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浩: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风险的优势与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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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生的产业优势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一是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多数产业生产规模超过全球30%,有220种以上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各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已经形成,抗风险的韧性很强。二是在空间布局上多数产业链已经形成产业集群形态。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突出,对市场和客户的快速响应其他经济体无法比拟。三是14亿人口的巨大统一市场为中国各类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这是制造业赖以快速发展壮大的最大优势。技术先进性和规模经济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形成良性循环。就产业竞争而言,时间在中国一边。四是人口红利尚未消失。中国还有2亿—2.5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出去,人才红利(主要是工程师红利)已经发挥作用,这是其他单纯依赖低端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难以企及的。五是传统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高效快捷的物流服务系统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网络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商业模式上的探索领先全球,更使中国在5G时代的产业竞争中立于有利地位。

现在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思潮,美国提出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以求推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要达到目的很难。因为当今世界产业链格局的形成(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太区域供应链和需求链中心等等)是在经济规律作用下逐步形成的,是生产要素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不断优化配置的结果。其未来的演变趋势虽然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也不可能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毕竟在中国之外要迅速形成有效率的新产业链集群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资本投入、产业配套、工人素质、基础设施、企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等要素无法在短时期内供给到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美国商会的研究结果显示,2019年底仅有约17%的美国在华公司考虑或已经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一比例相比2017年的23%和2018年的19%反而有所下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所今年4月对710家在华日资企业调查表明,9成企业表示不会从中国撤回生产据点、改变供应链,而且有进一步强化在中国的制造和产业链体系的考虑。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发现,原本一些公司为了规避中美贸易摩擦而在疫情前准备实施的迁出中国计划,在疫情之下反而放慢进度,甚至停顿下来。究其原因:一是全球经济衰退,企业资金紧张,投资意愿下降(中国经济形势趋好)。二是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优势无可替代。三是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复工中展现出的管理能力让世界刮目相看。四是看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理性的跨国公司企业家不会完全听命于个别政客的政治需要和主观臆想,一定会理性地推动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性重构。对中国制造企业来说,目前因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由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并不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疫情之后,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主体的东亚地区将因为人文传统相近、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疫情恢复快、产业基础雄厚、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周边新兴经济体承接产业转移能力较强等因素成为战后全球第四轮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即全球高端产业、高端人才和技术资本向东亚转移,中国向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转移中低端产业,同时承接全球中高端产业转移。届时,亚洲制造业高地将由两大生产体系构成:东亚全球高端制造业基地和以中国为核心、覆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生产体系。中国位居连接两大生产体系的枢纽地位,是亚洲制造业高地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将迎来产业升级的历史性机遇。

为此,我们要审时度势,厘清全球产业链重组变化的方向和途径,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营造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产业生态,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进一步巩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一是通过补短板确保关键产业链的安全可控。目前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短板包括:石油天然气、关键基础材料、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汽车、液晶显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药品、大飞机、核心半导体器件、数控机床等等。我们需要在上述领域持续有效发力,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业突破,尽快补齐短板,健全产业链。关键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要实现本土化,确保关键产业链的安全可控,防范“一剑封喉”式的断链风险。

二是通过建设产业链集群增强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产业链集群是体现中国产业优势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实质是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最适合产业发展的特定区域,通过产业创新优势与区域集聚优势的叠加,通过全球化水平分工与产业垂直整合机制的有机结合,使组织获得对环境的利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构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疫情之后,产业链重构要坚持产业链集群的合理方向,积极培育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级产业链集群,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是通过主动布局拓展本土产业链的生存空间。中国美国商会的研究表明,疫情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是跨国公司转移产业的首选目的地,我们要超前谋划、主动布局,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把产业链的被动转移转化为产业能力的主动“溢出”,把产业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完善本土产业生态、拓展本土产业发展空间的过程,建立外移产业与本土产业之间更加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提高外移产业对本土产业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延长本土产业链的生命周期和持续盈利能力。

来源:微信号:长江产经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mToZ84kQZLM0Y0TZ33JFTQ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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