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政策界、战略界和学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讨论，总与“中国威胁”的意象相伴相生。中国崛起是否会引发诸多的不确定性，大国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否会引发战争，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中国强大了是否就会走上扩张主义，甚至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西方对此的“忧虑”普遍而又真实。然而，中国是近30年来世界政治中最具和平主义特征的国家。中国过去30年从未在海外使用武力，更没有卷入任何一场新的地区军事冲突。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认识和理解不断调整、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中国理念”，向国际社会昭示了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推进相互尊重、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意志和信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旗帜。习总书记曾指出，面向未来，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可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外关系的话语承诺，也不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外交与国际行动的判断和认知。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各国对彼此的看法很大程度是由各自的内政、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思考外交与国际问题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说到底是由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利益判断和追求方式、价值选择与思维特点所决定的。
01 西方忧虑的根源：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驱动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担心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对西方的利益满足。国际秩序通常是指在规范和调解特定国际权力结构基础上，国家间利益互动、分配和行为方式的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国际秩序通常是由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大国提供和保障的，因此，国际秩序也是大国间权力、利益和观念分配的结果，是与特定的国际权力结构相适应的行为与规则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了主导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其所制定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具有明显的两极地缘战略对抗和意识形态分裂的特点。阎学通教授指出，冷战时期，美、苏同为世界的两大霸权国家，而它们制定的国际规范带有“双重标准”的特点。这种双重标准表现为对盟友采取“道义原则”，即非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而对非盟友国家则采取“实力原则”，即以遏制、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解决冲突。
当前的国际秩序既保留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尽管同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这突出地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将自由主义价值、治理机制和国际制度建设推广到了全世界。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意味着“苏东模式”走到了尽头。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导性作用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发展。尤其是苏联集团崩溃、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之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地缘经济分裂彻底结束，全球化得以起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各国经济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这一秩序稳定的条件，一是美国单极霸权权力体系下的“霸权和平”；二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所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即美国对国际事务保持积极的介入和干预；三是国际制度和规则虽然保持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多边主义的议事规则开始兴起。全球性问题越来越需要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推进国际事务共同应对与行动的战略性追求。
但美国和西方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对发展中国家常常采取“双重标准”。例如，美国通过对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和规则的主导，不断维系着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霸权。美国按照基于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诱导或敦促其遵守美国的意志，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采取行动。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和规则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同样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然而，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模式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对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利益获取保持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保证“自由国际主义”的行为模式，即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解决要有足够的投入，接受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符合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
奥巴马政府时代，多边主义是美国基本的利益规则。在中美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公约（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得以签署。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开始出现，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开始不断加剧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忧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由于制造业持续外包导致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1.2%，而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占据GDP的80%，产生了大量白领工作的流失。冷战结束到2018年，美国的GDP翻了一番，但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下层低收入人群不断膨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必然要求增强其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份额，国际影响力上升的需求不断增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16年11月，美国大选中主张“美国优先”、缩小美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重回国家中心主义竞争战略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开始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但中国恰恰在后冷战时代“参与”和“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非“重塑”或“颠覆”这一秩序。1978年以来，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游离者”不断成长为国际秩序稳定与进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不仅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种国际机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今天，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辛勤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引导和塑造成接受西方价值观念、遵守国际规则、符合西方标准的“同道者”，也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精英阶层也曾普遍认为，接纳中国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不仅可以让美国从持续发展的中国获得源源不断的商机，更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但从2015年以来，美国国内的中国政策辩论却得出结论：美国既难以改造中国，又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挑战。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以及在国际规则体系中利益诉求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由“鼓励融入”转变为利用国际规则主导权针对性地“压制”中国的利益和诉求。
