷战对抗关系,应成为我们运筹未来中国国际战略的重点课题。(注释略)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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