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要求国际关系学科从经验上关注新的全球权力结构，更需要突破传统的理论视角和思维范式，以新的知识体系把握这一变局。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角度看，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之际，国际学界对于学科内部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讨论和反思日渐升温，并提出了超越学科传统视角且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议程，其中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rcha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倡议更具代表性。近年来，中国学界积极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构建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并和国际学界的一系列新倡议展开了彼此间的良性互动。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需要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平台。”因此，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为有关“中国学派”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视野。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探索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基础和方法论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也部分涉及到了全球国际关系学。而作为探索“中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秦亚青教授和任晓教授率先对“全球国际关系学”展开了评介，并梳理了“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应以及彼此间的互动”等内在关系。但结合国际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和“中国学派”之间关联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延续了西方国际关系学内部的反思和争论，虽然国内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讨论与这些反思和争论有一定的交集，但需要在梳理两者演变脉络的基础上进行对照分析，进而发现异同所在。其次，国内学界目前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哪些中国的理论创新能够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成部分，而对于国际学界内部的新争论以及实现创新的方法论却关注不多。例如，伴随着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向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研究重点应当转向讨论如何将非西方情境中提炼出的概念和理论加以拓展（即“走向全球”），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较少。最后，相关研究关注和对话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学界，对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相关的研究涉及不多，也较少在比较的视角中理解和关照“中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

本文的目的是在国内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中加深对于“中国学派”构建的思考。本文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国际学界对于国际关系学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第二部分分析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主要观点，及其在国际学界引发的争论；第三部分梳理30多年来关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讨论的脉络，并将其与国际学界的反思和争论进行对照，指出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四部分分析国际学界在探索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上的新进展及其对于“中国学派”走向全球的启示。

一、国际关系学其实并不“国际”

国际关系学诞生于西方，因而从一开始西方国家就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处于主导地位，国际关系学因而也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种“一言堂”现象自然成为了后来推动国际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的一个主要动因。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性和片面性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而言，人们熟悉的多是三大论战等主流叙事，而这些争论在不同范式之间围绕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展开。这一历史叙事主要参照的是欧美学科主流的发展，其在帮助人们勾勒出理论发展脉络的同时也遮蔽了学科和理论的内在问题。

从历史的维度看，一些学者指出，国际关系学为“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所束缚，以欧洲特定时期形成的模式来界定其他时空的国际体系。在当代国际关系学中，对于这种文化偏见的默认和接受普遍存在，其不仅体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本身，还体现在其他地区的学者在放弃自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偏见。例如，传统上国际关系学科聚焦的主要问题都是那些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欧洲主要大国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诸如种族和帝国等议题却较少受到关注。考虑到数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对于当代全球秩序不稳定性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忽视显然存在较大的问题。

然而，从理论的构建来看，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被批评为很少生产关于“非西方实践和思考世界政治方式”的知识，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理论更多强调的是普遍的规律，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非西方并不好奇，而是通过西方的范畴来解释非西方政治现象；另一方面，虽然区域研究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发现，但其在西方学术界经常被定位于为学科研究提供原材料，其对非西方的呈现很多时候只是作为“在西方和为西方讲述的普适的故事”的一部分。因此，国际关系学被认为并不“国际”，不仅体现在主流知识和理论的贡献者很少有西方以外的学者，更体现在关于“何者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进而言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其“言说是偏袒的”，但“常假定和宣称自己是普世的”。

（二）国际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理性反思

国际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围绕“美国”与“其他国家”（更多是在西方世界内部）以及“西方”与“非西方”这两大对立轴展开。在围绕“第一对立轴”的反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在1977年提出的“作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观点。霍夫曼指出，由于美国在知识、政治和制度方面具有特殊的条件（主要是相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只有在二战后的美国才得以出现和发展，这也奠定了美国国际关系学在学科中的支配地位。美国国际关系学的支配地位不仅源自美国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其理论中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所产生的巨大学术影响，在其影响下，特定类型的观点、理论、范式和数据库支配了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霍夫曼提出的观点成为此后学科内反思的重要起点。其后的研究从后实证主义的批判、对学科自我叙事进行历史编纂学的反思以及科学的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出发，强调应该将“美国中心”的视角相对化。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偏狭性在于其是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美国中心、单语的”。国际学界开展的这一系列争论揭示了主流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偏狭性”和内在困境，也指出了实现学科和理论的多元化的必要性；虽然相关讨论主要是在西方内部展开，但其开启的问题意识和视角也构成了此后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源起。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内部进行自我反思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围绕“第二对立轴”展开讨论，不仅强调探索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干消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而且更加看重提供“对全球南方的社会和政治现实更加敏感的替代或互补的概念和理论”的重要性。

