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财经研究院/一财全球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联合举办题为“亚洲和中国经济展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研讨会。

以下为与会嘉宾的观点集锦。

朱民：亚洲大部分经济体较早较好地控制和管理了疫情，以后虽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余波，但总体规模、确诊率、死亡率都维持在低位。这一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到位且迅速。再则是因为民众公众卫生意识较强，比较理解和配合。

在经济金融应对上，因为疫情控制早，所以亚洲地区整体经济受损程度较小，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反弹更迅速。所以在这次全球的重大危机中，亚洲创造了一个“亚洲的奇迹”。

展望疫后的世界，亚洲还是有其独到的优势、制度和文化。朱民认为，可以简单将亚洲，包括大洋洲部分国家分为四个板块，这四个板块各自有独特的优势和特点，优势互补与共通。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首的占据全球GDP比重10%的发达国家，将为亚洲提供资本、技术；中国成为最大商品消费市场；东盟是亚洲最活跃的地方，投资、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南亚和中亚拥有18亿人口，拥有巨大且年轻的人力资源。

倘若四大板块不同资源的合作、整合，在一个多边主义和开放自由贸易全球化的文化推动下，亚洲就会有很好的未来。也因此，当反全球化噪音不断时，亚洲是唯一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对贸易采取开放的、合作的和多边主义的态度。

在过去15年里，亚洲也在整个技术链和产业链的重组过程中。在传统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知识业产业链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半个产业链之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垂直供应产业链正不断被塑造和重造。

在多种要素分析后，可以发现，亚洲经济的关联度其实是最强的，朱民因此认为，当此之时，亚洲可以把握时机成立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性的、更扩大、更包容的产业链。这将推动亚洲在疫后变得愈发重要，有机会慢慢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乃至世界政治的引领力量。

王信：全球的产业链会有区域化的趋势，未来可能更加突出形成欧洲、亚洲和北美产业链区域的情形。亚洲经济相对复苏更快，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疫情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进一步发展。未来亚洲地区产业链可能更加紧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亚洲产业链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凸显。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亚洲经贸合作也尤为重要。“例如，在中日韩之间我们需要积极、理性地推进自贸区谈判，强化中日韩在相对高端价值链里的合作。同时，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和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也可积极探索、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同时也可积极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有关利弊。”王信建议。

各界认为，比起过去的远程跨区域贸易，未来区域内贸易量可能显著增长。例如，企业建立自给自足的区域供应链，服务亚洲市场。也正因如此，还引申出当前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贸易结算货币本地化。过去人们习惯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invoicingcurrency），但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为什么还要用美元？有观点认为，其实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和亚洲本地货币。尤其是今年3月时的“美元荒”导致市场巨震，贸易结算货币的本地化可以避免将企业等暴露在风险之下。

“可以预想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使用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过去一些年，随着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也随着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亚洲越来越多的货币跟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王信表示。

今年3月的“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而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这个问题（一国货币主导全球）也许在今天变得更凸显，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此外，日本是亚洲区域产业链重要的参与者和最重要的亚洲国家之一。王信表示，“在很多重要的全球化问题以及多边主义问题上，比如WTO改革、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日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亚洲一体化的发展，包括人民币的使用等。”

张春：这次疫情对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非常巨大，且许多影响并不会因经济恢复而快速消除，而这些影响也会部分向中国传递，中国未来与亚洲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

疫情影响下，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再次重启强力的非常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加之疫情前累积的不健康状态，疫后这些国家的赤字和负债会大增；另一方面，疫情加剧贫富差距恶化，引发了发达国家中民粹主义情绪的激化，这使发达国家的政局都有一些不稳定。中国在历史上经济联系比较多的正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其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也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做好准备。“小的来说可能包括出口等传统经济联系的受损，大的则可能演化为贸易战，乃至供应链的割断。”张春称。

