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于2020年1月15日正式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并于近期落实生效。本文在比较中美两国金融实力的基础上，分析寻找两国金融业的核心差距，以期为重新思考两国未来金融合作的方向、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中美金融实力的比较分析
自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持续提升，行业活力和潜力不断释放，金融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逐步缩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金融实力方面依然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业发展规模方面
金融行业增加值是衡量和比较中美两国金融业实力最直接和显性的指标，具体表现为：
首先，在总量规模方面，中国金融业近年来增速较快，取得明显进展，但与美国金融业的差距依然较大。2018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为1.57万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1.11倍，年均复合增长率4.23%。与之相比，中国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为7.0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01万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13.6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6.1%。
其次，在相对结构方面，中美两国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大体持平，符合各自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2018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6%，与2000年基本持平，仅增加0.4个百分点。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其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2018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7%，较2000年提高2.9个百分点。
最后，在金融市场结构方面，美国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为主，中国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2018年，美国直接融资比重约为80%，间接融资比重为20%。与之相比，近年来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虽有所提升，但银行信贷依然占据主导地位。2019年中国间接融资比重约为69%，直接融资比重为31%。
二是金融服务贸易方面
金融服务贸易是一国金融实力的对外延伸。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服务贸易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日渐成为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而金融服务贸易则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在总量规模方面。美国作为传统的服务贸易强国，金融服务贸易在全球占据领先位置，多年保持顺差。2018年，美国金融服务出口额1295亿美元，进口额738亿美元，顺差额557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14.79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6.6%；金融业占服务业整体顺差额的21.5%。与之相比，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起步较晚、规模较小，且长时间表现为贸易逆差。中国2018年金融服务出口额83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6.4%；进口额136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8.43%；逆差额54亿美元，较2000年扩大1.25倍。
其次，在贸易结构方面。美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相对平衡，2018年美国财务管理、信用卡、证券借贷、保险服务等占金融服务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1%、20%、17%和13%。与之相比，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结构不平衡，其中保险服务出口额占比为59.4%，远大于银行等其他金融行业，但实际上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要更好，起步也更早，理应成为对外金融服务走出去的主力。
最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最新统计，美国金融业国内增加值对总出口的贡献率为6.8%，且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与之相比，中国金融业国内增加值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不及东亚国家的平均水平，未来提升空间巨大。
三是金融机构竞争力方面
外资银行是各国金融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其多样性及活跃度对于促进竞争、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9年9月，共有53个国家或地区的169家商业银行在美国设立子行及分行360余家，资产总额约3.79万亿美元。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研究，2018年6月外资银行占美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约为10%，远高过中国。中国外资银行资产占比不足2%，不仅较美国低，甚至不及新兴市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
与之相比，截至2019年10月末，在中国共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4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51家代表处，资产总额3.3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0.48万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22%。截至2018年末，共有10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汇丰、东亚、渣打、花旗位居前四位。其中，11家美资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子行或分行，子行资产总额262.2亿美元，约占外资法人银行资产总额的6.9%。
在国别分布上，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经济体的银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数额较多，合计为2.8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73.9%。而中国内地银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总额为1182.44亿美元，约占美国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3.1%，位居第八位。此外，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银行机构在美国的资产数据分别为239.2亿美元、89.2亿美元，所占比重约为0.63%、0.24%。
值得注意的是，受特朗普经贸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汇率波动等影响，近期中国银行机构在美资产增速放缓，其中内地银行在美资产较2018年末下降15.3%，较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增速28.2%大幅下降。
四是货币影响力方面
货币是金融服务的媒介，提高货币影响力对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降低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元霸权为特朗普政府发起金融制裁、升级金融摩擦提供了核心工具。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中国经常项目盈余迅速积累，吸引外资持续增加。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11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2016年10月，人民币被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其中人民币权重为10.92%，位列第三。
与之相比，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据重要位置。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三季度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构成中，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规模为6.75万亿美元，为近一年来最高水平，占比高达61.78%；而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规模为0.61万亿美元，占比2.01%，为中国2016年开始报告此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同时，美国拥有健全成熟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联邦储备通信系统（Fedwire）等。依托上述基础设施，美国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目标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个人发起金融制裁，切断清算、结算与支付渠道，冻结其在美资产，迫使缴纳巨额罚款。
五是金融投资关联度方面