近年来，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的诸多批判性研究成果都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和论述与边缘的现实和问题之间的不匹配现象，并强调国际关系学的话语本身就是强化核心和边缘之间不平等地位的重要因素。一些批判的观点指出，国际关系学科仍然受困于其“英美中心”或“欧洲中心”的假设和经历，而且这些假设和经历已经渗透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参数、历史观、理论路径和方法论之中。例如，当第三世界被关注的时候，与之相关的争论都是出于他者而非自身的原因而展开，这些争论采用的也都是他者而非自身的术语。再例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状况之所以在近些年成为热门研究议题，主要是因为相关国家被视为对世界构成了威胁，而且，西方主流学界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也常采用“失败国家”这样标签性的术语。因此，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被批判“很少能提供关于全球政治的完整图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既不能有效地发问，也不能很好地回答”。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一些学者主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实现多元化、相对化和历史化，学科关键概念的单一性和普适的主张必须让位于多元的概念和理解。显然，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多样的“地缘—文化”认识论的启发。

此外，后殖民主义也推动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作为后冷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后殖民主义不仅关注西方国家和曾被其殖民的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强调文化和认同的复杂性以及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后殖民主义从被剥夺者的立场出发，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家主权、权力和线性进步的本质主义的假设，提出应该倾听一下那些被遮蔽和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的声音，借此削弱塑造历史认识的支配性的西方话语地位。因此，在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的反思更加关注非西方的声音，更加重视从非西方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以期实现学科的“民主化”。

二、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在近年提倡通过吸纳非西方因素以实现国际关系学多元化的诸多研究中。阿香亚和布赞倡议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项目具有较为突出的影响力。对于他们的一系列研究的观点，秦亚青和任晓等学者已有比较详细的梳理，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主要延续上文对国际学界反思的梳理，总结阿查亚和布赞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并分析与之相关的质疑和争论。

（一）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诞生与贡献

阿香亚和布赞早期的研究成果都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反思。布赞明确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因存在着“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而导致绝大多数国际关系思考都存在“文化上的狭隘性”这一问题。为此，他从世界历史和国际体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重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而作为出身非西方和建构主义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阿查亚也批判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我族中心主义”现象。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突出体现了其对非西方地区独特的规范的重视，而且也表明了非西方地区并不只是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进入21世纪之后，阿查亚和布赞开始展开合作，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理论和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的探讨：一是在2006年组织了一场关于亚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讨会，并共同提出了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议题；二是阿查亚在2014年正式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一概念，并组织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和探讨活动；三是在2019年共同出版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百年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一书。

阿查亚和布赞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诊断”，明确指出了国际关系学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即“国际关系学既受到议题和实践的强烈影响，也受到一种特定世界历史观的影响，这些议题和实践主要由西方大国所界定，而这种世界历史观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此外，他们还从动态的视角出发，强调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对理论和学科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在几次大辩论之后，中层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发展成为近年来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但这些进展仍然属于地方性范畴，很少尝试接触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和理论，也很少承认和解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全球南方的边缘化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非西方世界在硬实力上的崛起以及多个财富、权力和文化中心的出现，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深层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核心与外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促使国际关系学全球化的深化，以便反映“他者的崛起”这一客观现实。

总体来看，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更多的是引领性的学术倡议，而非构建具体的理论。就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他们指出，其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源于或受惠于非西方的哲学、政治理论和历史材料，也可以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框架内的独特的质疑和视角”，还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很难得到被西方思维模式锁定的理论的承认。但是，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内涵来看，其“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理论，而是希望学科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其关注的不仅是理论之间的多元化，更是理论内部的多元化，尤其期望学界认可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的地位、角色和贡献。相比较而言，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更多强调通过引入非西方的要素来打破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迷思，对于怎样建立新的理论涉及较少，更多是方向性和指南性的讨论；全球国际关系学则更注重在全球层面拓宽学科的视角，也提出了具体的维度和研究的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从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全球国际关系学，其间虽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两者的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在2014年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时，阿查亚既强调了认识到多元的传统和发展“真正包容的学科”的重要性，但更突出这一倡议对于超越“西方和西方之间的区分”的意义。从两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无疑是建立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并不排斥“非西方”的概念，其关键的挑战就在于非西方学者必须“从非西方的情境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发展出自己的概念和研究路径”；另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也是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超越，从非西方发展出的理论不能仅仅运用于当地，还要能适用于其他地区的情境，而这一过程不能只是在非西方学者彼此间开展对话的过程，还需要将西方学者纳入其中，从而使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包容和全面。

总体看来，阿查亚和布赞的倡议和此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内部的反思和以非西方要素摆脱学科“西方中心主义”困境的主张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相较于后实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较为激进的批判和解构主张，两人的观点更多体现出渐进改革的立场。需要指出的是，阿查亚也认为，“国际关系学受困于西方中心主义”或是“需要从非西方的历史和实践中发展概念和理论”的第一代研究已经走完其历程，而第二代研究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将非西方情境中提炼出的概念和理论适用于其最初产生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境之外。这也正是他们两人的倡议在相关的研究中非常突出之处。

（二）围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产生的新争论和新主张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提出之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结果是，西方之外的学术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同样关注学科的全球化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国际关系学界的这些新动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拓宽了学科和理论的地理空间和研究视角，将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研究议题都带入学科研究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通过揭示和反思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和权力的交错”以及学科中广泛存在的“守门机制”将“无权者”的声音保留下来。与此同时，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提出之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其中既有质疑的声音，也有反思和批判的观点，还出现了在其基础上重塑理论和学科的新主张。这些争论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

