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提出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发现经验世界中违反常识的现象。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其与过去几十年我国改革开放话语的密切联系，国际化的概念为人们所普遍使用，逐渐形成了不少看上去广为接受甚至近于常识的看法。然而细究起来，其中不少用法需要加以理论澄清。当然，这里的常识是指存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者之间的常识。因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以及特定的工作生活状况，高等教育研究者有着自己的诸多常识。它们不总是准确的，甚至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造成误导，有时可能是严重的误判。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就存在许多看起来为人熟知、其实很不正确的看法

一

国际化这个概念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简·奈特（Jane Knight）的影响。她于1990年代在当时的瑞尔森理工大学 （Ryerso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在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内容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基于其工作的经验和环境，她对国际化的工作定义就是在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及服务中融入国际视野，［1］这一定义与她的工作需要和经历密切相关。作为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她从一个多伦多市高校管理人员的角度来这样看待国际化是很自然的。此后，她曾多次试图修改这一定义，但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动。［2］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被引用最多的仍是这一定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之后在全世界推广国际化的研究和经验。这种理解也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化的“规范”。

奈特的定义典型地反映了一个西方人如何从一所院校的角度看待高等教育国际化，而不是从体系的视野。若从体系的角度看，不会仅仅局限于科研、教学、服务这些方面，看到的应是整个体系。比如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就是再次融入世界，重新调整参照系的过程，是以何种姿态进入并重塑其与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之间关系的过程。奈特的定义还缺乏个体的角度。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有许多重要的方面，如国际化发表的困难和挑战、与国际同行的交往、和国际学生的关系、在国际上建立名声等，而不仅局限于教学、科研及服务。随着国际高等教育市场的发展，院校层面的意义也逐渐丧失。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中的大学，国际化就意味着在国际留学生市场中对于学费的争夺。比如，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所普通院校，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在其网址上明确表示国际化对于该校就是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占据位置［3］。

二

国际化一词的直接来源是国际（international）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然而，“国际”对于不同社会的高等教育体系而言，其意义不尽相同，差异主要取决于一国之高等教育在国际知识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一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所谓的世界体系长期以来都是极不平等的，在政治上欠缺公义，在文化上充满偏见。被人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不同文化价值在彼此极不平等的前提下并存的状况，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所以，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不仅仅是被少数一部分人当成其研究对象的领域，而应该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所必须正视的问题。它也不是虚空的大道理，而与我们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了我们生活工作的质量与方式。

我国当代学术受到了国外话语的深刻影响，且由于国际化与改革开放的直接关联，其概念与官方和政策话语紧密相连，从而过于强化国家层面上的话语与意义，地方、院校及个人层面的意义受到弱化。1999年笔者在新疆做调研时发现，在没有提醒的前提下，当地的高校管理人员很少提及前苏联国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笔者2014年在广西和云南的调研过程中，即若不提醒的话，当地高校管理人员谈得最多的是美英和欧洲，而不是东盟。今天，这种情况更因为互联网和英语的普遍使用而得以强化。所以，当高等教育研究者强调国际化时，对这些因素应倍加注意。可见由于我们对于国际化的理解常常不是切实地建立在自己的真正现实状况之上，许多不尽妥当的思想已经变成想当然的常识性内容，这是需要澄清的。

那么，我们的最基本的现实又是什么呢？有历史的，更有当代的，当代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两者密切相联。其中又涉及什么叫现代化，什么是发展。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来讲，它们的意义非常不同。这更多地不是由于概念本身，而是出于西方已经统治这一世界的历史现实而造成的，不管这是罪孽，还是福音。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来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诸多领域的变化，但在非西方国家向西方学习、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它有了新的甚至独特的含义——它意味着非西方国家以西方为模式有意识地吸收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也因此往往容易止步于表面的模仿，而忽视了内在的精神建设。事实上，如何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处理好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的关系，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课题，也是衡量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4］所以，对于广大非西方社会而言，发展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对西方做出反应，即在面对西方时如何处理传统的问题，应付如何变和如何守的问题。这正是国际化的本质意义。当代非西方社会普遍需要协调西方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但至今尚无任何社会真正成功了。我们平时经常以日本、新加坡等作为成功例子的做法其实并不准确。可见，国际化一方面是多么重要，而另一方面又是何等困难。

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就是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展开的。但由于国际化的概念长期且大量地使用于官方与非官方以及学术和大众的话语之中，其含义变得模糊。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讲，特别需要清楚地知道国际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而不是什么。