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创办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举措，都是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和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例如中国在南海、东海的维权与维稳行动，是基于历史和法理的合理主权诉求。但这些举动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被视为是寻求挑战和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更是直接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中国也是第一次超越俄罗斯成为了美国第一位的潜在威胁。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让美国担心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长期在西太平洋拥有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挑战美国长期的主导位置。中国的这些能力更将转化为中国的高精尖军事装备，提升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简言之，美国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展示出自身体制优势和持续经济增长活力的未来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仅有可能颠覆美国长期拥有的霸权国家地位，也被认为更会成为有能力和美国“全面叫板”的挑战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惜屡屡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即便2020年1月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严峻困扰，美国都没有停止在南海的航母战斗编队巡航和演习，没有放松挑衅中国主权的“航行自由行动”，更没有放松加强国内立法和行政管辖措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和对华高科技出口产品愈发严厉的限制。随着2020年3月下旬美国的疫情开始变得严峻，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议题当成转移国内批评、为自己前期防疫行动失败寻找“替罪羊”的政治话题，不断地“污名化”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本来是中美两国合作的机遇，但现在却成为了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和紧张升级的助推剂。在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动机和战略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中美关系自1979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忧虑。甚至有言：中美关系离“新冷战”只有一步之遥！
02 西方忧虑的根源：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
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冷战时期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后，今天的西方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坚持，对于来自非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中国的崛起的忧虑，实际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
回顾冷战初期，由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主要是以遏制苏联这一从帝国历史到意识形态都具有地缘战略扩张性的国家为目的。美苏冷战爆发后，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和遏制社会主义势力的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需要出发，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引发的东亚地缘战略版图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很快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也采取同样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和竞争，充满了意识形态对立的色彩，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推行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战略竞争，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或维护那些采取和本国相同政治体制的外国政权。因此，意识形态的异同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在美苏之间进行“战略选边”的原则。尽管冷战最终以东方阵营的瓦解而告终，但这种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相反，由于冷战的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美国始终将西方价值的普世化视为自己霸权地位的价值优势和美国继续影响和主导世界的战略性资源。而经过战后七十多年的实践，在西方看来，保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并积极在全球推广，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意味着对从政策理念、国家认同、政治资源到输出价值、影响和凝聚他国民众等的全方位优势。哈佛大学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教授在其著作《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Cool War: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扩张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因为基于“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的普世诉求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是具有实际利益的。随着新的国家拥抱人权和民主理念，它们便会朝着这些领域的“领导者”靠近——实际上也就是指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自身也会积极推动这些价值观的进一步传播。当民主的价值观传播开来的时候，这批新兴的民主国家作为这种管理技术的早期接受者，则亦会从中获益，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有着积极外部效应的网络。尊重人权的民主国家越多，它们就越能从相互的意识形态承诺中获利。
这种美国所坚持的美国的利益和霸权地位基于自由、人权与民主意识形态的独特认同方式，导致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立场，即美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美国外交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民众的拥护和世界的认同，基本取决于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诸多的未可知和不确定性，美国立足于自身利益，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敌人”来维持其在世界的核心地位。乔治·凯南认为，“冷战的结束将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到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替代者。1993年，围绕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PPP）标准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威廉姆·欧佛霍尔特（WilliamH.Overholt）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以及《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D.Kristof）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崛起》一文中有关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权力的论断，在90年代初的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界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这三位学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还是持有积极的态度，但西方社会整体的反应使夸大了的“中国威胁”的言论接踵而至。