1.质疑和反思

在相关的争论中，第一类观点呈现为质疑的声音，主要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基于“科学的”和“实证主义的”立场，对国际关系学科出现的新动向进行质疑。他们指出，从经验上看，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的现实和运行原则和欧洲并无本质的差异，“世界上各地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从认识论上看，科学的理论的目标是追求普适性和一般性，因而在理论中加入特定国家的文化和世界观就会显得不那么“科学”。例如，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对国际关系学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学科提出疑问。在他看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主导地位是基于其发展出的理解国际政治的一般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为其他国家的学者所接受，其主导地位体现为一种“仁慈的霸权”，而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他国家的学者要想取得突破只能是站在美国学术界的肩膀之上。

第二类观点则是在持肯定态度的同时反思国际关系学研究新方向存在的内在问题。一些研究成果提出，推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确能够提供新的视角，但如果不能避免本土主义、特殊主义和例外主义的问题，则会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产生新的困境。在这些研究成果看来，由于强调相对于西方的“非西方”的重要性，这些反思性的研究可能会假设存在本质化的、同质的和历史性的非西方文化，并认为这种文化拒绝被西方的全球现代性所吸纳（即“本土主义”的表现）。但是，这种研究倾向势必会忽视非西方文化内部和文化间的差异、文化边界的建构性，以及外部世界和殖民经历对非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强调特定的文明、文化和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可能会产生新版本的霸权现象。此外，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还可能导致例外主义的话语，强调其只适用于本土的“时空区域”的有限事实，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差异本质化，因而无法提供具有普遍性的解释。

第三类观点则认为，仅仅通过增大非西方的声音来推进学科的多元化，或是仅仅推动多种形式的特殊主义（即构建更多地方性或文化性的国际关系学派），并不能确保国际关系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元素”变得更少一些或者使得国际关系学更加全球化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指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反思和理论建设需要更进一步才能突破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的窠臼。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指出，探索“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隐含的“两分”性质，因为“非西方”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用语，也带有等级性的含义——西方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非西方则处在被主导的位置，其结果是，这种研究方向仍然是在相对于西方的负面的意义上被定义。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将真理和文化/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可能的结果最多只是“学科霸权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再分配”，因而很难实现将国际关系学彻底去中心化的目标。还有批评指出，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采用的仍然是现代西方的衍生性话语，虽然在这一项目下创建国家学派的尝试不断涌现，但很难取得突破，只不过是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叙事中占据一个很小的、被隔离出来的空间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将非西方声音的增大等同于学科的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学的民主化要求去殖民化（即抵抗各种权力关系中的结构性统治），而这种去殖民化不能局限在“边缘”，也需要在“核心”发生，这样才能实现构筑非霸权的学科的目标。

与以上的观点相类似，一些关于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反思认为，阿查亚在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时虽然讨论了差异化、包容性和多元化等议题，但其更多的是关注认识论的问题，在本体论上仍然呈现出“单一的世界划分”的倾向，其单一的世界历史的表达强化了本体论的自我封闭。全球国际关系学虽然强调不同的理念、世界观和行为体能够共存，但只是将这些多样性归结为关于单一的共享的世界秩序的不同视角而已，而没有考虑到世界划分的多样性，其内部依然存在着“单一世界的思维”和“多重现实的存在”之间的紧张。另一些批评也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虽然强调要让理论和概念可以“自由旅行”，使其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但这仍是将“替代性的世界”适合现有的国际关系学的“箱子”，而非要跳出这个“箱子”，因而依然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延续。

2.替代性的主张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在提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要否定相关的学术努力和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国际学界也出现了吸收和融合前两者观点进而重塑理论和学科的新主张，其中“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化”（worlding）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相关的研究关注较少。

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项目提出后不久，印度、日本的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概念。他们指出，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不是模仿西方或追赶西方，而是要让国际关系学科转向“后西方”。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强调超越对现代西方的衍生性话语的模仿，抛弃西方“世俗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的深厚传统。因此，后西方国际关系学追求的不是本土主义，而是创造替代性的空间，从而使得各方在其中能够聆听到非西方的声音，并加以学习和借鉴，通过吸收和利用这些洞见并与那些来自西方的洞见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创造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显然，这种认识论的基础是非霸权性的。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后西方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并将其特征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扩展而非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学；二是发现欧洲中心主义国际关系学之外的资源，而非重复其内核；三是对国际关系进行替代性的全球研究。而非只是批判性的研究；四是提供关于国际关系的普世主义的叙事，而非例外主义的叙事”。因此，本文认为，从输入端看，后西方国际关系学会采用非西方的思想资源，在非西方的传统中识别出批判性的政治话语；但从输出端看，非西方的理论和后西方的理论并不完全等同，其关键的区别在于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是非例外主义的叙事，强调的是普世主义。

