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12日发布《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这是联合国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对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进行的全面评估。

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近12%的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比2019年上升约2个百分点。其中，亚洲面临粮食短缺的人口为4.18亿，非洲2.82亿。到2030年，全球可能仍有6.6亿人口遭受饥饿，这个数据与新冠疫情发生前相比增加了3000万人，国际社会难以在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发展目标。

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

粮食安全不仅与经济领域密切相关，还和生态环境、卫生安全、地区秩序等领域存在依存关系。粮食安全议题的跨层联系决定了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多重性，这也是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负担日益加重的原因所在。

首先，新冠疫情的暴发严重冲击了全球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一方面，为防止疫情蔓延，世界各国都采取了边境限制的举措，导致多国农业生产，尤其是欧洲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风险。例如，据农业农村部境外涉农信息显示，意大利生产的超过25%的食品依赖于37万名来自国外的季节性工人；英国则每年需依赖超过10万名工人收割和加工农作物。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蔓延诱发“粮食民族主义”，各国基于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立场，对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实施管控，扰乱了全球粮食市场，使得粮食进口国陷入恐慌。此外，全球运输业也因疫情暴发陷入停摆，导致粮食跨境流通受阻。事实上，2019年全球粮食产量较上年有所增长，但由于运输受限，加之出口管控，致使市场上销售的粮食数量并未增加，全球粮食供应趋紧。

其次，全球经济发展放缓，贫困率居高不下，这限制了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粮食购买力。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关注供给，还应重视获取。无论市场上销售的粮食数量多么庞大，若无法装入自己的碗中，也依然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有限，前者以务农为生，经济实力远逊于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后者受性别不平等的影响，资源获取力较弱。在粮价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农民和妇女等弱势群体只能将有限的收入用于维持基本温饱，根本不具有食物选择权，营养不良多存在于这一群体之中。

再次，战争与冲突频发，粮食生产环境遭到破坏。自2010年以来，地区动荡和国家失序呈常态化，这在西亚非洲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脆弱的生存环境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原先粮食尚可自给自足的国家，也因冲突的爆发而陷入粮食危机，这从叙利亚战争所造成的重度粮食不安全便可管窥。

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27个粮食危机预警国中，也门、叙利亚、阿富汗、苏丹、索马里、南苏丹、伊拉克等多国的粮食生产都深受战争或冲突的影响。同时，冲突的余波还将在后冲突时期继续威胁粮食安全，一是因为冲突造成国家机器停转，战后恢复农业生产尚需时日；二是因为冲突诱发难民潮，难民外迁加重了接收国的粮食供应压力。

最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粮食生产所依靠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农业是与生态环境联系极为密切的产业，耕地、水源、土壤等要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物质保障。但近年来，伴随全球气温持续升高，降水量逐渐减少，海水加速蒸发，导致干旱频发，农作物生长缺少充足的水源，极大地制约了粮食产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易诱发尘暴、风暴、海啸、洪水、蝗灾等极端灾害，从而造成耕地退化和土壤肥力下降，损害了粮食体系的生态平衡。

上述四个因素并非独立存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影响。如新冠疫情加重全球贫困，冲突和贫困处于恶性循环之中，自然资源的减少导致国家为争抢资源而爆发冲突，等等。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加了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难度。

综合来看，上述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粮食安全的两个核心议题：天灾和人祸。相比较而言，人祸比天灾，对粮食体系的破坏性更大。因此，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合作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时，除了要与自然和平相处，还应共同维持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定，缩小南北差距，推动南南合作，赋权女性等弱势群体，以期增强粮食体系的韧性，提高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

来源：《文汇报》 发表时间：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