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新”应当体现在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与以往的发展模式不同，应当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在空间上融合，在空间上找到落脚点，在区域发展上探索新的空间格局。

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演进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点是在 “沿海开发开放”。从2000年开始，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2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4年）等，目的是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较为均衡的国土空间战略体系。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城市和城市群来实现的。改革开放初期4个经济特区的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确定，初步形成沿海城市快速发展的格局和实施城市节点带动的国家非均衡发展区域战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沿海主要城市逐步融入全球城市体系，城市群渐次形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从珠三角起步，长三角、京津冀三大核心城市群先后形成，成渝城市群快速崛起，实际上构成了目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四个核心区和增长极。

20世纪90年代后期，省会城市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起的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如关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初具规模，新的城市群格局正在形成。

比较2000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空间的辐射强度，明显发现：

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快速成长为一个中间是生态绿心的三角型结构，发展态势是向南连接珠三角，向东通过逐步成型的皖江城市带连接长三角，向北指向中原城市群，与东部的长三角城市群、南部的珠三角城市群、北部的京津冀城市群、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形成互动态势。长江中游城市群正成为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新兴增长极。

从历史看，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江流域举足轻重。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区古为楚地，属于同一文化区，为东西南北之中枢。此处有四个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区域发展战略示范区，包括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示范区，各有自己的经济腹地，以长江水道为轴带，襟带洞庭湖、鄱阳湖两大淡水湖，组成巨大的城市群连绵带，生态资源丰富，京广铁路、京九铁路、京武广高铁贯穿南北。

长江流域的“龙头”上海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浦东的开发带动了整个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快速发展，2010年长三角城市群GDP总量高达8．08万亿元；长江流域的“龙尾”成渝经济区是国家城乡配套改革综合示范区，近年来发展迅速，2010年GDP总量达到2．23万亿元；长江流域的中部“龙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区一直处于后发的境地，与东部发展差距较大，2010年武汉城市群GDP为1．28万亿元、长株潭城市群GDP为1．31万亿元、环鄱阳湖城市群GDP仅为0．71万亿元、皖江城市带GDP为1．01万亿元，总量可观，单个城市群经济力量薄弱。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单个城市群的经济总量还较低，大城市群其经济密度远低于沿海

与东部相比，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单个经济圈总量均较低，2010年四者相加的GDP为4．3万亿元，刚刚超过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城市群平均经济密度只有1081万元／平方公里，仅相当于长三角的16．9％、珠三角的15．7％和京津冀的50．2％。2010年武汉天河机场（1264万人）、长沙黄花机场（1381万人）、南昌机场（534万人）、合肥骆岗国际机场（440万人）客流量远低于广州白云机场（4523万人）、上海浦东机场（4144万人）、上海虹桥机场（3311万人）和北京首都机场（7867万人）。

——行政区经济模式根深蒂固

受传统体制的制约，长江中游城市群行政分割现象较为突出。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基本上还是分割的状态，在各自省域范围内独立运作，一体化程度低。四省之间还面临市场准入、质量技术标准、行政性事业收费、户籍制度等方面问题，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部分产业存在趋同趋势，城市体系有待完善

四省过去均是国家长期扶持的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形成相似的产业结构。根据2011年湘鄂赣39个工业大类的数据计算得出省际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湖北与江西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64，湖北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77，江西与湖南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是0．85。特别是江西、湖南两省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由于缺乏规划和深入合作，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结构趋同；四省除省会城市较强外，其他城市实力都还不够，中小城市与沿海地区差距更大。

——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大

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加大，武汉、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并不理想，尤其是水生态、水环境问题较为突出。由于开发利用不当和保护不够，加上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导致重要湖泊和湿地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和生态退化，其中洞庭湖、鄱阳湖、洪湖等重点湖泊水域面积缩小、容量减少、水质变差、防洪调蓄能力下降。同时，由于该地区重化工业密集分布，“三废”排放量大，处理率较低，局部支流河段、大部分中小湖泊污染比较严重，导致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影响农作物生产。

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建议

——从战略高度重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加快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需要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但是必须认识到从国家宏观战略格局出发，需要的不仅是又增加一个重量级经济体，而是需要在此区域有所突破，布置一个集人文、经济、生态和国际性于一体的新型战略高地，落实“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为国家打造一个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建立统一的区域规划机制，引领时代潮流，推动长江流域和全国的区域协调机制创新，编制跨省域的长江中游发展规划

建立统一管理的运行体制机制和长江中游大区域规划委员会，由国务院统筹，四省各派一位副省长协同长江中游各城市市长、建设厅厅长、发展改革委主任、专家、学者担任大区域规划委员会委员，编制跨四省域的长江中游大区域规划。将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试验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四个战略进行整合；编制综合交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现代化、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文化资源展示等重点专项规划，建设多中心、网络化、水轴、绿心生态型城市群，建立跨省合作试验区，构建新型区域合作体系和区域社会、经济、生态、文化、行政一体化的推进机制，作为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切入点，探索新路，构建具有世界影响的特大城市群。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促进海内外产业集聚，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分工合作，产城融合，催生就业，拉动人口回流

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支撑是关键。首先，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消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引导人口和海内外产业合理集聚转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其次，实行产业链重组战略，有效整合产业存量资源，构建面向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主导优势产业链，促进产业向集群化方向发展。譬如，可以考虑以武汉东湖高新区为龙头，构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武汉、南昌、长沙、合肥、景德镇等地汽车工业，建立长江中游城市群汽车产业战略联盟，构建一体化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以长沙为龙头，构建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等，产城融合，催生就业，拉动人口回流。

——国家加大投入，加强中心城市功能建设和小城镇合理分部，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

加大投入，积极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不断提升中心功能，充分发挥武汉的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推动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中心城市向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逐步转移扩散部分功能、产业和生产环节，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迈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健全城镇体系。

——积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和跨界河湖流域治理开发

以生态建设和江河湖泊治理为重点，建立四省联动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横向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以长江干支流生态廊道为纽带，洞庭湖、鄱阳湖为“绿肺”，以森林生态、湿地生态、农田生态为主体，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心”型生态城市群格局；以“一江两湖”为重点，共同加强江河湖泊综合治理，共同加强防洪大堤加固、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水污染综合治理等合作建设；切实搞好耕地保护和粮食主产区建设。

——建设国家人文综合发展区，构建庐山／鄱阳湖、岳阳／洞庭湖“文化核心＋绿心”城市群

建议以庐山、岳阳为主体，建设国家人文综合发展区，区别于以往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发展示范区，以民族文化振兴为主题，在空间上以文化内核为中心，文化与经济协同，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复区、体验传播区、优良社会和谐区、低碳经济区。通过整合行政体系、交通网络和产业纽带，协同鄱阳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打造“美丽中国”示范区，为国家创造区域发展的新典范。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