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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婷:信仰、维稳与制裁,让伊朗成为疫情新战场

作者: 刘燕婷,中东问题观察员 发布日期:202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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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其表示自己刚从中东某国回来。无独有偶,中东多国也在此后接连出现确诊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报世卫,接着是与中东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宣布失守。疫情散播,迅雷不及掩耳。

而在上述国家的通报案例中,几乎所有患者都与该加拿大妇女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近期内都有都伊朗旅游史。反观伊朗当局,其虽于2月19日才宣布发现2起确诊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国传染规模观之,病毒应已在境内蔓延一段时间,只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道箝制,消息才没有传开;然而中东各国却也因此掉以轻心,从而尝到了跨界扩散的苦果。

什叶社群的朝圣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要准确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并不容易;但此波发自伊朗的疫情,却带有当地独特的宗教印记——什叶派朝圣文化。

细察伊朗政府公布的首两起确诊案例,有一共通点——这两人全都来自库姆(Qom),且近期都没有出国旅游史。库姆又恰好是什叶派圣地,每年都吸引到2000万以上的穆斯林前来朝圣,这里面既有伊朗人,也包含不少域外什叶派人口。据统计,其大多来自有什叶社群的中东国家——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林等,恰与这次疫情扩散的国家高度重合。

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确诊人数前,疫情显然已在当地扩散;更因其得天独厚的宗教地位,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而这些海内外什叶穆斯林在去过库姆后,或有感染者,就这么把病毒带回故乡,可能是德黑兰,又或许是科威特,随其开始过起日常生活,又不带半点隔离意识,疫情自然也就这么扩散开来。

而透过库姆的案例侧写,其实已能隐约描摹出什叶派朝圣传统对此次中东疫情的两大影响,一是促使疫情跨界扩散,二是令朝圣者的感染风险大为提高。

在第一个影响层面上,我们或许要问,穆斯林世界已有至麦加朝觐的惯例,为何什叶派还要发展出另一套平行的朝圣传统?归根究底,还是与其身为受迫少数的身份意识息息相关。综观穆斯林世界,什叶派只占38.6%的人口,除阿塞拜疆、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外,于其他中东国家而言,什叶派都是相对少数。在黎巴嫩这种宗派主义盛行的国家,只占人口27%的什叶派还能享有法律保障的政治社会权利;但如若是在沙特,什叶派便只有受打压的份。但这个社群整体的受迫记忆,却早在沙特建国前便开始了。

公元680年,穆斯林世界爆发了著名内战-卡尔巴拉战役,最后逊尼派胜者为王,掌握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话语权,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与其族人则尽遭屠戮,什叶派因而被政治边缘化,中间虽偶有萨法维王朝这种强盛期,但仍撼不了逊尼派的主流地位。

而正是这种“长期少数”的状态,令什叶派萌生巩固身份意识的需求。故其逐渐发展出与逊尼派互异的信仰内涵,并建立起以“哀悼侯赛因”为核心的信仰实践,例如在阿舒拉节(Ashura)上街游行、自我鞭打,或是前往什叶派先王先贤的圣墓哀悼,借着痛惜公元680年那场血战的仪式,来建立什叶派的主体性,从而传递受迫记忆与团结感,算是种隐晦的身份反抗。

因此除了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外,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认知中,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纳杰夫(Najaf)、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与库姆等,因是什叶先人圣墓的所在地,故而成了海内外什叶派的朝圣热点,这才引发了伊朗疫情由库姆扩散到中东各国的现象。

而在第二个影响层面上,什叶派的朝圣实践也会使参与者的感染机率提升。首先,朝圣本就是高风险的人口密集活动,而圣墓往往安座在清真寺里,入寺众人虽未必交谈,却还是群聚于相对密闭的空间中;寺中的古兰经、毯子、女性罩袍也都是多人拿取过的公用物,一旦有潜伏期患者将病毒留在上面,便很容易造成大面积污染。

而什叶派的某些特殊习俗,又极易造成病毒传递,例如在礼拜时使用图尔拜圆陶(turbah,تربة)、又或是亲吻圣墓护栏等。图尔拜是由泥土烧成的小圆陶,看上去既像石雕象棋,又像糕饼,笔者过去在伊朗时曾见过多次,其通常供十二伊玛目派礼拜扣首用,以象征自己扣首于大地。此举背后的虔诚虽令人感动,但图尔拜就跟古兰经一样,同为清真寺公用物,使用起来又与人的口鼻距离极近,自然有很高的传染风险。

然而,上述传染途径听来虽令人担忧,却都还没有亲吻圣墓护栏来得直接。当什叶穆斯林来到圣墓时,其往往会在棺椁前祈祷、甚至哭泣,进而抚摸并亲吻棺椁外的金属护栏,意在致上哀思、求取福佑。倘若在承平时期,这种信仰实践自是无可厚非;但在疫情流行时,便很容易成为感染热点。一来人群为求瞻仰棺椁,本就会挤在狭窄的墓室内;二来这些金属护栏的清洁频率不高,消毒程度也不够,结果就导致人们哀悼时,不仅没戴口罩遮蔽口鼻,还不断在这些金属上交换彼此的唾沫,若有一人已遭感染,那么后来者便形同与感染源直接接触,染病风险自然极高。

在什叶派朝圣传统的作用下,库姆俨然成了伊朗国内外的病毒转运站,但人们之所以在疫情流行之际,还愿千里跋涉前来朝圣,除了信仰实在坚定外,也与政府封锁消息有关。而在这点上,伊朗政府实在难辞其咎。

面对疫情的政治操作

综观世界各国的疫情治理经验,在爆发之初,为免引起恐慌,多数政府往往会以维稳之由,暂时封锁或隐藏部分消息,以避免社会失序。伊朗政府虽也有这层思维,但由其实践观之,却更多是为了政治考虑——也就是2月21日登场的国会大选投票率。