首先，国际化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角度看，国际化实际上由来已久，但体验却与西方大相径庭。我们的体验一直是艰辛和苦楚，绝不是轻松愉快。对于西方主要社会的高等教育系统和院校而言，了解其他社会的文化显得政治正确甚至高尚，并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只是优雅的表现，是锦上添花。如上文所言，自从国门被迫打开，我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一直被迫应对着国际化。从学习他人语言以获取如何制造枪炮的技术开始，直至今天送人上太空、入深海，历史悲情一直存在——我们读书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制造原子弹氢弹是为了不受人欺负，到现在掌握核心技术是为了不让人卡住脖子。我们的经历至少与发达的西方社会相去甚远。

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完全以西方为依据。尽管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众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远远不够紧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使用基于西方发达社会经验之上的理论和方法，非常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常常见到别人有病恙就认为自己也病了，却看不到自己的真正问题，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西的根本差异是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充分认识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换言之，虽然国际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看自己的角度，但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他人，而应有自己的议事日程。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在守护的基础上求变化，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与他人一致。所以我们如今急缺的不是西方的价值甚至知识，而是将之与我国传统价值融合起来、建立起兼备中西文化之长的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奈特等人的国际化定义对于我们的适用性就不言自明了。

其次，国际化要的是“双”，而不是“单”。“双”是指中西兼备，做不到双就不是国际化；做到了双，就达到了高度的国际化。无论晚清的中体西用，还是李泽厚力倡的西体中用，甚至是当代现实生活中常常讲的西式做事、中式做人等，都体现了中西相合相融的要求，都说明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掌握两者的精髓而不是只择其一。这种状况既不同于我们传统社会中仅有的成分，又不同于当代的西方社会，因为他们至今尚未达及广泛认识到需要学习他人的思想境界（尽管这一必要性已经显现）。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困难首先是如何面对在当代仍处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然而，我们如今不应也不能回避之。其次，这种文化在很多基本取向上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甚至根本性差异，诸如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思维特点等；然而，高等教育研究者别无选择，必须兼而有之，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融入我们的理论、实践和政策之中。

早在1910年代，一些文化精英已经实现了中西会通。傅斯年在1919年曾指出，“如果你要研究中国文学，却不了解外国文学，或者如果你要记录中国文学的历史，却从未读过任何外国文学史，你永远不会掌握真相”。［5］王国维的表达是最直接最犀利的，在中国传统学问与外来西方学说激烈交锋的社会背景下，他主张学无新旧中西之分，只有是非真伪之别，提出知识没有国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西学问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中学的发展离不开西学的促进，西学也同样受到中学的启发，力主将古今中西融会贯通。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都熟知王国维1917年的名言——“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但是他接下来的话是：“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他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6］

能够将两种价值妥当地处置一起者，虽是必需，却鲜有人真正可以做到，长期以来只有少数如钱钟书等的天才方可自由徜徉于中西知识和价值的不同体系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真正的经济社会生活之间的错位几乎成为大多数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人的共同而熟悉的体验。因为至少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正规知识体系是西式的，而传统价值在我们的社会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普遍纠结于其中，为其所累。

不过，随着我们进一步地学习西方，这一状况如今正在有所改变，可以相对自由地来往于中西知识体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的一个突出的具有问题是：尽管这样的人在不断出现，社会也关注到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几乎没有教育研究者去探讨他们成功融合中西经验的教育意义，研究是什么样的教育促其成功。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总结这种宝贵经验并将之推广至更广大的人群。

三

尽管国际化对于个人、院校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意义有所不同，但是，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及其院校和学者，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方面，最为核心的、也是最迫切的都是理顺中西知识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将中西知识和价值结合起来。这既是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我国整体社会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每一个体应追求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这就是国际化，这也是国际化的意义所在，同时又反映出践行中的困难。

正确的国际化不仅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世界之需。成中英数年来一直强调，世界需要中国文化。这种需要有内外之分，外在的需要是出于世界与人类的动态平衡、和谐发展，而内在的需要是出于解决现代西方思想内在的矛盾的多元性，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日益加剧的文化矛盾。［7］然而，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算多，尤其是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学者。