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即便改革开放也始终坚持“中国道路”的意志与决心。这也使得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视角”始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眼光，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从来不会成为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相信，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交往，最终能够引发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出现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标准的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曾一度陷入低谷，而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更是成为了中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多样化发展的嘹亮的“中国声音”。对于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制度优越感而言，这无疑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中国发展为代表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在试图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性，侵蚀西方的价值优势。
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愈发自信，甚至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诸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势。这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备之心愈发强烈，担心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也将顺势推动“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学者宣称所谓的中国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
她进一步表示，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包括智识、科技、政治、外交、军事等，美方必须从情报、执法、民间企业、高等教育等多方响应。她还强调，如今美国政坛在对抗中国侵犯政策上，已有跨党派支持，美方必须尽快行动，且这对于美国而言风险极高，甚至可能“生死攸关”。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亚太地区倾斜，西方的忧虑不仅来自于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可能带来的对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的冲击，也来自于西方国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日渐加深的“裂痕”。
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和一系列“退群”行为使得欧洲国家对此极为不满，欧洲国家认为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主导下的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诸多保护主义、新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政策选择，开始背离美国和其西方盟国所坚持的西方式民主和自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选择。特朗普个人的特立独行以及在国内事务与外交议题上的随意和专断，加剧了西方民主正在受到威胁的担心。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题定位“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这背后便折射出当今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面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优先”政策、英国脱欧等的冲击，自地理大发现以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心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西方中心主义”正在衰落，因冷战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西方阵营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团结了。美国执政团队对于“美国优先”战略、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政策后果视若惘闻，并因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而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和内政议题上难得的共识，甚至成为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在美国国内“最受认可”的政策领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三个重磅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一致强调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重新到来，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俄两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更是被不少学界和政界人士比喻为“新铁幕演说”，认为美国有意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升级为全面对抗，乃至在世界范围内酝酿一场以阵营对抗为基础的“新冷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刚过去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述则更为直白，他表示，“自由的国家就是比人类在文明史上曾经尝试过的其他制度更加成功”，并认为，把西方团结在一起的正是意识形态，西方正在美国的带领下赢得胜利。美国防长埃斯珀在随后的发言中更是将“走上非西方道路”的中国视为西方需要合力应对的头号威胁。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被赋予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色彩，而美国这样做，至少能够从两方面获益：一方面在国内凝聚两党共识，团结民众意愿；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强化“共同敌人”意象，号召西方阵营再次“统一阵线”，并跟随自己再次赢得“新冷战”的胜利，从而增加对华实施遏制战略、维持全球霸权的筹码。冷战期间成长的一代人不少已占据欧美外交决策的核心位置，数十年形成的观察世界思维定式，“仍左右着不少人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判断，甚至被很多政客当作政治动员的政策工具”。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偏执地“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30年，“中国威胁论”仍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即便中国始终强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合作共赢、文明互鉴、包容发展的道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价值观本质上并不会完全接纳坚持“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的中国。不管中国如何强调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都将难以改变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剔、指责，甚至非难。
03 西方忧虑的根源：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政策哲学的思维驱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另一个忧虑的根源是来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政策哲学的驱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对于“中国崛起”都有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过去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从理论到政策研究，没有什么话题比“中国崛起”更有影响力的了。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美国，构成了西方政策界、学术界、战略界和媒体界审视和认识“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国际关系理论基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更是基于欧洲和美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分支，但其西方学者的“价值选择”不可避免地是“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用沃尔兹的话来说，并不提供“具体的政策答案”，理论是思考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和大战略的“政策哲学”，即最基本的、科学的思考方法和思辨方式。西方国家从事外交、外事、媒体报道和政治活动的学者、官员、记者、军官们，对全球和世界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基础，无一例外都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形成的逻辑与思维习惯。