不管是短期和中长期，张春认为，疫情之后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联系会加强，而且亚洲会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虽然中长期影响和干扰因素更多，但亚洲区域广大、经济形态多样、发展潜力极大。中国凭借地理毗邻优势和历史文化因素，未来与亚洲，尤其是和东南亚、东亚的经济联系会不断强化。

亚洲制造业的价值链重塑过程会以中国为主导，而非日本，这一进程值得推动。再者，疫情后中国经济以及金融的数字化进程，在东南亚、印度、印尼等地有很大的推广价值。人民币在这些领域的使用和推广前景较为乐观，现在数字货币逐步推出，中国的经验可供多数亚洲国家借鉴。

此外，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可兑换短期内倘若尚不能实现，还是会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制约。张春认为，由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人民币离岸市场不可完全依赖香港。因此，他建议上海要建立和香港类似的高端金融市场，做一个人民币计价的体系，比如在上海自贸区和临港新片区实现自由兑换，但同时与境内隔离、缓慢开放。通过有限的隔离，控制阀门开关。“但这个阀门肯定不能一下子开、一下子关，要有一个渐进过程。”张春称。

黄海洲：尽管此次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但这次危机跟2008年、2009年的危机不同。当年雷曼兄弟倒闭、美国政府出手救助AIG，但这次美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并未出现太大的问题。

黄海洲表示，从资本市场角度来看，自今年2月市场调整开始至今，实际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2-3月的狂跌，市场陷入极度恐慌；3月下旬美联储干预市场，市场开始逐步企稳。这时虽然流动性有所恢复，但股市、债市、油价等仍在持续下挫；随后，市场开始进一步企稳，从美国的股指来说，重要的行业已经达到了年初的水平，比如科技股，还有一些行业正在恢复，比如金融，金融股在最困难时跌幅一度接近50%。

同时，此次政策刺激的力度非常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从近4万亿美元扩张到7万亿美元，并降息至0，实行无限量化宽松（QE）。这也对财政的可持续性构成挑战，中国相对而言政策空间还很大。

此外，当前全球处于第三次“寻锚”阶段，中国和人民币面临历史机遇。黄海洲认为，第一个锚是1945年确立的原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其特点是一级主导、一币（美元）挂金、体系创设、固定汇率、浮动目标；第二个锚是1985-1987年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其特点则为一极主导、多币无金、体系演化、浮动汇率、通胀目标。

2008年金融危机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世界利率的低点比1945年还要低，这说明第二次锚已经不工作了。2008年的危机实际上开启了全球货币体系的第三次寻锚。如果按照历史惯例，每一次找锚大约需要16年，而这次找锚的过程才刚刚过去近10年，未来还需要几年时间在黑暗中探索。

尽管当前美元霸权地位反而因“美元荒”进一步凸显，但黄海洲认为，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3月一度创下0.32%的新低，加之美国当前无限QE、增发货币，这对美元的地位提出了长期挑战。

朱海斌：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从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和全球有一些显著的不同。

第一，由于中国及东亚疫情控制相对较好，经济影响整体是一个“先进先出”的过程。中国经济停摆最剧烈的是在一季度，欧美经济最差出现在二季度。两边在疫情发生和政府应对措施的时间节点上存在显著不同。

相对应的，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的重新开放是在疫情得到较有效的控制后，才逐步放松管制。但是在美国等地，5、6月经济逐渐开放后，疫情并未出现好转，部分地方甚至出现恶化，形成重新开工与疫情共存的局面。

第二，中国的经济复苏进度最快。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摩根大通都认为，2020年中国是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摩根大通近期还上调了对中国今年的增速预测（从1.3%到2%），其余全球各国基本上都是负增长。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此后1-2年内经济复苏的恢复程度。2021年底，整个亚洲GDP水平比疫情前的预测平均要低5个百分点，其中中国是表现最佳的经济体，按照摩根大通的预测，到明年年底，中国经济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GDP水平。

最后一点，在政策应对上，中国更为谨慎，欧美则更重视家庭部门的纾困。在财政刺激上，德国、美国、日本等国，这次应对的财政赤字力度非常大，达到30%-50%的GDP。相对来讲，中国财政刺激规模明显要小，大概比去年增加3%-4%。