与此同时，在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的过程中，学界还提出了“世界化”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世界化”强调从“对于国际的整体凝视”走向“作为多重世界的现场的世界政治”，认识到超越“西方”的世界的存在，但也指出这些世界并非都是“非西方的”。“世界化”还提倡“多重普世性”，拒绝更加普世却仍然单一的且没有基准点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世界化”对边缘的实践的重视也是其特色所在。相关研究强调，即使是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仍需要关注知识的中心—边缘结构，但对边缘的研究不是为了使核心的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具有普世性和全球性，而是以边缘自身的理由实现“世界化”。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边缘的国际关系学内部的异质性也非常重要。边缘的国际关系学并不是如同“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这一剩余性范畴所显示的那样单一和同质，它实际上是多元的和异质的，即使是同一国家的国际关系学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脉络和争论

对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西方理论的反思和自主探索，国内学界已有不少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但较少和上文分析的国际学界的进展和争论进行对照。为此，本文在将两者对照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学界探索的脉络和特征。

（一）从理论的“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两个不同阶段”，并且在近年来逐渐形成了以“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和“共生国际体系”为代表的三种理论观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就。这一论述大体上梳理清楚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脉络，但对照本文前两部分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观察和发现。

从时间上看，早期国内学界对理论的中国特色的强调和对西方理论的初步引介同步发生，但其批判的主要理论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反思并未涉及，而和从第三世界的立场展开的批判和反思有一定的交集，因而特别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例如，梁守德教授就认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需要引进“生产力标准，确立经济优先观点”，强调要坚持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南方和北方”之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仍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和非西方”之分的影响并不突出，理论建设主要的对话对象也并不是美国的主流学界。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时期强调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张中，我们较少见到将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作为可用的理论资源这一研究路径和方法。

但是，第二波的批判、反思和理论探索则是和西方理论的成体系引介同步发生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理论的了解有了进一步的加深，对于西方内部的反思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因而使得美国主流理论的不足成为了反思的着眼点。例如，较早提出“中国学派”的梅然教授就指出，在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被美国的研究“边缘化”的今天，打出“中国学派”的旗号就是要变“单一中心”的国际政治研究为“多中心”的国际政治研究。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开始成为国内学界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如秦亚青在早期论证“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文章中就提出，“中国学派”有着可以汲取营养的三大思想渊源，其中之一即“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的实践”。此后，“中国学派”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从中国思想传统出发的思想途径和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的思维途径。

此外，在“核心问题”的确立问题上，“中国学派”建设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的相关探讨通常都具有“冲击—反应”的特征，如石之瑜教授所言，“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北京政治风波导致欧美各国制裁，适逢美国提出新世界秩序，主张普世人权，形成其后'民主和平'学说与人道干预理论的温床，才萌生了中国特色的主张以为抗衡”。但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学派”理论建设的问题意识开始更具自主性，加之对西方社会科学成果的持续借鉴，“以高度学术化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为目标”成为了这一时期理论建设的突出特点，虽然立足于中国经验，但其目的是让中国理论被中国以外的学术界所接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开始成为阿查亚和布赞开启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中成果较为突出的一个“非西方学派”。

（二）围绕“中国学派”的争论

不过，在“中国学派”建设的突破获得肯定的同时，国内外学界也出现了一系列质疑的声音，秦亚青将其总结为“二元对立”问题、“中国中心论”问题、普适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回应。对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本文不再赘述，但将结合本文前两部分的分析，在国内外学术脉络的对照中对相关的争论展开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并在第四部分中从方法论层面来讨论化解相关质疑的路径。

首先，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虽然包含了对作为美国式的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的反思，但我们仍需看到美国主流理论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影响依然存在。国外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学派”将美国的主流理论视为是“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学”，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观众。因此，中国学界批判更多的是“美国式社会科学”中的“美国”部分，而非“社会科学”的部分。这一评价虽不完全准确，但也指出了值得国内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国际学界能够观察到较多从后实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但由于这些“反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较少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因而部分导致中国学界和有着较强批判理论传统的欧洲学界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因此，中国学界需要更多关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演进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理论以及被抹去的声音。其次，在从探索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向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发展的过程中，上文提及的“南北问题”逐渐退出了理论争论的舞台，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也较少涉及，国内学界更多的研究则是着眼于中国崛起的大国身份，并且是在“中—西”的框架中展开思考。从横向对比来看，在国际学界强调“全球南方”的新探索中，“发展”而非“文化”的议题是核心的关注。对于一些深受殖民统治影响的国家而言，“前西方”的历史和遗产已经不存在或是影响极为有限，它们因而仍深受西方的影响（如拉美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探索更多是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出发，着眼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关注更多的是殖民性、帝国主义、边缘性、依附和剥削，追求的是自主、发展和嵌入。同时，相较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世界重视的程度较高，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受西方世界重视的程度较低，这一不同也使得中国学界的理论探索和这些国家学界的关注重点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改进研究的议程，不只是将理论对话的观众限定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界，更要开展和处在边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学界之间的对话，发展出其他国家的学者也能够将其作为思想工具加以使用的理念，进而推动“中国学派”真正成为能够“跨国旅行”的理论。

