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到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的提议；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日渐深入，亟须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生态经济学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支柱性学科。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扎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贡献具有前瞻性的原创生态理论成果。

近日，围绕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等相关问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兴起，往往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请您介绍一下生态经济学是基于怎样的机缘而产生并兴起？生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什么？

沈满洪：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兴起，往往源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生态经济学的诞生和兴起，主要机缘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实践中，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加剧，到20世纪中叶，演变成世界性的“八大公害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发展范式，认为必须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的发展范式，而要追求“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适度增长”的发展范式。鲍尔丁于1966年发表了《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的讲话。不过，生态经济学的诞生最早发端于中国而不是西方。原中科院学部委员许涤新先生于1980年就提出“要研究我国的生态经济问题，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倡议。于是，198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1987年创办《生态经济》，1987年出版《生态经济学》。无论是生态经济学的学术组织、学术刊物还是学科教材，均是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在经济理论创新中，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生态经济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重大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一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最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其实，“经济人”假设存在合成谬误的可能性，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可能导致人人遭殃。就某个经济体而言，只有合作和协同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国际关系而言，人类社会是一个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实际上应该采取的假设是“生态经济人”假设。所谓生态经济人就是从群体利益出发，在生态约束和制度约束条件下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综合效益和长远效益最大化的人。生态经济学认为，理性选择是综合理性而非单一理性，理性选择是群体理性而非个人理性，理性选择不仅是代内理性而且是代内理性与代际理性的统一。二是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假设。在古典经济学中，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做是生产函数中的重要投入，但是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忽视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假设它们是可以无限供给的，在生产函数中，把社会的最大产出量视作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函数。正是这一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突破了资源阈值、环境阈值、气候阈值。实际上，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只不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社会活动不可以突破资源容量、环境容量、气候容量，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

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我主编的《生态经济学》中专门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指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和解决生态经济问题、探究生态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经济科学，旨在实现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所谓生态经济问题就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非经济化、经济逆生态化以及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状况。

不仅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且生态经济学本身又有诸多分支学科。生态经济学可以分成理论生态经济学和应用生态经济学。应用生态经济学有可以分成人口生态经济学、资源生态经济学、环境生态经济学等专门性生态经济学；农业生态经济学、工业生态经济学、渔业生态经济学等部门性生态经济学；城市生态经济学、乡村生态经济学、流域生态经济学等区域性生态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网：生态经济学的兴起，对于传统经济学的关注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创新？生态经济学的兴起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如何统筹协调二者，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来看，生态经济学提供哪些独特的研究思路，可否请您举例说明？

沈满洪：生态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确实实现了一系列的冲击和突破：第一，在世界观上，生态经济学坚决反对“人是自然的主宰”“驾驭自然，做自然的主人”的观点，积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第二，在系统观上，生态经济学坚决反对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观点，强调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的观点，正如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所说的，主张从“满的世界”转向“空的世界”。第三，在核算观上，生态经济学坚决反对仅仅考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特别强调自然资本，而且在自然资本的价值核算上提出了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等一系列的方法。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处理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使命。具体地说，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经济生态化理论。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将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链理论引入生态经济系统所形成的生态产业链规律。生态产业链是指某一区域范围内的企业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掘者、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生物链关系，以资源（原料、副产品、信息、资金、人才）为纽带形成的具有产业衔接关系的企业联盟。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可以减少废弃物排放甚至是零排放，减轻环境压力和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创造生态产业链的系统耗散结构，使整个生态产业链表现出系统整体性、有序性、多样性和结构功能可控性，从而达到优化产出、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目标。

第二，生态经济化理论。该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是生态价值增值规律。该规律认为，生态不是无价的自由物品，而是有价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资源呈现出日益稀缺的趋势，因此，生态价值呈现增值趋势；既然生态价值呈现增值趋势，那么人类可以像进行经济投资一样进行生态投资，实现生态资本的增值；由于生态资本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只有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才能激励人们从事生态投资活动。

第三，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该理论的代表性成果是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指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人类的经济活动要受到生态系统的容量的限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所构成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果两个系统彼此适应，那么就能达到生态经济平衡的结果，如果两个系统彼此冲突，那么就可能出现生态经济失衡的状态；人类社会有可能通过认识生态经济系统，使自身的经济活动水平保持一个适当的“度”，以实现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这一规律是支配作为生态经济有机体的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全局的基本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网：21世纪以来，生态经济学扎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请您谈一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践行，为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提供了研究的土壤。请您谈一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契机，提出了哪些迫切的时代课题？您本人正在开展哪些相关的研究计划？

沈满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主要包括：从世界观上，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系统观上，反复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发展观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宗旨观上，十分强调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治理观上，特别重视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和制度为核心的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全球观上，明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方法论上，十分强调区域统筹、流域统筹、陆海统筹和生态经济统筹等统筹兼顾的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为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的基本遵循和理论指导，又给生态经济学者提出了大量有待理论化及理论体系化的时代课题。

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如今，生态经济学已经从旁支转变成为主流，从冷门转变成热门，从隐学转变成显学。在这一的大好形势下，生态经济学者只有发愤努力，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新时代。虽然我国的生态经济学者已经为生态经济实践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是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这种理论上的“供不应求”正是生态经济学者的机遇。

那么，生态文明建设给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哪些时代课题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举例来说，至少包括下列课题：（1）生态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如何充分体现生态经济学的应有地位和作用？（2）生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规律有哪些？生态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如何融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3）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机理、渠道和途径如何？如何通过生态科技创新和生态制度创新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符合效益和效率原则？（4）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如何融入市场体系？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生态价值的可量化和可交易？（5）如何发展生态价值、生态资本、生态审计的基本理论？（6）生态经济学如何为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法理基础？生态经济学如何与法经济学等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

我从事生态经济学研究26年了，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制度和政策的研究。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绿色财税制度研究，从原来主要从事水权制度、排污权制度、碳权制度等研究拓展到绿色财税制度研究，如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区域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一长三角地区为例”；二是海洋生态治理研究，从原来注重陆域生态经济学研究拓展到海洋生态经济学研究，如正在主持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国海洋环境治理研究”。我为身处生态经济学大有作为的伟大时代而欢欣鼓舞，并愿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持而竭尽全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张清俐，http://www.cssn.cn/jjx_yyjjx/yyjjx_xyx/202004/t20200416_5115062.html 发表时间：202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