对我国而言，国际化只能靠自己去推动，在了解世界及我们自己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中西会通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学者可以更多地在内容、方法、视野等不同方面有不同侧重，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比重可不同，但是不可缺少。在人文社科领域，就中西学术会通而言，老中青各代中都有人做到了。记得阎云翔曾感慨费孝通为何三言两语地描述西方却又入木三分；后来他发现，在只言片语背后是数十万文字的笔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优秀学者必须能够写出让来自不同知识体系的同行一致赞许的东西。这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而是自己发展的需要。甚至可以这么说，继续生产只有自己身边人才知道的东西，既误己也误人更误国家。

我国的学者大多数都只是仅仅了解其中的一方，甚至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对于两者都所知甚少，这也是当下国际化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今日之人文社科，要么用西方理论框限自己，要么抛开他人，仅谈我们的国情、特色，犹如自闭妄语一般于事无助。而且，学者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指导学生，培养未来的专业工作者。若只能这么自说自话，会把他们及其未来工作方向引向何处呢？又如何培养未来的学者？如何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呢？比如，孔子是炎黄子孙，但孔子也是人；可敬之人，可爱之人，虽然不同，但又有一致之处。没有把孔子讲得让外人了解，不是孔子解释不了，也不是外人智识不足，是我们的研究者做为孔子的后代没有把工作做好。

联系到我国知识体系早已经由中学转为西学的现实，形势就更加严峻。比如，上海的一所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和教材，是本地人使用本国语言，但教材的编写理念、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学评价的理念等，其间的本土与国际之界限在哪？如果有的话，这种界限明显吗？一方面，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上海的一所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教学和教材的问题是本土的，其实国际的成分早已渗入深处。另一方面，不少表面上是国际的内容，会以本土的形式或方法自然地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都会对我国研究人员，尤其声称是以比较研究为专业方向的学者提出挑战：当你不能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时，怎么可能去研究他人？研究他人又能如何？

在未来世界中, 中国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融合的角色, 一个新的创造文明的角色。［8］在分析中国哲学现代化时, 成中英认为,为了促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主流，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至少应具备四个要件: 一是必须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以及诚恳的信心，二是必须对西方哲学具备深厚的素养，三是必须使中国哲学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具备可以了解或沟通的内容与形式，四是要有开放的心灵和广阔的胸襟。［9］这四点也完全适用于谈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中国的未来在于我们是否了解西方, 是否正确地界定西方, 是否也让西方正确地认识中国。世界是我们的舞台，但我们必须具备能力把世界变成我们的舞台。

因此，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掌握西方、认识西方, 同时认识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文化资源——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标。对院校而言，要把培养融通东西文化的通才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教育研究者和从业者要尽快找出策略，设计出一个融合传统与西方学术体系知识和方法的系统，这样未来的一代代人就少一些纠结与痛苦。对于个体而言，还有自身超越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费孝通在晚年讲到他的第二次生命。对于接受较多传统知识体系的学者而言，需要把西学揉入，这是超越；对于当代学人而言，由于自小学习的系统是西式的，要努力置入传统知识体系，这也是超越。个体不应等到垂老时再做，越年轻时做越好。

另外，关于国际化和全球视野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写的人已有不少，讲的人就更多。国内如此，国际上也类似，但往往难以做到言之有物。笔者希望能够对青年学者有所启发，并与他们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结合起来。限于篇幅，这里着重科研而论，强调两点:

首先是如何对待所谓的国际热点。在具体工作层面上，研究者应做到眼观八方，又不失自己的中心。国际是什么？是巴基斯坦、肯尼亚还是南非？研究者在与所谓的国际学术话语互动时，常常过于被动，以为有一个国际社会，并努力追随所谓的国际趋势和热点；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的仅仅是英美，尤其是美国，连欧陆社会都经常遭到忽视；另一方面，发达社会之间从来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在英美之间，也常常是不同步的。比如，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在英联邦国家的教育政策研究中被大量引用，而美国学者却很少提及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追求容易导致丧失自己。发达社会的研究当然要关注，而且务必深入了解，但长期以来我们以他们为标准，仿佛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他们那里有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非也，只有我们自己才可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以及解决的途径在哪里。