在政策的着重点上，中国主要集中在对企业的纾困政策和以稳增长、保增长为目标的针对公共投资的政策上，相比欧美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大规模纾困，中国对家庭部门的纾困政策力度几乎为零，低收入人群可能是未来我国值得注意的纾困方向。当然这两种政策的孰优孰劣现在还难做评断。

王庆：谈论当前中国疫后的经济复苏，不能忽视在疫情发生之时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宏观背景。

“在疫情发生前，中国经历了连续3年（2016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经济和信用周期下行的过程，这是在整体宏观政策主基调指引下做出的，也就是过去两三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解析信用的大背景。这3年的下行主要是由于政策导向，而这一政策其实早已出现转折。以社会融资变化来看，早在2019年二季度以及年中就出现了拐点。”王庆称。

信用周期拐点的出现往往预示着6-9个月后经济周期拐点的出现。王庆认为，如果没有疫情，中国经济周期的拐点应当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但是由于疫情，这一拐点不仅没有发生，反而增速瞬间崩溃。简而言之，由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上行的过程被打断和推迟了。

反过来，在应对疫情时，财政、货币、信用等监管政策是以更大的范围、更广的方式展现出来。后续中国经济复苏有技术原因，也有大的信用和经济周期背景的原因，所以后续中国经济V型反弹、复苏可能比大家预测的要更加强劲。

同时，中国此次在政策反应上总体表现相当克制。中国居民的储蓄率较高，同时疫情管控严格、冲击持续时间短、恢复更快，因此也就不需要如欧美国家那样过强的政策刺激。

在疫情冲击之后，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面临重要机遇。“现在我们进入到了新时代，美国进入零利率，如果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生存和有效运作因低利率受到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美元货币。不过，尽管目前美元的地位可能受到挑战，但汇率本身是相对的，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取代的货币出现，它的地位仍然不能撼动。从这个意义来讲，美元地位削弱是人民币地位提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王庆表示。

因此，当前时机对人民币未来地位的提升非常关键，中国要保持常规的货币政策，要培育自己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并抓住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伍戈：中国经济迅速的V型反弹可能已经结束，未来经济回升步伐或将转向温和。

“只不过未来经济向上的斜率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毕竟是从一季度GDP萎缩6.8%的‘大坑’里爬出来的。”伍戈表示，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即使目前海外疫情反复，且预计全球秋冬季可能出现第二波疫情，但如果第二波的幅度没有第一波强，大概率不会影响全球经济大势，当前欧美各国在经济重启后，高频数据都出现反弹。

虽然新冠疫情是百年不遇的公共卫生危机，但如果对1918年大流感等过去一百年的史诗级全球大流行病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疫情后的经济修复是相当有规律的——消费先遭遇重挫，之后开始逐步修复，但修复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停滞，因为在疫情结束后很多人失业，或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还长期处于低位。所以，消费的修复往往要经历非常痛苦、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

具体而言，整个经济的修复往往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供给修复（复工复产），第二个阶段则是自发性修复，比如刚开始人们戴着口罩也不敢去看房、买车，再到目前逐步愿意去看房、消费，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尾声。

“两会”后政府债券大量发行，诸多微观信号也表征基建投资正加速发力。房地产销售经历前期快速修复后，金融条件仍有利于其温和回升。但是，国内旅游、住宿等服务消费恢复缓慢，汽车销售回补的力量也开始减弱。在居民收入、消费意愿等掣肘下，未来消费虽仍有回升空间但恢复速率或将放缓。货币信用还将温和扩张一段时间以对冲外需等压力。

整体来看，各主要经济动能的快速修复似乎已告一段落，鉴于本轮政策刺激力度相较于2008年而言并不强，伍戈认为，未来经济回升步伐或将转向温和。

来源：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NYsWSVIh54SN8lK5F9SAzw 发表时间：2020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