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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百年变局与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

作者: 杨鲁慧,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分会会长 发布日期:202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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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错综复杂局势中凝练出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梳理把握大变局的“变”与“不变”,这是制定中国新型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传承中国外交70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战略思想基础,建立新型周边关系必须坚持命运与共的外交新理念,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型态和新思维。和谐周边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战略选择,需要注重经营重要领域的节点问题和把握好平衡关系,这也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大国战略目标。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历史时期,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态势更趋紧张和加剧。环顾全球东西南北关系的百年之变,从中可窥视世界正处于新旧权力的彼此消长和相互转换过程中,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不断调整及分化组合,国际政治的对抗与冲突更加激烈,世界多个政治经济力量重心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势力已经进入相对衰落时期,以中国为引领的世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呈群体性崛起,东西方经济版图中表现出日出东方的必然趋势,这些鲜明对比和反差昭示并给人们以深刻思考和启迪。百年大变局下的世界复杂多变,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需要梳理出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中需要凝练出“变”与“不变”的本质解读,归纳出“乱中有变,变中有治,治中有机”的关键所在。习近平主席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的周边地区是中国繁荣强盛之基和安身立命之地及安全和睦之本,建立和谐、稳定、可靠的新型周边关系是现实的战略选择。“新型周边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引领者和贡献者,为了推动周边关系与时俱进、给周边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倡导构建的一种新的周边关系模式。”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正处于战略窗口期,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周边关系决定并支撑着一个国家崛起的模式。中国的和平崛起意味着需要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外交,才有助于以本地区为战略依托最终走向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命运与共”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及休戚相关的地缘政治现实基础和东方价值体系认同的根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中国以携手抗击疫情为契机,加快构建起疫情防控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率先签署RCEP背景下,“战略引领周边”是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大国之路,也是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如何在构建新型周边关系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崛起的大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

一、百年变局:中国国际环境面临的变与不变

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看,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紧密相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大国和新兴工业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聚集地带,关系错综复杂,集中体现了国际大环境是周边地区的客观反映。当下的百年变局正在向纵深发展,“变”是国际大背景的主基调,因“变”而生成的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及不平衡性日趋凸显,由“变”而引发的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格局大洗牌,为此造成世界开始进入持续性的不稳定和动荡变革的历史时期。这场百年变局的大调整、大发展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具有深刻广泛性。当今世界各国正在处于大变局背景下的再调整和再选择及战略再出发,一个“变”字道出了国际格局不断演变的关键所在,抓住了变局之“变”的本质问题。这就是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之变;国际经济实力的调整之变;大国关系认同的价值体系之变。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互信赤字、发展赤字可概括为百年变局的基本特征。这样一个基本的战略判断明确地诠释着我们当今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大国关系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周边热点频发的南海争议和台海问题及东海争端都是由大国因素导致引发的。周边大国关系是造成中国周边地区热点问题的关键所在。作为中国大周边的中美大国关系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大国间围绕权力转移和利益再分配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大国曾经彼此的战略互动合作如今进入全方位的竞争角逐阶段,大国矛盾由隐性对立逐步向显性对抗转变。当今围绕中美关系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纷争,应透过变局的乱象拨云见日地去把握中美关系的本质问题。中美之争表层是贸易和科技的竞争,但其背后深层次问题是中美两条不同道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和较量。中国的繁荣发展与其说在挑战相对衰落的美国,不如说美国恐惧和焦虑的是一个日趋崛起的中国威胁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当今的欧美西方世界,面临着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分歧与冲突、重塑与调整及变革已势在必行。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碎片化及混乱无序日趋严重,“逆全球化”思潮泛滥,政治保守主义回归等热点问题不断。各大国战略力量之间不断分化组合及合纵连横,将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并陷入重构重塑再调整的新阶段。这种灰色地带的对立冲突,将成为未来数十年中国崛起中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新常态。