以国际学术职业研究为例。作为学术人员，我们都想知道其他社会中的同行是如何工作生活的。1997年其第一阶段的结果刚一出来，笔者就马上整理并发表于《高等教育研究》，是国内最早介绍国际学术职业研究的文章之一。然而，这一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和依据还是数据的收集和比较上，都存有致命的缺陷，几乎不能对任何国家决策发挥实质作用。倒过来讲，若能把国际学术职业研究与我国古近现代士大夫传统联系在一起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是重大的贡献。中国知识变迁是价值体系的转换，关系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前途，研究者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我国历代官职就会发现，现在学术职业与历史联系得何等紧密。可以说，知识职业无论在西方（如韦伯的“学术作为志业”），还是在中国，自古及今所论已深，道理很多。然而，当前流行于国际的学术职业研究对于这些论述几乎完全置之不理，中国的学术职业研究者也对此既无视也无力。那么研究的意义在哪？当前我国的研究是否与国际学术热点相联系以及怎样联系，这些都是国际化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紧接着就是如何利用国际学术来表现自己的内容。这也就是如何结合国际和本土的问题。这种融通与语言和方法有关系，但却是不同的问题。不管学术研究使用何种语言和方法都应同时具备地方性和国际性，缺少一方则另一方必然不可能讲得透彻。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之分成两种关系看成两件事情本身就有问题。长期以来，一个错误的印象是，国际化只是比较研究者的事，或只讲国外就行了。其实不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就无法了解国外，了解一些也不起作用，这正是许多比较研究人员所失误之处。

笔者在不同学校讨论过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的题目。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曾以如何传播鲁洁对道德教育研究的贡献为例，提出需要将她的具体观点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英美世界中的最主要学者的具体观点联系在一起，讲清它们在哪里类似，为什么？哪里不一样，又为什么？鲁洁如何批判发扬了现行理论等。这样才能让外面的同行理解鲁洁的理论创见。不做上述结合，仅仅分若干层次若干方面去介绍鲁洁的成就，则难以达到这一目标，这是研究工作的国际化，也是作为后发国家的研究者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做的。所以，国际化的讨论不是虚空的，既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实际工作所要求的。再以讨论费孝通的文化立场为例。费孝通与亨廷顿等人相比，其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政治和道德上高一等，也在理念与学智上高一等。费孝通是如何比他人高明的，我们不能仅强调道德一面，更应展示其学智上高的一面。为此，研究者必须了解他人与费孝通的同与不同，以比较异同来展示费孝通的思想理念。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地学习西方，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体系方面，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中西文化并存，渗透进方方面面，与西方校园中仅有一种文化形成鲜明对照。虽然在理论体系上仍有中西协调上的大量工作要做，但这毕竟是长期的过程。我国拥有的数千年的辉煌文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经验，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正确实现国际化重要而丰富的资源，有待我们去发掘。现有成绩也会为高等教育研究者带来更多的自信，让我们越来越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从个体而言，我国大学中已出现越来越多善于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者，他们是我们成功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底气和希望所在。

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深刻而生动地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全球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动荡和不安，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我国研究者而言，也意味着机会。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国际化在我国的发展与质量紧密联系，这一点使得我们的国际化区别于西方工业社会；我国过去半个世纪的改革发展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也极大地区别于其他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国际化对于我们的意义不同于其他社会和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研究者需要了解以西方为主导的所谓的世界；但作为一个后发社会，我国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杨小凯所警示的、最初由沃森（Mancur Olson）提出的“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 在践行国际化时加强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协调，充分利用好这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抓手，不能一味地模仿他人，失去自我。我国研究者也要深刻地了解自己，务必做到知己知彼。中国的文化和经验也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资源，我们有志于为人类做贡献，把中华文化和我国发展经验带向世界；同时，世界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中国。我国研究者既成就自己，也为人类作出贡献，这就是国际化的意义。对于中华民族是如此，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是如此，高等教育研究者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和实践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Knight, J.（1993）Internationaliz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issu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gazine, 9（1）,21—22.

［2］Knight, J.（2004）.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8（1）,5—31.

［3］Griffith University.（2018）.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2018—2020. Retrieved September 30,2020, from https://www.griffith.edu.au/__data/assets/pdf_file/0038/169877/gu-internationalisation-strategy.pdf

［4］钱国红.东西文明观和中日两国现代化[A]. 方克立. 中西会通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换: 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之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86.

［5］傅斯年.出版界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A]. 欧阳哲生. 傅斯年全集（第一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1492.

［6］王国维.国学丛刊序[A]. 谢维扬，房鑫亮. 王国维全集（第1卷）[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29.

［7］成中英.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J]. 东方论坛: 青岛大学学报, 2004 （5）: 6—13.

［8］成中英. 全球化中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交融[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6）: 27—32.

［9］成中英.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J]. 时代与思潮, 1989 （2）: 16.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wWty7by3TgAzTBOm334KnA 发表时间：2021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