最后，本文第二部分在分析阿查亚和布赞的研究成果时指出，其重点经历了从强调非西方到突出全球视角的转变，但目前中国学者更多还是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意义。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学派”的尝试目前更多呈现出“关于中国（of）”“由中国学者开展（by）”和“为了中国（for）”的特征，因而有可能产生“中国中心主义”的问题。阿查亚也曾指出，其比较担心的是“中国学派”可能产生“例外论的危险和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对于这些质疑，秦亚青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了回应，他指出“非西方理论发展在起步阶段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够解释本土现象或本地区的国际关系事实，然后随着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再不断获得范围较广的普适性意义，而那些完全没有超越本土能力的理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被淘汰掉”，而且“如果现在就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初步发展视为'中国中心论'的表现，则很有可能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早夭折。”他同时以更加全球性的视角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其间，各种理论学派和学术思想可以平等地存在、发展、沟通和辩论，最终消解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非西方问题上的界限，当然也包括消解中国/非中国这些特定时期的标识，以便形成真正意义上属于全球和人类的知识体系。”

秦亚青的主张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现实策略和未来愿景两个层面较好地回应了相关的质疑，也为宏观的理论研究指出了方向。一方面，就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而言，对照阿查亚提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具体研究议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外的国际体系展开比较研究”“展望后西方的'多元复杂世界'的性质和特征”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拓宽对地区主义和地域秩序的研究”这三方面，中国学界作出了较多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关于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中国崛起和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入讨论等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实现学科和区域研究的结合”“扩展对于理念和规范的双向扩散的探究”和“探究文明相遇的多重方式（包括和平的互动和互鉴）”这三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在突出中国元素的同时关注有关他者的地方性知识，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知识生产和对话也是促进“中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学有机结合的重要维度。为此，下文的分析将结合国际学界的新发展，从方法论的层面来探讨推动“中国学派”走向全球的具体路径。

四、全球国际关系学背景下“中国学派”走向全球的路径

上一部分分析了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取得的进展及围绕其展开的争论，对照第二部分有关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争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中国学派”面临的问题并非完全独一无二。正如阿查亚所言，在批判国际关系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发掘非西方的地方性知识之后，第二代研究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如何将非西方情境中提炼出的概念和理论适用于其最初产生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境之外。因此，“中国学派”的构建未来需要走向全球，而国际学界关于全球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讨论则为探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将超越简单的两分法与积极推动对话有机结合

如前文所述，在发展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提出之后，国际学界就指出了需要注意其可能导致“西方和非西方相互分离”的两分现象，也表达了对理论的多元化可能导致碎片化问题的担忧。而此后阿查亚在提出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时也强调其对于“超越西方和西方之外区分”的意义，并提倡推动不同的理论之间的对话和整合。这些争论在“中国学派”构建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呈现。根据秦亚青的总结，“在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属于非西方理论，但又是发展势头比较好的理论，所以，这种质疑自然把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二元对立'的典型案例。”对此，他从中庸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强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有可能导致“二元对立”，但是也有可能产生“二元互补”。本文接续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多关注国际学界关于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中超越两分模式和推动对话的方法论这两方面的探讨，进而为“中国学派”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如何超越作为地理范畴和二分法的非西方/西方模式

从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纳入更广范围的社会认知层面上的关注，进而拓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视野”是相关研究的核心议题。地理的空间在这一系列探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知识生产中的西方/非西方的划分被认为具有“地缘—认知”的属性，即使是旨在超越西方/非西方的划分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也被视为是沿着地理和地缘的界线而展开的，其倾向于认为“在英美核心之外的非西方学者有着使国际关系学变得真正全球化的能力和资源”。但正如前文的论述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非西方的两分模式受到了较多的批评，这种区分法被认为”将真理和文化/地理位置联系在一起”，并没有从根本上重构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因此，在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而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超越作为地理范畴和非西方/西方模式的区分界限。有学者提出，要使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国际”一些，其关键就在于要改变反思知识间的等级秩序和权力机制问题，但真正值得关注的等级秩序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与之相似，还有一些学者也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任务不是通过纳入非西方的因素来实现“锦上添花”，而是要对学科进行“再造”，因为其寻求的不是多重的叙事，而是在关注权力—知识机制的同时来进一步挖掘既有叙事的多个层面。

虽然受到诸多质疑，但非西方和西方的范畴在思想界和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会持续存在下去，对此，学界提出了一些超越非西方和西方两分法的路径，包括“互补”“辩证”和“混合”等路径，这些路径和秦亚青基于中庸辩证法之上提出的“二元互补”虽重点各异，但也可互相映照。例如，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就指出，世界政治的异质性和多元性不能为西方和非西方的二分法所把握，需要的是对情境和过程的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会出现在叫作非西方的地方，应该避免非黑即白式的思维，推动知识间的互相交流和理论间的互补，进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全球性的世界。查特吉（Shibashis Chatteriee）则指出，应该关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辩证而非两分法的关系——非西方的经历和理念对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但西方理解国际社会的方式并不是在理论上牺牲非西方知识，而是透过非西方知识才能加以实现。比尔根（Pinar Bilgin）则强调，国际关系学界需要关注非西方和西方的经验和权势在历史上的交融和混合，这种交融和混合的结果是非西方思考和参与世界政治的方式中也存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反之亦然）。因此，要寻找国际关系学中存在差异的元素，就不能仅仅是超越西方的空间限制，而是要研究西方的“西方性”以及他者的“非西方性”究竟为何。从这一视角出发，全球国际关系学应该关注世界各地交错和重叠的历史。

