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国内金融科技靠需求兴起,未来要强技术、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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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20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首届国际区块链产业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10月30日,2020金融科技创新成都峰会在成都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扬在峰会上以《金融科技:补短板与锻长板》为题发表演讲,主要谈了“双循环”和金融科技这两个问题。

他指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应对全球形势剧变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安排。同时,李扬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金融科技发展动力,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金融科技所面临的形式,他表示,未来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一方面继续用好市场和场景优势,另一方面要夯实科学基础、完善相关制度。

谈“双循环”:应对全球形势剧变的重大战略安排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肆意蔓延,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浪潮。在李扬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应对全球形势剧变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安排”。

李扬进一步阐释,之所以说“高瞻远瞩”,是因为长远来看,从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同样有其必要性——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的内在要求。

观察几个发达国家的对外依存度,也就是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2019年的数据显示:美国外贸依存度仅约19.7%,日本为28%,德国虽然有70.8%,但因为它身处一体化程度极高的欧盟,对我们没有比较的意义。

反观国内,1990年至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进出口总额占比一度高达60%以上。“曾经我们三分天下有其二,国内生产3件产品,2件就与国际市场有关。所以,一旦国际市场有一点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会受很大影响。”李扬说,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使得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型不会那么容易。

这两年,这条“对外依存度”的曲线降下来了。中国去年完成进出口商品总额为45761.26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1.86%。这个下降并不容易,“降下来”是要动真格的。“未来如果再降,原来很多‘两头在外’的工厂就会受到冲击。”李扬说,“(转变发展格局)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做很多努力。”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双循环”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10月3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在五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内大循环的动能明显增强,经济增长越来越多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双循环”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随着“双循环”格局的演变,内陆地区的城镇化率会进一步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会进一步密切,这种变化,会成为未来下一步城镇化率提高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基于大数据,可以观察到一些很有意思且与印象中不太一样的现象。李扬在现场给出了两张图,一张反映城市中心度格局,一张反映城市网络体系,都是基于百度人口流动数据的计算结果。

印象中,北上广深是城市中心。从大数据反映出的人口流动统计可见,经过多年发展,北上广深依然保持中心城市地位,而成都则已经成为我国人口流动和聚集的城市中心之一。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扬进一步表示这表明“人气正在成都聚集,人流的中心,自然也是物流、资金流的聚集地。当我们说中国市场大的时候,首先说的是人,然后说的是这些人有购买力,有购买力的人流就形成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形成了市场。以此衡量,成都已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中心节点之一。”

与此同时,大数据反映,成都在中国城市网络体系密度排序中也名列前茅,城市关联度也在加强,与北上广深并列,并超过深圳而位居第四。“这表明,成都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是非常健康的。”李扬认为,这种城市关联度的提升,也反映了成都近年来营商环境、人居环境的改善,反映出成都与全国各地经济金融联系的进一步密切。

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成都将联手重庆带动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李扬对此表示,“(从大数据计算的结果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无可争议。”

2020金融科技创新成都峰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成都基地正式揭牌。对于落地成都基地的意义,李扬告诉记者,“作为研究机构,我们可以非常贴近地研究成都以及川渝地区的金融发展,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同时,也可以为当地找到优势,发现缺陷,做一些改革的方案,也能为相关金融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

谈金融科技:需求拉动型、技术驱动型、制度保障型

顶层规划出台、P2P网贷、蚂蚁金服发布上市计划……在我国,金融科技的热度从未减退。热潮之下需要理性思考,李扬梳理了金融和科技的两点关系。

首先,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李扬认为,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改造流程,创新经营模式和产品”。这是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的主要切入点。

其次,金融业历来就是科技运用的主要领域,运用金融科技改造传统金融,是金融发展的基本途径,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状况如何,决定了一国、一地金融体系未来的竞争力”。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地方的基础条件、优势特色密不可分,从全球来看,其发展动力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需求拉动型,以中国为代表。李扬提到,“一个可能只赚一分钱的产品,在中国都能做得极大,因为一分钱乘上14亿人口,就是不得了的市场、不得了的需求。”背靠着强大的市场,中国的金融科技产品天然拥有一片需求的蓝海。

回顾中国的需求拉动,李扬总结了三个最显著的因素。

第一点是因为传统金融服务严重不足,为科技公司在基础金融服务供应方面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契机。在中国,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最早的切入点是支付清算。这是因为,在中国,支付清算作为金融业最本源的功能,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传统的理念中,创造货币的行为和与货币创造有关的机构才是监管的重点。比如商业银行,因为其负债便是货币供给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的互联网银行为什么被监管当局整肃?那是因为它们形成了自己的资金池、大办“通道”业务,而这些都与货币创造直接有关。支付清算则不然,它并不创造货币,它的功能,只是让那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货币流转起来而已,所以,大量的科技公司得以通过开展支付清算业务而介入了金融业。然而,现在人们已经知晓,从功能角度考察,在金融的诸多功能中,最核心、最不可被替代的功能正是支付清算。我们看到,被阿里、京东等金融科技企业入局后的支付清算系统,正在加速货币的流通速度。“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大家都已知道,它比创造货币厉害多了。”李扬说。

第二点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可观的客群需求,不管是数字化银行、平台融资,还是投资理财、保险、电子支付等等,都能获得迅速发展。同时,庞大的人群确实获得了各种金融服务,需求得到满足。

第三点是平台引流极大地丰富了应用场景。李扬强调了两遍:平台经济是以后我们主要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算法经济,这都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新的东西,它不可阻遏地冲击我们原有的商业模式、企业模式和经济体制。”

统观李扬总结的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之所以金融科技能在中国蓬勃发展,是源于传统金融的缺位,而科技发现了被忽视的需求以及可以被创造需求的空间,后者以己之力迅速补位,从而迅速成长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类是技术驱动型,以美国为代表。李扬提到,美国在技术创新上一贯保持领军地位,而且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先,而是全面领先,多数新的金融科技概念和技术都起源于美国。同时,2019年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8家是美国公司,其中多数都是科技公司,这些规模庞大的科技公司引领着美国金融科技的发展。而且,不光有新公司在前面引领,传统金融行业也在改造,增加的研发投入多用于实施“颠覆性技术”,打破过去,创造一套全新的模式。

第三类是制度保障型,以英国为代表。英国金融科技发展得好,得益于制度完备,保护产权、信息、隐私等法制健全,能够吸引大量高技术公司在英国设立,也能吸引大量高技术人才在英国落户。英国还有完善的支持创新的监管框架,“目前,全世界唯有英国在真正使用监管沙盒在改善金融的监管架构”。同时,英国金融发展的综合环境一向很好,伦敦始终蝉联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一名。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金融科技运行报告”课题组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17年起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数量排名上升至世界第三,再无改变,美国和英国仍居前列。

李扬提到,这种状况应当令我们警醒:我们如果不能在底层技术的发展上有大的进展,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以及在底层科学技术的创新上和制度体系保障上做更大努力,我们还会重蹈在一般商品和服务领域中的覆辙——规模大,却没有定价权、主导权、决定权,居于被动的“接受者”地位。

所谓金融科技要“补短板、锻长板”,就是一方面继续用好市场和场景优势,比如提升普惠能力、延伸金融服务范围、赋能乡村振兴等等,“金融科技不能只赚‘奶油上的尖子’,而把底下的汤留给传统金融”;另一方面是夯实科学基础,以及完善制度,“这两点对于当下中国金融科技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来源:微信号:BRI金融观察,https://mp.weixin.qq.com/s/CsRDSybc3iLvBh-ZUd4Zhw 发表时间:202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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