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伟:“新基建”与传统企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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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从1980年到2019年,我国铁路、公路、国际航线里程分别从5.33万公里、88.83万公里、8.12万公里增长到13.98万公里、501.25万公里、401.47万公里,分别增长了1.62倍、4.64倍、48.44倍。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2000年我国仅有高速公路1.63万公里,到2019年就增加到14.96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在港口建设方面,我国也取得了同样瞩目的成绩:从1980年到2018年,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港口码头长度、码头泊位数分别从21731万吨、55066米、437个增长到922392万吨、876523米、6150个,分别增长了6.3倍、3.3倍和2.5倍。特别是万吨级泊位,从144个增长到2019个,在短短40年时间内增长了13倍。目前,在全球前十位大桥中中国占据8座,在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有7座,中国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

我国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从多个角度促成了“中国奇迹”:(1)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生产条件,促进了生产发展;(2)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全社会投资,拉动了国内需求;(3)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消费升级,促进了消费发展;(4)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了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提升了经济竞争力;(5)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政府效能,改善了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6)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居住环境,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等等。优良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重塑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一方面归结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拉动,归结于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特殊的制度安排。具体如,在道路、桥梁、港口、航道等建设领域引入“使用者付费”制度,通过“贷款建设、付费还贷、滚动发展”,缓解了基础设施资金投入不足的瓶颈制约;还有,依托独特的土地所有制安排以及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城市政府得以尽可能多地获取了城市化发展蕴含的级差地租收入,从而为“城市经营”奠定了基础。

但上述道路、桥梁、港口、管道等基础设施,都是传统概念上的基础设施。今年(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工作,明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5月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短视频,对新型基础设施的概念和内涵做了简要解读。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权威说法,新型基础设施“具体指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具体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通信为代表的通讯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机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具体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三是创新技术设施。具体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科研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比较新型基础设施和以道路、桥梁等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可以发现两者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别:

从共同之处看,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还是新型基础设施,它们都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基础性结构,都与私人生产与消费活动高度互补。并且,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还是新型基础设施,都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服务提供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外部性,都要受到政府严格的监管。

但新型基础设施又具有若干新的特点:首先,新型基础设施更新步伐快、技术密集,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而传统基础设施技术稳定,服务期限长,属于资本密集型投资。其次,新型基础设施是和新兴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5G通讯网络为例,目前5G应用场景主要是智慧工厂、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远程医疗等。但无论是哪种应用场景,都是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上述庞大的产业系统中,5G通讯只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应用场景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超前布局5G网络建设,很容易出现“单兵突进”的局面,最终导致严重的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不久前,网络上爆料“个别城市在夜间关闭5G网络”的现象,就是5G基础设施与相关应用场景发展不匹配的一个典型案例。第三,与新型基础设施相关联的应用场景(新兴产业),是新兴事物,在技术路径、商业模式上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也给新型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带来严重风险。因此,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以平衡由政府主导模式的内在缺陷和不足。最后,应该看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供给和需求更加变动不居,相应地,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也处在不断演化之中。今天,被视作新型基础设施的是5G通讯网络、新型计算技术、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等;将来,随着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态势的改变,与生命科学、健康管理相关的基础条件也完全有可能被纳入新型基础设施的范畴。

新基建、新产业的发展路径

和新科技革命密切相连的技术特点,决定了谋划“新基建”必须要着眼于国内外科技革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局。只有把建立于新基建之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消费业态和社会管理模式纳入通盘考虑,新基建才能走上科学、高效、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自动驾驶汽车至少可以分为感知、通讯、计算、车辆控制四个子系统。其中,感知系统主要由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等组成。汽车通讯系统主要由车联网系统、高精度地图组成,计算平台主要有数据处理芯片、算法和软件等要件;而车辆控制系统则要把电脑指令转化为各种车辆驾驶动作,具体如刹车、转向、灯光、加油、开门、停车入位、锁车报警等。相对于各个子系统,每种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或控制软件,又都存在多个产品供应商。此外,自动驾驶汽车要想上路,还需要获得社会消费者的认可,获得道路安全管理部门的认可,获得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认可。因此,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若干个汽车制造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是涉及若干个庞大生产体系(有可能是汽车商牵头,也有可能是由其他公司牵头)的竞争。要想在激烈的“自动驾驶汽车”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需要切实树立系统观、整体观,从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的视角去谋划自动驾驶汽车及相关基础设施(如5G网络、关键零部件、计算软件)的发展。相应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在上述产业发展背景下进行谋划。