此外，国内学界只有破除两分法的思维，同时重视理念和知识的传播中“边缘”的能动性，才能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关注学术研究中“混合”和“模仿”等路径的目标。众所周知，在相同和差异的两分法的主导下，我们对一些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关注过程中常会得出和西方并没有很大不同的结论，而选择“混合”和“模仿”等路径，就能够使我们把握边缘学者的贡献，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与其理论“相似却不同”的特征，这样才可以使全球国际关系学更好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图景。

具体而言，“混合”路径指的是边缘学者一方面和美国的议程整合，同时追求自己独有的国家研究议程。采取这一策略并不是简单地复制美国的国际关系学，实际上是在为学科增添不同的洞见，因为这样做能够使主流的概念、理论与地方的情境关联起来。因此，关注边缘学者选择的“混合”路径有助于我们发现他们的原创性。从结果来看，“混合”路径通过对抗处于主导地位的他者而体现了边缘学者的能动性。此外，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非西方学者采用的“模仿”路径也值得关注。与“混合”路径相比，“模仿”路径是一种更加微妙而隐蔽地引入了差异元素的策略，这种方法不仅提醒我们需要注意非西方行为体看似相似却完全不同的行为，而且还要重视它们在“采纳”“改写”和“绕过”西方思考和实践世界政治的方式时所具有的能动性。当然，“混合”和“模仿”的路径也体现在了“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中。例如，有学者指出，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就具有“混合性”的特征：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是过程建构主义以及“关系理论”最主要的理论来源；另一方面，“关系理论”从中国文化中寻找独特的中国元素，分别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基础与中庸辩证方法论原则），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关系世界的本体论立场）等。

2.如何开展理论间的建设性对话

探索西方以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固然能够推动学科和理论的多元化，但也给学界带来了对学科碎片化、理论的相对主义的担忧，因为这种理论探索可能会造成多个分散而各自独立的学术团体的成立，导致它们无法交流也不愿相互交流。因此，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两分模式的对话和交流对干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尤为关键。当然，拓宽国际关系学科的重点不是在于争论西方和非西方的优劣，而是让不同国家的学者认识到不同理论背后都具有不同的思想根源，这样才有助于实现多重的、分裂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

对话和交流是体现中心和边缘的理论（学者）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关系既不同于自我隔绝的“分离”关系，也不同于完全拥抱霸权性话语的“同化”关系。参与对话和交流的各方首先都承认自己的看法是不完美的、暂时的，这样才可以使对话呈现出互惠、互补的特征，因而可以推动各方的互相学习。就对话和交流的具体形式而言，学者提出了“工具主义式的对话观”“吸纳被排斥的声音”等诸多观点和建议。“工具主义式的对话观”指出，从目前来看，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目标不太可能抛弃西方的知识体系，因此，非西方的学者在发起对话时还是要以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接触点，而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就将其抛弃。只有这样，国际学界才能既克服国际关系学的西方式狭隘，又可以让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吸纳被排斥的声音”这一观点则提出，要使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国际”，国际学界需要反思知识间的等级秩序和权力机制问题，这里重要的不是非西方的声音被纳入，而是要纳入那些被排斥的声音。为此，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揭示自称普世的理论框架的特殊基础来解构其主导的自我认同（例如质疑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普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做法），而且还要积极接触和探索那些未成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部分的思想传统（如女性主义、佛教思想等），并识别和阐述国际关系中底层（庶民）的声音。

“中国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强调对话的重要性，秦亚青曾提出。社会理论的本土意识和本土特征强调理论是在本土文化中诞生的，并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过程中发展起来，“不仅化他为己、以己化他，而且他己融合，普及天下。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真正含义。”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也指出，“中国学派”目前对话的对象更多的是西方的主流学者，这种情况和“工具主义式的对话观”的期待较为相符，但也需要更多地“吸纳被排斥的声音”，并拓宽对话的对象范围。

（二）将地方特色与全球视野有机结合

“中国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其自身可能陷入“例外主义”陷阱的质疑。对此，秦亚青指出，非西方理论发展在起步阶段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够解释本土现象或本地区的国际关系事实，然后随着其自身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再不断获得范围较广的普适性意义。上文的分析也表明，在“中国学派”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突出中国元素的同时也要关注他者的地方性知识，并推动全球层面的知识生产。而国际学界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如何“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的讨论对于这两大课题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地方”和“全球”的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是研究和讨论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对于非西方的关注不是为了验证西方的理论，而是要深入地方，发现“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生长的理论”；另一方面，全球国际关系学提出要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界限，将地方的理论应用干全球的维度。而如何走向全球以及如何理顺地方和全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1.扎根地方，深入地方