透过百年变局混乱迷茫的国际复杂局势,环顾全球东西南北方的比较分析框架,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在世界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辉煌成就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非凡。东方国家的崛起其中既蕴含着自身特色的地域元素,也体现着可资比较分析的一般原则和必然规律,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和共同价值。繁荣的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快速增长稳定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繁荣最活跃的驱动力量。冷战结束后的3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进程逆转和反转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东亚国家治理稳定有序与欧美西方世界混乱无序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混乱无序中反衬中国强大稳定,在百年变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在这个百年大变局中,欧美等西方大国实力相对衰落,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已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沿岸国家,正在逐步形成多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地带。特别是中国的繁荣发展速度令世人瞩目,同时也成为各种利益和矛盾叠加聚汇的焦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战略定力在不断积累积极因素和形成战略优势,并引领一批发展中国家率先崛起强盛,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向多边主义转变,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被世人誉为“21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左右。“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中国经济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打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三个第一”,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些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驱动源,是百年大变局不确定性中的最大确定性,堪称推动全球经济和世界信心的定海神针。

面对百年大变局中西方世界的无序乱象,以及中国快速发展的特质与优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定性为,国际体系正经历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同时,当今国际政治体系的深刻变革与调整,改变或颠覆了长期以来世人对西方国家垄断主导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历史传统认知,打破了几百年来独尊神圣的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范式。“从上百年的世界历史昭示看,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解释体系都是由西方学术界为主导做解读的,当今世界的话语体系也是由西方国家为导向思维创造的,发展至今其理论解释力和指导性还是存在一定局限性。随着非西方国家群体性经济崛起,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影响力越来越大,参与世界贸易和秩序规则的制度权诉求日趋迫切。这一切都集中指向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欧美西方世界的话语权与解释声誉及领导能力在急剧衰退,传统的既有国际格局面临整体性困境和群体性焦虑。”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秩序暴露了诸多弊端和引发的国际社会动荡表明,“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与逻辑已经无力解释‘西方之乱’和‘世界向何处去’的命题。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受到挑战,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教科书可能需要改写。”百年变局的全球治理规则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拐点上,“西方的综合实力被稀释,美欧在全球推行西方化遭遇一连串挫折,自身问题也全面暴露,使得西方理念的光环褪色。欧洲人更加认识到,西方已经难以在塑造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特征上发挥绝对主导力。”因此,当今世界需要以东西方的新思维和新治理方式及治理理念,去影响和引导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始于上个世纪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如今遭遇到前所未有“逆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当今世界带有根本性和趋势性的命题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在如此乱象丛生的局势中梳理出百年变局的核心要素和发展趋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深入把握认识百年大变局的“变”与“不变”,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百年变局本质、了解大变局发展态势以制定与时俱进的周边外交政策的基础前提和依据。百年变局之“变”有三点:

其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之变是百年大变局的关键所在。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面临大发展和大调整及大变革,“东升西降”的国际力量对比再塑平衡格局已形成定局。昔日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是以欧美国家游戏规则为导向和操纵的,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崛起的中国探索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欧美国家长期以来向全世界推行的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治理模式,突破了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张的全球治理一元论及其学术理论的话语霸权。如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变化,经济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几百年来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改变着世界发展大势,并且成为改变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

其二,全球新兴经济体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力量进入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转型。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就比重而言,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一升一降态势明显,不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与投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导致国际体系步入转型期逐步改变游戏规则。西方国家通过直面“非西方化”这一命题,逐步接受和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平等合作模式。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全球困境中需要各国共克时艰,同舟共济,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就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G20集团标志着传统的东西方国家分而之治的时代已不合时宜,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坐在一起共商共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计和方案,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重要的合力作用,体现着西方国家重新集结东西方国家重整力量再出发的期待历程。