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特色、政治法律架构、历史文化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千差万别。在英美国家,市场经济观念深厚、市场体系完善,生产要素流动性大;企业权责关系明确、经营独立自主、市场约束力强;社会信任度高、市场中介发展充分、企业合作网络发达;教育科技事业发达,自由探索氛围浓厚,创新、研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政府对经济事务参与度低,政府干预主要集中在纠正市场失灵上……,独特的经济社会环境形成了英美国家以企业联盟为主导、产学研官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市场化发展道路。以OPENRAN联盟(“开放的无线接入网”联盟)为例。大家知道,在当前激烈的5G竞争中,美国正在用力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很尴尬地发现其国内并不存在有竞争力的5G设备供应商。打压华为、中兴,不仅意味着(美国)国内需求转向其他的国外供应商(诺基亚、爱立信等),而且意味着要遭受更高价格的盘剥。为了摆脱对国外5G设备供应商的依赖,不久前,由AT&T、Facebook、谷歌、IBM、英特尔、微软、高通等公司出面,联合三星、沃达丰等公司共同成立了Open RAN政策联盟,以推动建设“开放的无线接入网”的步伐。而Open RAN联盟成立于2018年,旨在为无线网络基站建设领域广泛引入竞争以改变过去由基站设备供应商同时提供设备硬件和设备运行软件的格局。在OpenRAN模式下,通过将软件与硬件分离,用通用硬件代替专用硬件,运营商基站建设所需设备的供应模式将由通讯设备供应商甲、乙或丙提供,改为由供应商A提供RAN软件,供应商B提供通用服务器,供应商C、D、E分别提供服务器内的关键零部件。Open RAN联盟成立后,在推动建立开放的无线接入网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一系列技术性、制度性障碍。Open RAN政策联盟的建立,有助于明显加快政府政策调整的步伐(如加快标准制定、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支持相关研发工作等),推动开放无线网络接入网的建设。可以想象,随着开放网络的构想逐步成为现实,5G设备供应的市场格局必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也必将在新一轮通讯网络发展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反观我国,市场体系尚不成熟,创新投资、风险投资发展不充分;人才流动遭遇多重障碍(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企业间、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合作意向低;行业性社会组织不发达,在协调企业行动、沟通市场与政府之间作用发挥不充分;政府不仅有意愿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而且也有相应的财力和政策手段来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在协调各类社会主体统一行动方面,政府有丰富的经验、巨大的影响力和丰富的政策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推动自动驾驶等新型产业(庞大生产体系)的发展,政府注定要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强调“举国体制”“中国经验”优越性的舆论氛围,也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

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要追求经济体系效能的最大化,就必须把“举国体制”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又尊重研发机构、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只有把企业、政府、社会三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形成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蓬勃动力。当前,要特别提防出现片面强调“举国体制”,否定企业乃至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的错误倾向。具体到“新基建”,正是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基建”才得以实现自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新基建中寻找发展机会

今年初,摩根·斯坦利公司曾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城市化2.0:新基建机会手册》,认为中国在城市化2.0时代将存在发展城市群、建设智慧型城市、农业现代化三个大的发展趋势,由此将导致以城际轨道交通、AI与数据中心、5G基站、工业物联网、超高压、电动汽车充电桩为代表的新基建规模将从2017—2019年平均每年1000亿美元,增加到2020—2030年平均每年1770亿美元。并且,城际轨道交通、工业物联网建设领域私人资本参与率将分别从25%、30%提高到50%和60%;电动汽车充电站、AI及数据中心领域私人资本参与率也将维持在75%和44%的水平。上述“新基建”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定义存在明显差别,但由此也可管窥“新基建”所蕴含的广阔发展前景。

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前景,传统企业如何才能在“新基建”中分一杯羹呢?以石化企业为例,在笔者看来,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对传统的生产、流通渠道进行数字化提升。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化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在前一时期普遍引入办公软件、互联网管理系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智慧化工”“智慧物流”建设,打造“行业样板”工程,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并因势利导,把上述潜在优势引申、发展成为新的商业模式、业务增长点和收入来源,如基于“互联网+”的实践,在传统石化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石油)化工领域“智能生产方案”提供商、化工品“安全运输方案”提供商、“安全生产方案”提供商等。

二是慎重推进业务“多元化”,稳健参与“新基建”、新兴产业业务。应当看到,石化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生产特点是规模化生产、标准化流程、单一化产品,由此形成了“以机器效率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而新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则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此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石化企业在开展“多元化”经营时,必须妥善解决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在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方面存在的巨大冲突;否则,企业“多元化”战略就有可能流于失败。因此,需要从资源、能力的视角切入,理性分析石化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如销售网络、客户群、市场需求、品牌吸引力、人才资源等,在充分了解自我的基础上,深入考察新的业务领域的特点和要求,深入考察潜在合作伙伴的战略资源和核心竞争优势,深入考察企业战略合作后的业务和文化整合。具体如,考虑到石化系统庞大的销售网络,企业可以把智慧物流、智慧零售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也有人会想到和国家电网等公司开展战略合作以发展智能充电系统。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的思路;但要把上述创意落到实处,还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如充电桩的技术标准、电力网络的配套、电动车的普及等)。只有把前期工作做实了,这种战略合作才能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三是拓展资金投资空间,分享新基建、新兴产业发展成果。成熟产业的企业通常都具有相对充沛的现金流。石化企业可以设立投资基金,以如下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新基建”,充分挖掘“新基建”的投资机会:其一是以PPP方式投资新基建,独自或与商业伙伴携手通过参与政府新型基础设施工程,获得发展机会;其二是投资新兴产业。找准切入点,在新兴产业集群科学筛选投资对象,战略性投资“私人投资项目”,分享新兴产业增长成果;其三是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交易,从传统基建项目中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传统基础设施的上述投资机会,虽然不属于新基建投资,但上述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鼓励“新基建”发展的一个后果,因此,笔者将其看作“变相”参与了“新基建”的投资机会。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发表时间:202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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