一些研究成果指出，推动国际关系学“扎根地方”和“深入地方”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谁能够言说”，该问题涉及三个方面的争论：一是“是否需要地方性的知识”；二是“生产知识的是本地人还是非本地人”；三是“在地区内还是地区外生产知识”。首先，“是否需要地方性的知识”涉及区域研究和学科之争，其核心问题是一般性知识和特殊性知识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区域研究常被视为只是原材料的提供者，而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普遍趋势则是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越发强调学科的认同和归属，区域研究和学科之间的鸿沟与等级秩序现象越发突出起来。在这一背景下，明确地方性知识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的意义也更加突出起来。在这一问题上，卡赞斯坦从知识的类型出发，阐述了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理解世界的方式包括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两者是共同演进和互补的关系；对普遍性理论的追求强调共同知识，而情境化的比较则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突出默会知识的存在和重要性。追求普遍真理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存在共享的、共同的知识，但共同知识只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领域和观众中间才是普遍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注意和更大的世界观相关联的默会知识，不只是在两者之中取其一。“中国学派”的构建本身就说明了地方性知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重要意义，但要破除对“中国学派”可能产生“例外主义”现象的质疑，同样也需要扩展理论构建的外延，纳入其他非西方国家和文化的地方性知识。

其次，“生产知识的是本地人还是非本地人”以及“在地区内还是地区外生产知识”则更多地涉及学者的身份和地理位置，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员的流动，固定的身份和地理位置在知识生产中不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加区分地强调“全球南方的学者对全球南方的认识不同于西方人”。有可能让人得出“只有全球南方的学者才能讨论以及为全球南方言说的推论”，但我们现在不仅可以看到在非西方长期生活的他国学者参与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设中，而且也可以看到非西方出身的学者在西方进行理论的创新。因此，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限定于少数学者的事业，因为其本身的内容多元而包容。例如，在“中国学派”建设早期，主要是中国学者参与其中，但近年来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外学者也加入其中，这表明了“中国学派”的包容性。

值得注意的是，“深入地方”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实现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目标。正如一些研究成果所指出的那样，边缘国家或者新兴大国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常见，相较于“理论的言说”，这些国家的学者在和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学界交往时更多是作为地方信息的提供者或者半官方的政策诠释者而发声。关于一些边缘/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研究和本土生长的理论的分析表明，在这些国家内部，基于本土的理论研究存在不同的指向。例如，有学者区分了本土生长（home-grown）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参照式的本土生长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来自本十不同学科的思想家、作家和学者的作品之上，并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过程中使用相关的概念；第二种则是本土生长的修改版理论，这些理论将主流西方理论的概念进行转化，从而使得它们可以更好地反映特定社会中本土的含义；第三种则是从地缘文化的特殊经历和日常生活普遍使用的惯用语出发，发展出原创性的概念，并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使用这些概念。相较于前两种理论，第三种理论可被视为真正具有本土生长属性的理论。克里斯滕森（Peter Marcus Kristensen）在关于巴西国内国际关系研究不同流派的分析中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指向，并认为这三种指向在其他新兴大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是强调通过使用和本国外交政策相关的历史和扎根本土的概念，来远离美国式的国际关系学的普世理论；二是通过与核心地区的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相结合来批判学科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三是希望通过效仿美国学界主流的做法来实现本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

关于非西方国家内部国际关系研究多样性的讨论指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即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是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目前在非西方国家/边缘国家可能还缺少内部的共识，也缺乏较成熟的理论创新，因而仍需要内部更多的讨论和时间的积累。这些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学派”的构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虽然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提出了好几种原创性的理论，但目前国内学界采用这些理论范式开展具体研究的成果仍不多见，更多的研究还是在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中展开假设检验和理论局部修正式的研究，而大量的政策导向的研究更是与这些原创性的理论交集甚少。这也表明，阿查亚曾经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即“中国学派是大众，还是仅仅是少数学者的思考”。对照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虽然“中国学派”的构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需内部更多的讨论和时间的积累，进而不断提升其在国内学界的显著度和接受度。

2.面向全球，走向全球

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来看，深入地方、探索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生长的理论，有助于一些重要目标的实现，例如多元普遍主义（pluralistic universalism）、世界历史的分析视角等，但要实现“从地方走向全球”的目标，还需要一些具体方法的支撑，以便实现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动态平衡。

首先，从分析的视角来看，走向“全球”虽然有赖于纳入不同时段、不同国度的思想和实践，但其不仅是一种“全景式”的视角，还需要关注“联系”和“整合”意义上的全球视野。“联系”的视角强调社会、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流动和互动，因此对于全球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而言，关注“联系”对于其理解全球范围内理念和规范的流动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整合”的视角则假定存在着某种将全球整合起来的方式，其核心是交流模式，而这种交流模式不仅有规律而且持久，并能够深刻地形塑各个国家的社会。“联系”和“整合”的视角具有相关之处，但侧重点并不相同，因为跨界的流动虽然广泛存在，但“它们的运作及产生的影响取决干全球范围内系统整合的程度”。“整合”意义上的全球视角要求将特定的个案置于其所处的全球脉络之中，因为全球层面因果链的扩散和固化使得地方性事件越发受到全球脉络的影响。因此，探索“全球国际关系学”不仅需要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联结”，还需要特别重视全球“整合”的动力和模式，从全球的层面理解各国和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关切。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意识到“整合”意义上的全球视角的局限性，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权力竞争的全球化都不会完全导致同化的发生”，因而需要理解全球视角如何在特定的情境中加以适用。