其三,科技创新革命4.0为国际社会和世界未来提供无限可能,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带来人类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大变局和大变革。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了空前活跃期。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并且成为国家竞争和抢占科技制高点的主战场。多种具有颠覆性的产业技术革命风起云涌,产业链条和产业组织方式更具有高端性和垄断性。以人工智能、通讯技术、生物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基本要素的新兴科技领域不断被投资研发,并逐步地向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渗透,而且还将会对国际政治议题转变乃至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从而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变化,并由此导致整个国际关系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科技创新革命也是催生百年大变局的重要考量之一。

百年大变局既不可阻挡也是无法逆转的历史大趋势。但在百年变局大势中,毕竟还要看到并把握万变不离其宗的那些,稳定性和持久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一是,全球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整体还是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有利于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谋和平求发展及合作共赢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二是,科技革命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决定了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全球生产链和贸易投资的规范及制度性安排,以及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已经把各个国家的经济连接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汇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三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科技创新不断深入推进。”四是,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和制度化安排,以及推进全球化发展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使命将不会终结,但将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改革,保障其更趋于公平公正合理化。

“环球同此凉热”,百年大变局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大命题,需要我们以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以及历史纵深思维抢抓机遇、规避风险、顺势而为、顺聚而强、乘势而上地发展壮大国家实力。深入剖析百年变局的演变轨迹特点、本质规定性和深远影响就是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与借鉴,“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通过高超的战略谋划,充分运用自身的优势,科学制定应对危机的方略,寻找历史共识和现实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减少摩擦、增进互信、加强互利,化解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问题和管控领土矛盾。”中国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不仅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需要把握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外交。

二、命运与共:中国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型外交理念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海洋邻国20个,陆地边境线就达2.2万公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周边邻国还存有领土争议和领海争端问题。“我国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和潜在冲突点依然很多,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主要目标仍是指向中国周边地区,屡屡通过‘介入’我国周边地区的种种方式,威胁中国安全。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重心仍在周边地区。”周边安全和周边环境及周边外交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中国的和平崛起始自周边,中国的安全稳定也始自周边。周边安全和周边稳定及周边关系和睦,是中国强盛繁荣乃至走向世界中心地带的首要战略依托和再出发基地。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既是中国安全稳定的战略屏障,更是中国安全保障的疆域延伸。近年来随着百年变局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处于中国走向世界大国和亚太强国的地缘政治现实的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周边安全”“周边外交”“周边国家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战略考量和风险变量因素。这是我党对百年大变局中国周边外交指导原则的高度研判,同时也说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外交问题。在百年变局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中国“两个百年”的战略目标是否实现,中国能否立足亚洲周边走向世界中心,这与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密切相关。“周边事实上不再只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领域,而是有着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周边关系和周边政治格局有一个科学判断,对周边国家和周边外交政策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定位及清晰地科学阐释。

和平崛起的中国,同时兼为亚太地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大国,其在全球的经济辐射力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军事投送力均居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亚太国际事务层面,不仅成为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和贡献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地区规则制定和制度性权力的引领者和塑造者。中国率先并积极推动RCEP签署落地,就是发挥大国“战略引领周边”典型案例。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中国,未来首要外交目标应是营造周边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承担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和大国使命,也需要大国在地区安全秩序维护中扮演核心角色,行使大国在地区稳定繁荣中的必要规则制定权,以缓和及回应周边国家存在的以崛起大国为邻的焦虑心态。百年变局背景下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错综复杂的新变化,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变量因素制约与影响。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周边政治格局的战略平衡;二是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奥巴马“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的“联盟封锁”政策,其目的都是利用亚太同盟体系制衡中国;三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焦虑戒备的“外部反应综合症”。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当下世人普遍关注崛起的中国将为周边地区和世界格局带来什么结局?为此传递周边和平发展理念,奉行周边和平对外政策,维系周边和平安全格局,这既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迫切期待的解答,也是当代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应履行的时代使命和国际责任。

一个拥有14亿人口且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什么影响作用,在地区中奉行什么样的周边国家对外政策,对于这些疑虑世界和周边国家都在关注和期待,中国也在思考探索中前行。那么何为中国新型周边国家关系,概括说这就是在传承新中国外交七十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战略思想基础上,探索走出的一条与周边国家命运与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关系之路。其基本特征是:

其一,百年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周边关系依然是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塑造一个安全稳定与命运与共的周边关系是优先发展的领域。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始自周边,中国走向世界中心首先立足于周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转变也源自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中国崛起后能否与周边国家守望相助与睦邻友好,其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在和平崛起中走向世界中心的重要节点。其二,中国周边外交特色发源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文明传统,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铸就了仁者爱人、亲仁善邻的和睦人本精神,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中国始终知道我们的国家制度优势特征是什么?自己的传统政治文化根基在哪里?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传统价值观,凝聚为一点就是秉持命运共同体政治思维。其三,“命运与共”意识是基于中国和合思维的传统政治智慧的深刻凝练,是当今处理周边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高度自觉。“承认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他者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真切践行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向世界展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所蕴藏的中国智慧。”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构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和东亚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和重大影响。新冠疫情的蔓延再次向人类社会警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大家的命运其实是休戚相关、兴衰相伴、安危与共的。”在全球化时代哪一个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芬芳。构建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就是将周边彼此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守望相助中凝聚共识合作共赢,在互利合作中实现经济繁荣,在文化交流互鉴中传承文明。其四,在处理周边大国战略竞争关系中,“首要的是凝聚共识,特别是在日本对中国的接受度与中国对日本的接受度上凝聚共识。中国的综合实力已越来越大幅度超越日本,日本对如何与一个强中国和‘异质的’中国(非西方民主政体)相处感到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处理周边大国关系时有必要在多元的东方文化基础上,彼此相互学习和尊重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多元发展观,更符合人类共生共存、和合相处的新理念。“通过全新视角既往、现实与未来,以一种超越单纯物质利益的东方智慧促进精神互融,从根本上实现睦邻友好与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异域山川,风月同天,命运与共的中国周边国家,我们是处在历史和现实交汇及地缘相邻的同一个时空之中,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需要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和切身利益,在谋求本国经济繁荣中也要推进周边各国的共同发展繁荣。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新型周边国家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形态。

中国在百年变局下如何处理好周边国家外交关系,需要进一步把总体安全观和亲诚惠容理念落实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交往中。在“利益共同体”和“利益汇合点”基础上,打造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融为一体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回应周边国家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期待和解读,“中国将更加真诚、更加包容地对待周边国家,通过深化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与友好感情,不断给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的崛起不仅为世界经济繁荣带来新机遇,而且中国的周边国家应将首先是受益者,远亲不如近邻的地缘方位,决定了中国周边的友好邻邦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快车的首批乘客。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发展始自周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向动态,也首先反映在与邻国多边关系的变量程度上。中国能否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奉行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其对中国立足亚太、走向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因此,中国政府以全球视野和开创精神以及富有进取意识,在对外政策上不断开拓新思维、推出新理念、展示外交新政,积极探索当代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之路。”百年变局下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国家关系的判断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考量。

其一,从国际格局的视角看,百年大变局趋势呈现的是世界多极化和多样化及多元化的态势,不同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对抗、对立、对峙的局面。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和全球经济的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面对这样的大变革现实,世人对中国崛起既给予认同抱有搭便车心态,但同时又充满忧虑和矛盾心态,反映出对大国经济崛起的焦虑情绪。亚洲国家对百年大变局反思也是多维度的,一方面意识到西方国家的“体系性危机”频发,但又对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依然抱有并非行将终结的历史心理,并且更担忧在急剧变革的国际格局中失去本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影响作用。百年变局为东亚国家选择更为多样多元、平衡灵活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战略空间。

