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是未来多年里也至少是多个月里，全球性新冠肺炎大流疫决定着大国间政治和中美关系。

依靠在党的领导下的举国体制，中国已经阶段性地击退新冠肺炎流疫，获得防控疫情的重大胜利。虽然付出的经济及社会代价非常巨大，但中国正在并将继续依靠已加强的举国体制，采取强有力措施，包括指令性金融和严控信息流动，应对这份代价。

对外政策现在有了新的优先，并得到相关的宣传和对外援助的支持。这新的优先就是传播战胜新冠肺炎流疫所展现的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加上对外投射中国的一大新形象——在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中，抗击特大流疫的世界引领者。就此而言，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不够尊重世界在特大流疫下骤然加剧的复杂性，工作未免推进得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导致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军事伸张和集中于“一带一路”的经济扩展已经在收缩，原因可能是国家相关资源减少和大流疫关联的种种复杂性。不过，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军备部署能力也受到流疫严重冲击，从而可能减缓中国的战略军事收缩。同时，恢复经济的压力，以及重组多半断裂的全球供应链的设想，可能减缓“一带一路”的收缩步伐。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境况与中国相反，它们遭到特大流疫的重创，甚而被压倒，原因在于它们先前的自满自得、错估形势和缺乏准备，还有自由民主非集权制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在应对巨大紧急状态时严重低效，至少在疫情初期是如此。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冠肺炎中心，其医疗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特朗普总统在3月31日宣布，经多方研究，美国因疫死亡人数将达10万～24万，尽管目前的形势略有缓解，但联邦政府仍未确定也不敢确定新的预计人数。美国全国经济大致停摆，4月底以前的六周内失业人口猛增3030万，2020年第一季度GDP萎缩年率4.8%，政府预计第二季度萎缩年率40%。财长姆努钦在3月底公开说，国会已通过并总统签署的2.2万亿美元拯救经济法案，只够维持三个月内经济不垮。

一、大流疫决定乾坤

当前，不顾政府内外战略和意识形态超级鹰派们的相反意愿，由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年初发动的历史性对华超强硬政策正悄悄地在战略和经贸阵线上大为收缩。诚然，确有重大例外，比如：3月25日，美国导弹驱逐舰穿经台湾海峡；3月27日，美国订立大幅升级对台支持的所谓“台北法”；美国海军近来在临近菲律宾的南海海域进行导弹实弹发射。然而，局部收缩依然是美对华战略和经贸阵线上的主要事态。

对华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的状况复杂得多。特朗普政府继续遏阻和推回中国在美国的“软权势”投射，特别是在2月将中国驻美官方新闻机构定作“外国使团”（foreign mission），随即驱逐其160名新闻工作者中的60名。3月25日，即特朗普宣布他不再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称呼的后一天，国务卿蓬佩奥仍徒劳地力求将“武汉病毒”一称塞进G7外长会议联合声明。而且，特朗普本人主要从“甩锅”的政治动机出发，宣布在审视世卫组织顺从中国“严重错误应对和掩盖冠状病毒传播”期间中止美国向世卫组织提供年度4亿至5亿美元资金。无论如何，特朗普毕竟改口，不再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中美之间，由美国发动的、关于疫源问题的、没有切实证据的“口水战”，似乎有望得到缓解。

然而，事态在4月27日逆转。是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非常险恶地宣称美国正进行“认真的调查”，“我们在谈（中国赔偿）更多的钱……我们尚未确定最终数目。它非常巨大”。这似乎构成一个转折点。面对国内对他在大流疫中玩忽职守、应对低效的强烈指责，面对刚出现并显著增长的输掉11月总统选举的可能性，特朗普有着紧迫的肮脏政治需要，把中国当作替罪羊，谴责国内政敌对中国软弱。4月29日，他升级公开政治攻击，说他的政府在搜集中国所谓“掩盖”疫情暴发和“造假”的情报，准备就此先对世卫组织、继而对中国发难。他特别指责中国不许飞机入境而允许飞机出境和中国在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时不告知美国流疫已在武汉蔓延。他的对华公开抨击翌日再演，集中于流疫起源和蔓延问题上中国的“错误”。

因此，不仅中美之间更激烈的“口水战”重返舞台几乎不可避免。而且据报道，美国政府正在指挥制订“惩罚中国”的长期计划，包括制裁、取消美债和改变贸易政策等，该计划契合但远超出竞选战略——塑造超级鹰派的形象。

二、大流疫决定乾坤，但仍然有限

确实，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赞扬中国对国内新冠肺炎流疫取得的胜利，赞赏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所展现的巨大力量和长处，并且欢迎在其大疫危境中来自中国的公共健康援助，前提是以双方共同同意的方式提供。然而，中国大成功、西方大困窘的形势并非一成不变。4月上旬开始，美欧几个最大流疫中心的感染和重症数目趋于下降，4月下旬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也开始下降。西方国家政府和公众的抗疫决心和抗疫能力正在艰难但显著地增进，那里的超大规模感染很可能正在剧增免疫人群的规模。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在做或开始做特大流疫中所有应做的主要事项：（1）大规模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和大规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2）采取大规模拯救经济和广泛济贫措施；（3）多方紧急展开抗疫科研和开发抗疫新技术；（4）分阶段放宽和解除人口居家隔离措施，逐渐恢复经济。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出现较急剧的潜在疏离，其表征是直到宣布4月16日互通电话和表示彼此支持为止，两国元首在三个月里缺乏多年一向频繁、热情和常态化的公开联络。普京总统却在3月30日开始的两周内接连四次与特朗普总统热线通话，商议美俄两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疫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方面合作的可能性；4月26日，普京与特朗普就二战末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将此作为俄美两国可以合作的例证。