例如，国际关系就是“权力政治”，西方的优势地位是基于西方的力量、价值和治理模式的优势；大国崛起必然带来竞争和冲突，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际体系内的力量重组或者说是“权力转移”。中国学者往往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中国经验”出发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带来和平与和谐。在西方国际理论研究中，“中国经验”却被颠覆性地重新进行了解释。当“中国崛起”的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仍然还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上，西方大国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政策研判和制定的过程中，当然无法跳出以强权政治、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地追求权力，而国家的权力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基于这样的逻辑前提，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触发大国间在安全认知和心态上的变化，使得崛起国必然会寻求与主导国争夺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美国学者奥根斯基（A.F.K.Organski）于1960年在其著作《世界政治》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奥根斯基通过历史的实证研究认为，主导性大国和崛起性大国的实力对比达到6：4或5：4时，它们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几率最大。战争成为了国家间“力量转移”进程启动之后总是难以避免的权力冲突的结果。“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最有说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奥根斯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里，国家行为最重要的特征永远是难以抑制的权力追求。国家的权力追求具有“主观特征”（subjectivity）。具体来说，就是一国在估计和评价本国和他国的实力与权力时的主观意志，包括如何思考权力的用途和使用权力的具体方式，以及国家在运用权力时的决心和手段。奥根斯基将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分为“强大而满意”“强大而不满意”“虚弱而满意”“虚弱而不满意”四种类型，其中“强大而不满意”的国家由于没有参与国际秩序的创建过程，因而未能得到与其现有实力相应的地位和利益满足，最有可能会成为“挑战者”。
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强大而满意”的国家可能会有限度地让渡部分特权，但绝不会放弃或者牺牲自己的霸权地位，并不惜付出发动战争的代价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优势。“权力转移”理论是今天中国崛起背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来源。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发生。在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强大而不满意”的中国“注定”会成为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解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该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Herz）提出，该理论认为，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能超越各主权国家的最高权威，因此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不足，国家要寻求安全，必须增加自身的实力。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vis）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他认为当国家采取措施增加自己的安全，而其他国家认为这种行为有损于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产生螺旋效应时，“安全困境”就出现了。“安全困境”理论解释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走向霸权战争另一种竞争态势，即双方均会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断追求权力最大化，且最终爆发冲突或战争的诱因是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随着新兴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寻求增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很可能是在意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国出于恐惧和忧虑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新兴大国看来，这又是恶化其安全环境的举动，因而会选择继续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螺旋式上升的权力冲突，便最终会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激烈对抗，甚至战争。
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对中国崛起的所谓冲突后果的判断则更加顽固和执着。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等人的学说，并没有突破“权力转移”和“安全困境”的理论假设，但更多地运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作为案例来检验和延续其基本命题。米尔斯海默认为，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中，大国的最终目标是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支配性权力，拥有支配性权力才是确保自身安全的最好方式。因此，大国总是要争取和谋求“权力最大化”，国家间就注定相互冲突。大国竞争就是彼此争夺权力优势的永不停息的竞争。艾利森教授认为，崛起大国往往会谋求更多的权力、影响力和尊重，而守成大国面对崛起大国的挑战，往往会感到恐惧、缺乏安全感、充满防备。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误解会被放大，同情更加困难，往往是间接性或可控的事件和第三方举动就很有可能会引发主要国家之间本并不想要发起的战争。在中美关系当中，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伴随两国文明的不相容性会大大提升，因为根据亨廷顿的观点，文明的冲突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中美两国在对于国家、经济、个体角色、国家间关系以及时间本质等问题上的观念和看法截然不同，这会使两国之间矛盾的调解变得更加困难。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崛起的总体理论基调同样也比较消极，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教授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用他的理论来看待近期的中国，我们要么看到的是美国不再坚持“战略限制”而扩大中美冲突，要么中国坚持“中国道路”、拒绝融入西方体制而强化冲突。伊肯伯里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就全球规则和领导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只要美国能够不断巩固现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够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引导和限制为美国乐见的“和平转变”。在伊肯伯里看来，今日的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颠覆，而易于参与。中国依靠开放的、一体的、基于规则的西方中心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中受益。
