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凌等:广东省企业活力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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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在城市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利用广东省2003—2018年568家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测算了广东省的企业活力,并从企业、行业、地区及政策多个维度对广东省企业活力的影响因素作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广东省企业活力值近年来正稳步上升;②具体来看,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活力值优于国有企业,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活力值高于第一产业,珠三角9市的企业活力状况显著优于其他城市;③从影响因素来看,企业的发展能力/盈利能力及规模均对企业活力有促进作用,但其风险水平则会负向影响其活力;④地区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均对企业活力有积极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显著提高了区域内的企业活力。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大背景下,广东省借助珠三角9市的带动、引领作用,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企业活力更为明显。为更好地实现大湾区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目标,如何支持珠三角9市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在不同产业层面与港澳共建合作园区,以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空间,进而实现互利共赢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微观组成,企业活力是实现湾区产业与经济生态健康升级的关键驱动力。

因此,本文借鉴Fukuda、kamura(2011)对企业健康性判定的FN-CHK指标,围绕生产效率这一核心,构建一种关于企业经营活力的新型测算指标——TFP-FN-CHK指标(戴芸等,2019)。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活力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从企业、行业、地区及政策等维度深入考察影响企业活力的多层次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活力状况基本良好,其中,珠三角地区的企业活力更为优秀。此外,我们还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显著提升了广东省的企业活力。

一、文献综述

刘守德等(1992)认为,“企业活力是企业素质、企业能力和经营成果三者间关系的综合反映,是能使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整个经营过程中,通过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外部环境影响的交互作用,主动适应外部条件变化,不断呈现出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状态。”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明确了企业活力的主体是企业自身固有的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事物的生存与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外在条件,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实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整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受外部环境,特别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市场环境的影响很大。

在我国,对于企业活力的研究仍然以定性分析为主,如从政策实施的角度去分析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活力(黎文靖、郑曼妮,2016),或从企业管理方式是否科学与企业文化是否先进等方面去探讨企业的创新能力或其产品竞争力如何受到影响(胡斌等,2005)。

仅有少部分学者对企业活力进行了定量测度。如张立军等(2004)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对上市公司中食品板块企业的财务指标进行评分,以此来判断这些企业的企业活力。王伟同等(2019)基于2012— 2017年的全国企业数据,从企业进入退出和企业经营质量两个维度构建了地区企业活力指标体系,并通过这两个维度对东北地区的企业活力进行相应的评价及比较分析。截至目前,对企业活力的定量分析还很欠缺,对活力的测算指标也相对简单。这不仅局限了对企业活力现状的精准解读,也阻碍了对企业活力影响机制的进一步探究。正如张立军、王瑛(2004)所指出的,企业活力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既是静态和动态、微观和宏观、质和量的有机结合,又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的整体表现。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内部入手,构建一个全面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及管理水平的活力指标。

国外文献中,缺乏活力的贫血企业通常也被称为“僵尸企业”。Caballero等(2008)在对日本经济衰退影响机制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CHK指标来判定企业的健康活力,将那些实际利息支出低于理论的无风险利息支出(即存在信贷补贴)的企业认定为缺乏活力的僵尸企业。此后,Fukuda、Nakamura(2011)在CHK指标提出的信贷补贴基础上加入了实际利润指标,构建了FN-CHK指标来判定企业的健康活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CHK指标的判定准确度。

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陆续提出了一些促进企业活力的新对策,如设计防止大企业过度投资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王文甫等,2014),鼓励欠发达地区企业学习吸收东部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董敏杰等,2015),强化产能利用率对投资行为的引导作用(张前程、杨光,2016),激励下游企业主动创新(郭长林,2016)等。

然而,现有的FN-CHK指标大都立足于影响企业健康活力的外部制度因素,对企业活力的内部驱动机制考虑不足。此外,FN-CHK指标所依赖的利润指标反映的主要是企业的财务困境,但暂时的财务困境并不等同于持续性的不健康。吴诣民等(2003)指出,企业活力关系到企业在较长时间内的市场竞争能力,不仅包括现在的生存状态,也包括将来的发展前景。因此,在判定企业的长期健康活力时,有必要将反映企业长期持续生存能力的效率指标纳入判定体系。

有鉴于此,本文在Fu-kuda、Nakamura(2011)所归纳的FN-CHK指标的基础上,加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度量,进而构造了一种新型的企业活力测度指标——TFP-FN-CHK指标。

二、广东省企业活力的现状

根据国泰安和WIND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表,本文选取568家注册地在广东省的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包括深证A股、上证A股和创业板),并以这些公司2003—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在剔除了部分缺失测算活力指标所需数据的上市公司后,共有4417个观测值。此外,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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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活力测算新指标——TFP-FN-CHK指标

为了提高对企业活力的判定准确度,本文在Fukuda、Nakamura(2011)所构建的FN-CHK指标中加入反映生产效率的TFP指标,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参考Caballero等(2008),测算企业是否存在信贷补贴。具体计算如下:

式(1)中,为理论上的最小利息支出;BSi,t和BLi,t分别为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和长期银行贷款;rst和rlt分别为短期和长期的最优贷款利率,本文以央行公布的6个月以内和6个月至1年的基准贷款利率的平均值作为短期最优贷款利率,1年以上(包括1~3年、3~5年、5年以上)基准贷款利率的平均值作为长期最优贷款利率。式(2)中,Ri,t为实际利息支出,Bi,t为企业长短期银行贷款的总和。若xi,t<0,即企业实际利息支出小于理论最小利息支出时,可以认为银行给企业提供了信贷补贴。接受信贷补贴是企业可能处于缺乏活力的不健康状态的重要判定依据。