其二,从美国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到拜登政府的“联盟制华战略”可看出,在中美关系竞争博弈态势下,作为美国同盟关系的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既无法置身事外也面临选边站的两难境地,并且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理作为战略基石的美国盟友和作为重要经贸伙伴关系的中国相互关系问题。这些国家对中国这一新兴力量融入国际体系进而不断发展强盛感到不适,又对美国政府曾经不顾亚洲盟友利益伤害同盟关系的行径心存不满。美国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为目标,追逐国家利益最大化。经济上以贸易战迫使亚洲盟友妥协让利,军事上以撤离安全保障来威胁亚洲盟友分担军费,美国这些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令东亚盟友从道义上难以接受,并把美国视为可依附的同盟领袖地位感到失望。因此,东亚国家有必要从长远战略上和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周边关系进行重新布局考量,对大国激烈的竞争进而分化的态势审时度势,做出再选择、再调整、再构建的对外关系,探索本国在大国战略博弈中的新定位和新角色。其对于中国构建新型周边国家关系可谓是一种战略机遇和契机空间。

其三,从中国周边的亚洲地区局势看,构建和平、和睦、和谐的新型周边国家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长期首要。“对处在上升期的中国来说,处理与邻国发生的矛盾更复杂,不仅需要实力,也需要智慧,需要耐心。周边是首要,这是个长期的外交定位。”中国周边外交和周边关系重要性日趋突出,发展稳定繁荣的周边直接关系到实现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就中国经济崛起稳步走向世界中心而言,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机遇以及最有前途的期望都在周边地区。同时,最容易引发冲突和动荡及不稳定因素的也是在周边地区,而且这些又是影响中国崛起伤筋动骨的问题。维护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地发展是一项涉及周边国家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对百年大变局中的周边国家关系进行重新布局调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和世界各国蔓延,中国将以携手抗击疫情为契机,与周边国家患难与共携手并肩展开抗击疫情阻击战,秉持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协调合作和深入参与周边乃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重大威胁,构建起疫情防控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荣损与共的人类地球村。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次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反思:全球化时代已把世界各国链接为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面对的重要新命题和必然地选择。

三、和谐周边:构建中国新型周边关系的战略选择

当下的中国周边关系处于一个充满变局变数变革时期,“经营好周边地区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保证。一个对华友好的周边地区不但能够为中国国内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更能够使中国积累实力以应对来自域内和域外大国的竞争和压力。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将更能够助力崛起进程。”从中国周边地缘战略现实的维度看:崛起的中国经济政治影响力和战略优势,如何转化为周边国家对其的认同度和亲近感,中国倡导的总体安全观怎样能为周边带来可持续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安全,如何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问题。这些挑战为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战略思考与战略选择。

周边关系和周边外交决定了一个国家崛起的模式。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安身立命之地,发展繁荣之根,走向世界之基。中国的和平崛起始自周边,中国的安全稳定乃始自周边,中国的繁荣发展也始自周边。中国在经济日益增长的大国崛起中,如何把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优势,转化为周边国家对我们的认同度和亲近感?为此中国将面临三大课题,1.中国的崛起将与周边国家在摩擦磨合中逐步崛起;2.美国的强权政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逆性这一结构性矛盾,必然要通过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中反映出来,这就需要崛起的中国必须直面周边安全困境的特殊地缘战略现实;3.世界及周边国家如何认同接受日趋崛起的中国。人们普遍预期未来的中国究竟会给亚洲带来何种结局:是繁荣和平的世界秩序,还是国强必霸的紧张国际格局,其中既有质疑、也有担忧、更多的是期待。

当今世界大变局之广泛和剧烈及深刻程度是百年未有的,在世界格局错综复杂的大变革大转型大调整背景下,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关系至关重要,其中既有挑战更多的是把握机遇。“从中国历史上的几起几落可以看出,如果处理不好周边关系,崛起就很难实现。”顺应全球化与各国相互依存的大势,以与周边邻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价值为导向和纽带,与亚洲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为周边共同体物质基础。以东亚各国彼此的历史发展道路与治国理政的特殊经验的“共识价值”为周边共同体思想基础。以国际关系准则和稳定国际秩序政治共识的“命运共同体”为周边共同体政治基础。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国家关系需要注重经营四个领域的节点:

其一,以经营中国周边国家关系为重要抓手,以周边国家关系和周边国家外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优化强化周边外交作为重中之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地缘基础和文化心态。释放和平、和睦、合作及共赢的正能量意愿,塑造新型大国形象和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其二,加大对周边外交的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注重强化“一带一路”建设中“最后一公里”的民心工程外溢效应。不仅是经营周边国家关系的重点领域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一带一路”建设2.0升级版高质量共建的深化要求。在周边国家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涉及发展中国家挑战的全球性议题上密切协作。“一带一路”在改变周边国家关系上可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精耕细作,做深做细做实。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解决国家层面国计民生的瓶颈问题,而且要把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的生活设施建设深入到最基层的千家万户。

其三,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国家关系为首要。当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冲突,从本质上看是与近代帝国和殖民统治政策紧密相关,是我们面对的客观地缘政治历史遗产。战后美国等西方政治势力已通过传统关系与同盟关系,把亚洲很多国家内化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东亚地区前沿的军事存在。中国的周边主要面临的是美国亚洲同盟体系,我们如何淡化和瓦解乃至打破冷战时期“旧的同盟体系”,以新的“利益共同体系”来替代是我们当今的重要战略考量。当今中国周边面临的体系冲突是,美国等西方势力对亚洲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存在过程,且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具有严峻挑战性。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原则是,中国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而非冲突;如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协调,而非紧张;如何与有领土争端周边国家的关系缓解,而非恶化。在任何挑战和冲击下都得稳住大局和大盘,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渐控制稳定周边,不断积蓄扭转不利局面的新动力和新能量,最终形成战略上稳健与向好趋变的态势。

其四,以大国关系协调和稳定为关键。在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国际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可大有作为。在中国的大周边与美日印俄均衡发展大国关系,不断保持沟通协调,增进战略互信,增强务实合作,妥善管控争端和分歧的领域。大国关系稳定协调好了,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防可控可稳。

特别是在中美两个大国关系处理上,既要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回击美国对崛起大国的各种打压和制约;又要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与美国据理力争的周旋,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中为中国的底线利益争取时间和空间,在失控与可控之间寻求大国关系的平衡平稳状态,并且这种平衡发展应当是守成国与崛起国都处于可承受可接受的能力范围之内。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关系还需要注重把握“四个平衡”关系:

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周边关系必须处理好“义与利的平衡”。义利观的平衡是以义为先,利为基础,弘义融利,义重于利的正确义利观,践行承担责任的发展。秉承义利兼顾、义利统一、义利之辩,不仅要考虑自身国家利益,而且也要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先进理念及制度化建设,建设义利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二是,需要处理好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的“远与近的平衡”。“近与远”的内涵包括时空两个层面:目标时间上的“近与远”和空间地缘上的“近与远”。从时间上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分阶段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利益,并且兼顾近期与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平衡关系。从空间上看,注重从周边入手到大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目标的统筹兼顾。逐步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区域命运共同体”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共建与引领的平衡。“周边命运共同体”其本质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利益与责任”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周边各国参与共同体建设应遵循责任共担与利益分享的原则。中国在其中是发挥引领的功能作用,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仅具有物质财富产品,而且也有新的理念价值和制度性安排。塑造大国形象和承担大国责任也应量力而行。四是,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周边共同安全间的平衡关系。中国崛起过程中既要面对周边邻国不断挑起的“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权益争端”,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国家利益,又要解决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忧虑,威胁压力和集体性焦虑心态。因此,必须树立周边新型安全观,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以及可持续安全理念指导下,处理把握好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周边共同安全的平衡关系。把周边国家对大国崛起的“戒备防范”和“信任赤字”及“战略焦虑”,转化为周边国家对我国的认可度和接受感。(注释略)

来源:2021年第6期《东岳论丛》 发表时间: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