如果中国不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则会面临西方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以及认同西方主导的制度与规则的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制约和限制：一旦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发起全面的地缘政治挑战，便会导致周边国家联合抗衡中国，使得中国“难以作为”。即便中国想要权力，推动改变国际秩序，中国也难以找到现行国际秩序的替代模式，即便找到也难以成功推行。一是西方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全球深入人心，二是核武器时代，中国也没有通过军事行动成功改变国际体系现状的可能性。伊肯伯里教授为此断言，国际秩序的开放特性会不断地给与中国“激励”和“机会”，促成中国在与国际秩序的合作，而不是对抗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满足。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并非完全排除了大国崛起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可能。伊肯伯里教授指出，当一国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时，该国和其他的弱国都没有动机改变现存国际秩序。但是，当作为挑战者的崛起大国的力量增长，而主导国的力量衰弱时，战略性对抗就接踵而至，冲突或战争就有可能出现。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型大国的力量下降，以及缺乏对原有秩序稳定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价值、规则和制度始终保持有效维护的决心。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担心的，是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缺乏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将会给中国开启“挑战性行为”的“窗口”。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中国研究”并不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雄厚，但其理论引导的“中国认知”同样是消极的。温特把国际体系的文化分为三类：国家间遵循敌人逻辑的霍布斯文化、国家间遵循竞争逻辑的洛克文化，以及国家间遵循朋友逻辑的康德文化。温特认为，目前主导的国际体系文化为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他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对于中国崛起，建构主义认为中国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会逐渐内化国际规范，其身份由此得到塑造，也就会逐渐按照盛行的国际规范界定自身利益和行为，不会去挑战当前国际规范所构成的国际体系。但多数建构主义学者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认为一个社会的信仰结构很难改变，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可能会加固身份和相互认知中的消极因素。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社会的互动中，中国也许会更加认为美欧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创立者和受益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而西方则可能愈发认为中国尚不是一个充分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可能追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和规范。
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中国崛起都有着各自基于理论范式的辩论和思考，但在进行理论解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理论范式自身的局限。国际关系理论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将大国竞争导致的国际秩序失稳的根源放在崛起大国的意图上，崛起大国是否具有权力意志、战略能力和修正主义的国际观决定了其是否会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寻求改变。而由于对崛起大国意图的判断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加之受西方经验和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基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中国的崛起所作出的判断，往往忧多喜少，对于中国崛起的种种作为，防备和警惕要远多于信任和肯定。
中国知识界深知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局限，近年来，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摒弃以往冷战思维、权力政治、零和博弈等观念的束缚，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恃强凌弱，坚持共商、共建、共赢，才能最终实现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世界的美好愿景。但无论是在学科方法论建设，还是在研究力量的培养和成长上，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还处于成长期，更不用说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在社会行为整体的诠释体系、学科发展和话语权领域内的主导性优势。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政策主张和价值体系依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领先地位，并且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主导对中国崛起持消极和疑虑态度的理论和政策话语讨论。这个事实的改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重新走上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民族复兴之路。但中国崛起的时代和国际背景，是美西方在权力、财富、利益分配和话语体系中长期所占有的结构性优势地位。美西方的这种结构性的优势地位构成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随着中国等新兴国际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走向强大，更不会把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作为判断中国因素的标准。从维护西方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而任何权力竞争的游戏在道义标准来上看一定是“丑陋”的。
对此，我们需要适应，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西方对于“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威胁”感知，带有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它们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石。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冷战经验，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国同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裂痕”的作用，还能够弥合国内两党之间的政治鸿沟，凝聚共识，团结民众。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撰文指出，近两年受美国国内两党、军方、学界、媒体界等对华实施强硬政策的“共识”的影响，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转化为一种近乎直觉的“敌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从2018年的47%跃升至2019年的60%，只有33%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这一数据是皮尤研究中心自1974年起展开这项调查以来的新低。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崛起必须直面的现实，更是保持中国崛起可持续的战略态势需要化解的战略性难题。“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忧虑”，更重要的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利益竞争的深入，这些“忧虑”正在转变成政策和战略，构成了中国大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约性因素。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超越俄罗斯的“首要战略对手”，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战略竞争”，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推行印太战略试图在亚太地区孤立中国。弗格森断言，美国已经对华拉开了“新冷战”的大幕，美中长期的对抗将不可避免。最近，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构成了对人类公共健康与生命尊严的重大威胁。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共同威胁常常是中美关系缓和与合作的驱动力。
但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美国在“防疫”、“反华”和“脱钩”问题上的“三不误”。以至于美国学者都开始惊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传染疫情的威胁下，必须保持合作，国际社会才能团结协调、共抗疫情。否则，美国将“犯下重大的战略性错误”。连认为中美关系难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教授艾利森也强烈主张，特朗普政府不管如何想要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但中美竞争的同时，合作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必须是美国抗疫的“朋友”。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国忧虑”，不是为了简单地抱怨和指责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们有更加理性和说服力的行动，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客观、准确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秦恺对本文亦有贡献），有删节
来源：察哈尔学会，http://www.charhar.org.cn/newsinfo.aspx?newsid=15974 发表时间：2020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