第二步,参考Fukuda、Nakamura(2011),测算企业的实际利润:

其中,EBITi,t为企业的息税前利润。若企业的实际利润reproi,t为正,说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良好,可被判定为健康活力企业;反之,则存在缺乏活力的不健康可能。

第三步,运用Olley、Pakes(1996)提出的OP法测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4)

其中,Si,t为企业年度营业总收入的自然对数,Li,t为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Ki,t为企业固定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vi为企业的个体效应,通过对残差项εi,t的估计便可以获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

第四步,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将样本企业按行业分成高、中、低三组,依据如下四个标准判定健康有活力企业与不健康的贫血企业:①根据传统的FN-CHK指标,把不存在信贷补贴,也不存在实际利润亏损的企业首先判定为活力企业;②针对持续信贷标准,把存在信贷补贴,但不存在实际利润亏损,且全要素生产率高于行业效率上界(即处于行业高水平组)的企业也判定为活力企业;③针对利润亏损标准,把虽然发生实际利润亏损,但不存在信贷补贴,且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行业效率上界的企业同样判定为活力企业;④不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企业均判定为不健康、缺乏活力的贫血企业。

上述各步骤所涉及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利用上述方法,本文全面测算了广东省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企业活力值。下面,本文将从企业、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对广东省的企业活力现状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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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企业活力

图1描述了在样本期内广东省的上市公司企业活力值的时序变化趋势。从时间趋势上看,微观企业的活力值呈匀速上升趋势,在上升趋势过程中企业活力会由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波动,但是并不影响其增长状态。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广东省企业活力平均值处于较低水平,之后国有经济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因此企业活力水平稳步上升并在2017年达到暂时性峰值;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企业活力值同比下降4.35%,并且之后几年内的企业活力值也几乎保持不变;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并且由于房地产泡沫等带来的短期通货膨胀问题,企业活力值下降到较低水平,这种状态持续到2012年末;2016—2018年,由于企业活力值已经上升至一个较高水平,所以趋势比较稳定。由此可见,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活力值与宏观经济形势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关系密切,在大经济形势背景下实现稳步上升。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利于推动香港和澳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协调粤港澳三地在科研和交流上的融合,推进广深港澳的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吴海江、王超然,2019)。而科技创新正是维持企业活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疑大大推进了广东省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其活力水平的提升。本文的研究发现支持了上述观点。

如图1所示,2004—2015年,广东省企业活力值始终0.6到0.7之间浮动,但自2016年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后,广东省企业活力值一举突破0.7。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企业活力有所下降,但幅度微小,整体依然处于向好状态。

图1 广东省微观企业活力值(2003—2018年)(略)

此外,本文还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如表2所示,外资企业的活力企业平均比例更高,民营企业次之,而国有企业中的活力企业则是四种类型中占比最低的。这表明,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放与对外交流合作,广东省的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确拥有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尽管国有企业的活力比例最低,但仍然达到了73.48%,与外资企业活力比较差距并不算太大。

这表明,从整体水平来看,广东省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较为健康的状态。但也应注意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共同发展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需更加注重发展活力,响应供给侧改革,从效率方面作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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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企业活力

本文也从行业层面探究了广东省企业活力的行业分布现状。如表3所示,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行业外,广东省各行业的企业活力值均在70%以上,说明广东省的行业企业活力状况基本良好。其中,第二产业活力企业的平均比例为79.81%,略高于第三产业的76.36%,但差别不大。具体到产业内部,第三产业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住宿和餐饮业这两个行业的企业活力最高,分别达到91.56%和90.11%。我们认为,这与广东省历来注重公共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施政特色以及广东省历史悠久、氛围浓厚的商业优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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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企业活力

进一步地,本文还分地区考察了广东省企业的活力现状。如图2所示,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9市的活力企业数量和比例均显著多于其他城市,表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的确优于周边城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汕头市是珠三角外唯一能与此核心经济地带相匹配的活力城市,我们认为,这与汕头优良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商业传统以及丰富的华侨资源等优势密切相关。

此外,在这9个城市中,惠州和佛山的企业活力居于领先地位(活力企业比例均高于80%),广州、东莞、肇庆、中山、江门这5市则处于第二梯队(活力企业比例在75%~80%),深圳和珠海两市的活力企业比例则位居最后(分别为71.06%和64.14%)。

深圳市上市公司的数量远超广东省其他城市,2003—2018年其年均上市公司数目约为164家,2018年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94家,无论是年均数还是当前存量,都约占广东省上市公司总量的1/3,是排第二名的广州市的3倍以上。上市公司迅速增长所导致的庞大基数是深圳市活力企业比例逊色于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此外,深圳市的上市公司大多较为年轻,其利润指标与杠杆指标相对均较为薄弱,这是导致其活力企业比例不高的重要原因。

与深圳市不同,珠海市年均上市公司数量仅为17.43家,但其活力企业比例却只有64.14%,不仅在珠三角9市垫底,在全省范围内也仅优于上市公司仅有1家的云浮市和台山市。

图2 广东省各市企业活力状况(略)

来源:微信号“城市观察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Hw-v5R0Tzt_Zu6L3v1IIhg 发表时间: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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