在美国方面，对华嫉妒和敌意根深蒂固，现在更是顽固地愤恨所谓中国对疫情及疫源的“隐瞒”和“造假”。国务卿蓬佩奥至少在4月13日和5月3日两度扬言要就疫源问题秋后算账，穷究到底。现在看来，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基本政策。这个方面有两项最新的事态发展：美国《新闻周刊》4月27日披露，美国国防情报局（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在一份题为《中国：新冠病毒肺炎暴发来源依然未知》的秘密报告中，更新了该机构对新冠病毒来源的评估，称新冠病毒有可能因为在武汉的“不安全的实验室操作”而“事故性”泄露；美联社5月3日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两天前断定，中国政府1月初“有意隐瞒”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和病毒的传染强度，并为应对紧急事态而悄然大量进口增防疫用品和减少其出口。

必须明白，在大流疫的强烈影响下，自2018年7月中美贸易战发动以来急剧浮现的、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会更加迅速，物质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产业供应链的多处断裂和国际旅行的剧烈削减是最显著的表征。更有甚者，据报道，特朗普与其麾下势力大增的超级鹰派幕僚们最近开始竭力全面谋求让美国所需的供应链脱离中国。脱钩正在开始被蓄意扩展，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被认为是关键领域而必须脱钩。不仅如此，中国对自己更有信心。美国则对宪政自由民主制的效能感到严重困惑，尤其是在一位从不真正相信它的总统治下，党派对抗非常激烈、各州与联邦权力之争显著的境况中。因此，中美两国间将渐行渐远，展开烈度更甚的竞斗。

此外，就对华嫉妒和敌意而言，那些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虽然与来自美国的相比程度较轻，但大致类似。不仅如此，日本坚持不呼应中国自武汉封城后的对日微笑，日本民众认为那颇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得到了日本的抗疫物资。新冠肺炎流疫以来，韩国现政府对华颇为友善，但韩国公众显然并非如此。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大流疫期间的对华态度至多不过尔尔。西欧主要国家一般像大流疫以前那样，对中美竞斗采取大体上的中立态势，或者说在有些领域较接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接近中国，它们接近美国的主要是同样认为中国政府对疫情有所“隐瞒”和“造假”，或者说它们在当今世界政治头号热点问题上跟进美国，对华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内阁代理首脑、外交大臣拉布甚至在4月月中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隐瞒疫源，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外长马斯也跟进。中国政府的幕后抗议和坚决施压导致欧盟在这个方面有所收敛，但未逆转其相关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因4月30日公开呼吁对疫源进行国际联合调查。它们对中国正在按照不同的双边关系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担忧再度变得显著。最后，依据一些较可信的报道，受防疫动因驱使，广州一度出现针对非洲人及非裔外国公民的排外举动，这虽然已被迅速纠正，但空前地损害了中非关系。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加上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暴发以前有利。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的预言。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且中国将遭遇的国内外障碍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与过去比较，内外经济形势从中短期看对中国异常不利，因此需要谈论以下担忧：中国目前仍将防控疫情置于近乎压倒一切的地位，防疫出现纰漏将遭到严厉的惩罚，这对贯彻自我隔离有效，但也将导致其后的规避风险行为。必须从真正的综合性全局出发，采取适当的冒某些风险的方针，以便追求防控流疫与恢复经济之间的某种平衡。这可以说是至关紧要，迫在眉睫。

三、为减小困难而应当采取的战略、政策和策略

第一，不再增持业已显现“被黑”风险的美国财政部证券，虽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就此表示“美国债责之忠实可信无疑、神圣”。

第二，适当改变基本的自述自扬，即自新冠肺炎在武汉传播后中国的举措一贯完全正确。这在景况复杂的国外少有可信性，因而需要适当调整，便利在外减小愤怨和争取更多同情。与此同时，须就疫源问题坚守根本，牢执底线。

第三，不要强调疫源问题的最终“科学解决”，更不要期望短中期内“政治解决”。

第四，与此相关，需要认识并适当申述一条：除在纯粹的防疫科学方面，疫源问题的探究没有必要，因为这只会加剧中美彼此谴责，将有关解释搞得更乱，而且任何国家都不应承担，也承担不起由大自然和各国非蓄意的、自我损害的失误所导致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社会损失。

第五，尽快和尽广泛地改变前述在自扬中国体制优越性和应对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引领者方面推得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的状况。

第六，对美国及任何其他国家朝野关于大流疫的对华指责、指控和诬陷，不必全都怒怼，需有选择地适当回应，包括驳斥、申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机构需要防止在回应时公开扬言对责任国做经济等方面的报复，包括禁运、取消或中止经济援助或合作，取消或削减旅行和留学生、民众抵制等。禁绝中国政府官员以谣传怒怼谣传的做法。

第七，近来，美国涉华的媒体疫情舆论主要由于党争一分为二：共和党媒体大举攻击中国，民主党媒体则不大吭声，反而指责大举攻击中国是为特朗普国内渎职开脱，偶尔还说如此不利于美国经济。相反，中国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媒体在涉美时一概激烈谴责和嘲讽，这有碍于分化美国对华舆论。因此，应当使令某些中国媒体采取较温和的对美态势，或曰添上“唱红脸的”，以免都“唱黑脸”。

第八，适当地主动探索帮助美国应对新冠流疫的途径，同时牢记美国的疫情大灾越严重，中国的外部政治/经济/舆论环境就越恶劣，中国的国内困难和隐患就越严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坚持对外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适当收缩，适当加大收缩力度，牢记恢复国内经济与防止国内流疫卷土重来是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压倒性的国务优先，其余皆在其次。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