对于“中国学派”的建设而言，关注并形成“联系”和“整合”意义上的“全球视角”，需要将理论构建置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全球进程中，既要认识到这一进程的普遍趋势，也要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反应。例如，石之瑜在分析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时指出。“由于建国的进程是在列强环伺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被迫开展的，导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努力中反映出的工具性远远超过了目的性。由此造成的结果，以救亡图存为动机的自立自强，在百余年的围城意识下，使主权国家充其量是追求平等与尊严的机制，从而与国际关系理论假定的欧美民族国家大为不同”，具体而言，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要回答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地追赶欧美的主权能力？一是追赶过程中应如何对待固有文化？”这两大问题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而且对于从普遍意义上理解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也同样重要。

其次，从研究路径和学科的发展来看，“走向全球”也要求区域研究的创新。在很多国家，国际关系研究和区域研究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然而，在美国学界的“区域研究与学科之争”中，区域研究被评论为是“非理论的”和“新闻式的”，区域研究者被视为“摄影师”而非“思想家”，这使得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传统面临严峻挑战。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走向全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抛弃区域研究，而是要通过对区域研究的“再定位”实现“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平衡与互补。例如，阿查亚就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实现区域研究与学科的结合。为此。他总结了两种新的区域研究路径：一种是“跨国的区域研究”（transnational area studies）；另一种则是“学科的地区研究”（disciplinary regional studies）。从事“跨国的区域研究”的学者接受的主要是地区事务的训练，但实际上其对跨地区现象（尤其是和全球化的效应相关的现象）的比较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而且还参与到相关的研究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从事“学科的地区研究”的学者主要从学科的视角研究具体的地区事务，他们可能不具备区域研究学者那样深厚的地方知识，但其对区域的事务也越来越关心，因而会对不同区域的个案之间的异同进行详尽的分析，并尤为注重因果解释。

相较于美国学界，区域研究与学科之争在中国并不是非常突出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研究始终有着较好的结合，但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研究的传统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衰落，而近年来国内对于区域研究兴趣的升温对于推动“中国学派”走向全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从理论构建的逻辑来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构建“既需要分析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也需要解读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还需要研究中国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但中国学者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解答更多地聚焦在第一个方面，即通过归纳中国人的独特世界观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显然，对后两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区域研究提供的专业知识，因为这些研究更多地指向“跨国的区域研究”。另一方面，从通过理论验证来实现理论的普适性这一角度来看，非西方理论发展在起步阶段之后要不断获得超越本七的范围较广的普适性意义，“而那些完全没有超越本土能力的理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被淘汰掉”，而这一过程需要“学科的地区研究”知识的支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学派”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全球“旅行”，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及时加以修正和调整。

以上的分析表明，要打消对于“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存在“二元对立”“中国中心论”“例外主义”的质疑，推动理论构建走向全球，“将超越简单的两分法与积极推动对话有机结合”以及“将地方特色与全球视野有机结合”这两条路径可以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学者自身始终都是理论构建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正如有关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新兴大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自信心是进行理论构建的重要维度。而且，相较于理论验证式的实证研究，理论构建的难度更大一些，需要学者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例如，同为“中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秦亚青和阎学通早期在国外进行的是和中国并无直接关联的实证研究，而后开展西方理论和方法的评介以及政策研究，然后才转向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借此进行理论的构建。因此，未来“中国学派”的发展需要有更多可以融汇中外知识且不满足于现有理论知识体系并有志于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学者参与其中。

五、结语

本文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视野中探讨了“中国学派”的构建问题，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界的自主理论建设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两个不同阶段，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则为这一探索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动力。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的探索既和国际学界的反思与探索有契合之处，但也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发展脉络。从国际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的讨论来看，“超越两分模式与推动对话”有助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实现“二元互补”的目的，而“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则可以使其突破“中国中心主义”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广范围的普适性。

正如阿查亚和布赞所言，我们在当下正在经历从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向深度多元主义发展的时代，“在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将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而全球国际关系学正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学术发展的体现。与之相关联，构建“中国学派”既体现了中国学界在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的“认识论上的觉醒”（epistemic awakening），也和全球大变局中中国国际地位和角色的变动形成了双向的互动。一方面，“崛起的状态”有利于中国学者进行普适的“大问题的思考”，并对全球秩序展开理论化解读；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在努力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并“将自己创造出的中国理论观点用干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体系变革，取得了重要的发现和成果”。显然，这一学派构建的经验对于其他新兴大国的学界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未来“中国学派”构建的任务来看，我们还需要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下，更多地关注“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的互动过程”，从而突破“对世界的理解的单一化”和“对自我的理解的内化”的困局。这不仅有助于形塑中国对于世界的新理解，也将为国际学界提供更多可以“跨国旅行”的概念和理论。（注释略）

来源：《国际观察》2021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2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