一方面，中资企业赴美投资上市，两国资本市场关系密切。截至2019年9月，共有172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三大交易所——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企业在美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了超过85亿美元的资金。此外，中美两国企业间的实体投资有序开展，但目前面临较大障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由，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职权，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遭受国别歧视等不公平待遇，导致2018年中国对美实体投资规模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比下降84%至48亿美元。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美持续贸易顺差开始，中国开始买入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2017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超过日本，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推动储备资产多元化，逐步减持美国国债，2019年6月被日本超越，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虽然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有所下降，但双方关系依然密切。截至2019年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为1.07万亿美元，中国依然是美国第二大债权国。
六是金融自由度方面
近年来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虽不断加快，但与美国相比，金融自由度依然偏低，尚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公布的金融自由度指数，2019年美国金融自由度为80，处于完全自由区间，而中国金融自由度为20，低于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处于金融压制区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美国货币政策自由度为76.6，中国为71.9，两者差距不断收窄，均处于比较自由区间，这也从侧面表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七是金融科技创新方面
金融科技是当前金融领域的前沿课题，也是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只有更好地掌握这一最先进生产力，才能拥有最强的金融核心竞争力。
当前，中美两国金融科技全球领先，各有优势。美国在金融科技相关领域开展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早，当前全球主要的数字金融模式均可以在美国找到原型。如美国PayPal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的第三方支付公司，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支持客户以超过100种货币完成支付。再如，美国脸书公司（Facebook）计划推出的天秤币（Libra），引发全球市场及主要央行的广泛关注。同时，美国金融科技注重底层技术创新能力，云计算、大数据、算法研究和芯片技术等在全球领先。
相比之下，中国金融科技基于中国政府的前瞻谋划和系统布局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后发优势及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目前，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迅速并形成相对规模体系，部分领域从“跟跑”实现“领跑”。如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规模约为美国同期的50倍，个体网络借贷（P2P）市场规模跃居全球第一。2014年，人民银行启动数字货币前瞻性研究，2017年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数字货币（DC/EP）研发试验，使中国在全球数字货币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
中美金融合作与摩擦的前景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目前中国金融业综合实力有所提高，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清差距以及发展的薄弱点，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及时补足短板，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评估中美金融合作与摩擦的未来走向，并采取务实、高效的应对策略。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虽部分得益于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但更主要的动力来自中国实体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金融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内因”。
展望未来，中美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与摩擦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执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开展第二阶段谈判，坚持金融合作主流，偶有摩擦，但分歧处于可控范围；二是贸易或科技领域摩擦升级，冲突范围外溢到金融领域，对中国特定企业或金融机构实施金融制裁；三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名存实亡，双方冲突再次全面升级。
目前看，前两种情形的可能性较高，短期内以第一种情形为主，但也须警惕特朗普政府任意妄为导致紧张局势全面升级的第三种情形。这是因为，一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体量巨大、国际关联度高，多家中国商业银行均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美国难以对中国实施与对伊朗、俄罗斯相同量级的金融制裁，但局部性、针对个别机构的金融制裁和摩擦可能会增多。二是中美金融市场相互依存，潜在合作空间尚存，金融领域的完全脱钩将使美国失去中国市场，逆历史规律而行将反噬美国自身利益。三是在全球经济多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并不能控制所有金融制裁工具，其自身地位正面临欧盟、日本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挑战。同时，美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中美金融“被脱钩”的难度。四是中美两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
政策建议
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大于摩擦，互补大于分歧。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正视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在科学评判中美金融合作与摩擦前景的基础上，我们应坚持底线思维，积极推动两国开展高质量的金融合作，弥补和修复两国的摩擦和分歧，创造多赢市场。
一是理性看待中美冲突的长期化和常态化。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符合双方利益，有助于推动在部分领域开展合作，但重回此前蜜月期的可能性也较低。特朗普打开了关税政策的“潘多拉魔盒”，加之美国政界、两党议员将中国视为重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因此未来双方经贸关系及金融合作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二是正确认识中美金融实力的核心差距，改革完善中国金融治理体系，从根本上推动金融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为其金融霸权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一方面，美元体系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核心，也是美国金融制裁措施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重要原因。虽然欧盟正尝试通过“阻断方案”、设立“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对抗美国的金融制裁，但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因此，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法定数字货币战略，夯实跨境交易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从根本上巩固我国金融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的金融实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依托市场、通过改革理顺生产关系、注重科技生产力的结果。同时，金融实力也不必然等同于金融霸权。我们应对照差距，及时补足短板，有针对性地吸收美国金融发展的先进经验，从根本上推动我国金融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三是中资金融机构应练好“内功”，深度融入美国市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战略导向，也取决于中国的韧性和应对。我们在为最坏情形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更应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将贸易摩擦的压力转化为加快金融改革开放的动力，增强软硬实力，深度融入美国市场。正如此前有研究报告指出的，在国际经济体系的“拳击台”上，除了积极进攻、消极防守之外，还有第三种战术，即搂抱。中资金融机构只有练好自身“内功”，才能抱得住、抱得紧对方，同时也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多边规则框架下推动两国金融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四是做好特朗普连任的应对与准备，关注后特朗普时期对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冲击。在研判未来中美金融合作关系方面，除落实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外，还应同时考虑美国经济前景、金融市场走势、2020年总统大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指出，特朗普若连任将危及世界，使全球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任何形式的国际法律规则能否存在均是个问题。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如何参与和引领全体治理体系改革，在维护多边主义、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来源：微信号：清华金融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CE5hUrT0XZeX0jVlnkwFKg 发表时间：2020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