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这已是第11次国会大选。在伊朗政坛上,国会主要的角色为立法、批准年度预算与国际条约等事宜,虽说其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有限,更多是聚焦在经济和内政议题上,但因其能反应一定民意,故而被视作2021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然而民间却不怎么关注此次选举,一来是人民对政坛上的温和与保守两派皆不寄予厚望,二来是此次选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结果为何,那么投与不投,似乎差别不大。

在温和派阵营内,总统鲁哈尼屡屡受挫,其在过去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并签署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以弃核换取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可谓冒着被保守派政变的风险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报鲁哈尼的方式也特别有创意,那就是在上任后宣布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且回马一枪,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直把后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过去伊朗应对国际制裁,尚有石油、走私与观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这根主心骨一倒,经济的疲软便再也隐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国通膨率升到了33.5%,经济则整体缩水9%;更糟的是,还引发了冲天民怨。制裁开始后,鲁哈尼每月都要面对数百起大小不等的反政府运动,最严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价调涨示威,当时骚乱蔓延全国21大城,导致军队镇压下,造成数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温和派在经济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主张与西方交好,更反对核协议等国际条约,认为这是西方诓骗伊朗的阴谋。结果特朗普上任后的急转弯,意外证明保守派的事前预估准确,刚好为其赢得不少选民青睐;加上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国炸死,而其向来是保守派代表,国内的悲愤情绪自然也对选情有所助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卫队(IRGC)在今年1月误击乌克兰航空客机,导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难;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镇压,也有其手笔在其中,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总有一批民众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势在必得,几番考虑下,其决定从选制上下手。

早在大选登场前,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控制的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便“大开杀戒”,取消数千名温和派候选人中近半数的选举资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职议员,形同用制度让温和派强制出局。上述举措虽有效,却着实难看,令不少民众大呼心寒,加上多数人其实心里有数,不论这次胜选的是保守或温和,只要美国不松手,伊朗经济别说乍然回春了,只怕还要继续恶化。

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声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里,而这便是其决心隐瞒疫情的原因之一。从伊朗政府的逻辑来看,眼下多数民众已对选举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时公布疫情,只怕会吓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门排队投票。但偏偏选举的投票率又关乎政权合法性,故为让民众少一个不出门的理由,两派政治人物便在选前统一口径——谴责“渲染”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间已在2月初流传库姆有确诊案例的消息,政府却总是矢口否认,且中央官员还屡出奇言,例如宣称这些谣言都是“要让伊朗恐慌”的西方阴谋;其他包括“不用封城,封城早就是一战前处理疟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库姆朝圣,库姆永远为大家开放”等。

在此气氛下,伊朗顺利于2月11日举办了革命胜利日游行;但政府同时也宣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氛正在酝酿。终于在选前倒数两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布库姆省出现两起确诊病例,且两人都已死亡,其传染源未知,但还是向民众保证“排队投票的感染风险很低”、“请大家一定要来投票”。结果这次投票率还是创新低,只有42%。但民情的反噬却正要开始发酵。

制裁下的人心与医疗内伤

2月21日选举结束后,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火速飞升,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防疫措施,例如宣布停办接下来一星期的音乐会、体育竞赛与所有文化活动,要求疫情严重省份的高中、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停课,取消德黑兰在内的疫情肆虐区的清真寺周五聚礼、禁止咖啡馆与水烟店使用共享烟嘴等。然而肇发之地库姆却仍继续开放朝圣,政府唯要求其需限制朝圣人数,倒是隔壁的沙特惊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麦加朝觐。

由上述处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并没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顾忌,还是国内严峻的经济处境。自打美伊交恶以来,伊朗已经历长达41年的经济制裁,即便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国际氛围的风声鹤唳下,许多欧洲银行与公司担心会受美国二次制裁,故而不敢与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药物虽多可由国内生产,但许多进口原料仍是供不应求。

于是这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伊朗境内出现了假药,二是伊朗的医疗体系因物资缺乏而日渐脆弱,伊朗人也因此养成小病不医的习惯——休息几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药房买药;能去买药吃好的,就不必去医院。此次应对疫情,伊朗的检测试剂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够,更不用提医疗设备的左支右绌,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无疑。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确诊数已达338人,库姆、德黑兰、吉兰、马赞德拉等处疫情最重,累计死亡人数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约10%。不过考虑到政府封锁消息及医疗设备等因素,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准确,一来伊朗人轻症通常不就医,二来试剂不足根本无法因应检疫需求,故其真实感染人数应远大于338人。伊朗政府眼下虽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维稳优先,因为伊朗既没有封城停摆这种经济本钱,也没有收纳涌向医院的民众的医疗底子,只能在不断信心喊话的同时,将各种医疗资源省着点用,优先治疗重症患者。

然而民众的怒火难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网络舆论大约有三类,一是谴责政府隐瞒疫情,导致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医疗物资缺货,此前却还捐了300万个口罩给中国,结果现在自己不够用;三是希望神权政体的核心高官们都能染上新冠肺炎,好一次终结所有伊朗人的苦难。第三种声音当然是少数,但随着日前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和副总统确诊、前驻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内一片欢腾。

此次疫情,可谓对国家治理的一次突袭考试。伊朗在宗教实践与维稳思维下,首先错失了预警时间,也缺乏良好的监控追踪系统,导致疫情向中东扩散;但当其开始应对后,又碰上美国制裁紧咬不放的困境,实在力不从心,疲于奔命间,显得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在付出高成本代价后,疫情总会平息,但因官僚主义、经济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渐背离的民心,或许才是伊朗政府永远逃避不了的那场大考。

来源: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LiuYanTing/2020_03_02_539311.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