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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飞、赵峥: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义、问题与建议

作者: 孙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所副研究员;赵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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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应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结构深刻变化的大势。研究发现,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其空间区位优势、经济体量优势、产业合作优势和创新协同优势,在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版”的同时,也能带动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山东融入发展面临着国家层面规划和顶层设计缺失、府际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滞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生态环保联防联治进展缓慢、产业对接合作融合不够深入等一系列问题。新时期,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深化理论和政策研究,联合多方力量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全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打通府际合作体制机制“微循环”;加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形成生态环保协同治理新格局;推动区域产业发展高端化、协同化,积极构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布局。

一、引言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正确认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2】。“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区域重大战略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据此,当前中国生产力布局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战略部署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阶段新的规律性认识和新的创新性举措。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顺应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结构深刻变化的大逻辑,有助于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版”。

从现有区域协同发展文献看,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但是从外部融入视角进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的研究较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自2014年上升为国家重点推动区域战略以来,经过7年的长足发展,京津冀地区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改善,三地的产业、生态和交通协同合作有序推进,阶段性成效显著。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缓慢。刘秉镰等【3】研究指出,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正面临着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城市群协调发展不足、重点区域的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等新问题。边继云【4】研究指出,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进入“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全新发展阶段。这折射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还较为迟缓,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李国平【5】研究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仍存在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创新驱动发展辐射带动不足、区域空间结构有待优化、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协同有待加强、体制机制改革衔接有待深入等一系列问题。田学斌和柳天恩【6】研究指出,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还存在科技创新落差过大、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创新主体互动不密切、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紧密等问题。以上研究说明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速度、质量水平依然不高,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格局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及时吸收周边区域新鲜的“血液”和力量。

当前,关于区域协同发展的融入和扩容相关研究比较丰富。总的观点是,我国区域间的融入发展、扩容发展、协同发展旨在破除行政分割、地方保护与区域分治等阻碍区域协调发展进程的关键掣肘因素,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建设互利共赢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高质量发展共同体。

李兰冰【7】研究指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逻辑架构:从区域分治到融合,打破区域间的地方保护和行政分割,促进区域分治向区域融合转变,多个子区域之间以区域一体化为基础,形成共同的区域发展价值取向,建立相互联结、跨区整合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蔡欣磊等【8】验证了区域一体化扩容能通过“打破流动壁垒”“完善产业分工”和“提升区域金融水平”三种作用机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范伶俐【9】、陈寅雅【10】、吴逸然【11】等分别研究了赣州、贵州和湛江融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战略;丁焕峰等【12】研究城市群扩容案例发现,新进地区可从市场联系和产业分工两个层面获得城市群容外溢正向经济增长效应。赵海峰和张颖【13】研究发现:长三角扩容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差异化分工均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其中差异化分工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邵汉华等【14】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扩容对原位和新进城市创新水平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强永昌和杨航英【15】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扩容对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低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较大等。综上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对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融入和扩容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较多,尤其是协同发展战略扩容带动扩大进出口、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升级等领域的文献较多,主要结论是扩容和融入发展,能显著促进原位区域和新进区域的经济增长。

整体来看,与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相比,目前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外部融入和区域扩容的理论研究文献较少。当前,对京津冀扩容发展的理论价值和演进逻辑的研究也相对不足,未能从理论建构层面给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新机制、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等层面提供指导。据此,提出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命题,以期为推动“十四五”期间优化北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升级版”提供理论思考和借鉴。

二、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要义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当前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遵循经济地理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基础上,跳出局部的行政辖区制度分割和狭窄的经济发展空间边界,从更高层面、更长周期、更大视野上进行统筹协调,加强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和要素资源共享【16】。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应积极探索构建与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理论与实践,通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和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新增长点。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以下战略要义:

(一)融入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山东的区位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从新经济地理理论分析框架看,重塑域际经济地理格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也是推动域际生产力全要素的再组合和新布局。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密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周边省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著【17】。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内外部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分化、极化态势明显,经济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需要通过经济地理的再布局,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要素优势,在实现新的平衡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看,山东独特优越的区位、资源要素、大市场优势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具体来说,山东紧邻京津冀地区,拥有相对发达的陆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高铁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山东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和港口群,既是黄河流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环渤海对接融合长三角的桥头堡,目前已成为连接京津冀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汇点,具有连通中国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显著区位优势。同时山东淡水、建筑用地、海洋资源等要素供给充裕,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的优势突出。尤其是山东在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生态环境共育共保、产业创新协同合作等方面,与京津冀地区具有很强的区域协同发展需求。可以说,京津冀鲁四地协同发展,可以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二)融入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山东经济规模优势,促进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均衡

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旨在减少区际制度分割、市场分割、空间分割,以协调的生产关系、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在促进区域发展平衡中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经济结构。

但是,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分化态势明显、南北地区经济不平衡问题突出,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2018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8.5%,比2012年下降4.3个百分点。“南强北弱”的不平衡发展是新时代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必须考虑的国情特点【18】。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凭借其显著的经济体量优势,在辐射带动北方区域资源要素的集聚和增长速度提升的同时,加速南方高端生产要素、创新要素向北方集聚,将充分激发京津冀鲁地区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活力,进一步缩小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数据显示,2019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3.7万亿元、11.4万亿元和8.5万亿元,京津冀地区明显弱于前两者。如山东(2019年经济总量为7.1万亿元)加入京津冀地区其经济总量将达到15.6万亿元,显然四地协同发展将极大缩小与长三角、粤港澳地区的经济规模差距(详见图1),这将使得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均衡,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意义重大而深远。

图1 2019年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鲁三区域经济规模(略)

(三)融入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区域产业互补优势,在畅通国内产业大循环中适应新发展格局

产业融合协作发展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源泉,推动区域之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和要素资源共享,持续延伸产业链供应链,最大可能形成产业发展闭环,是推动产业协同化高端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查研究发现,山东的产业发展阶段、梯度关系具备接续京津地区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区域间产业配套性显著,在协同发展中必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从产业门类看,四地产业关联性较强、梯度差异性明显。北京目前已成为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科学研究和文化创意、电子信息产业等重要集聚地,其技术、创新、资本、人才等高端生产要素对周边地区产业发展的外溢效应明显;天津在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具有周边地区无法比拟的基础条件。京津地区产业和资源要素的外溢效应,可为山东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当前山东省工业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是轻工业发展态势较好,现代农业、建筑业和海洋产业优势明显,与京津冀地区产业之间的配套性特征明显。从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数据看(详见图2),山东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占比分别比京津冀地区高2.7个、11.1个百分点,粮食、油料、蔬果等现代农业优势突出、制造业发展层次较高、优质大中型企业较多;而京津冀地区第三产业整体占比高于山东13.8个百分点,京津两地在研发、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具有明显优势,京津冀与山东产业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协同发展符合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演进的基本规律,也将加快形成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优势新空间,在畅通国内产业大循环中适应新发展格局【19】。

图2 2019年京津冀地区与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情况比较(略)

(四)融入发展可以加快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推动山东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迈上新台阶

“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从创新发展演进规律看,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可以充分整合区际产业链、供应链和共享创新资源要素,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各个阶段的技术核知识外溢效应,加速区际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推动区际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的扩散,形成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实证研究发现,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地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呈现阶梯状分布。具体来说,2006年至2019年,北京市的R&D投入强度基本都在5%以上,大部分年份接近甚至超过6%,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变。天津市的R&D投入强度始终保持在2%以上,部分年份达到或大于3%,比较接近乃至略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中。山东省的R&D投入强度一直保持平稳上升态势,由2006年1%增长到2019年2.1%,新旧动能转换特征明显。与上述三个省市相比,河北省的R&D投入强度比较低,2019年仅达到1.61,尚不具备创新驱动的特征。上述分析反映出京津冀鲁地区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梯度性和空间互补性特征明显,协同发展潜力较大。此外,山东省牢牢把握2018年1月获批建设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重大发展机遇,大力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一手抓加快传统动能改造提升,一手抓壮大培育新动能。经过近三年的努力进取,“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突破30%,比2017年提高9.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高4.4个百分点,达到44.5%,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三年初见成效”。整体来看,四地协同发展可充分释放京津地区的创新要素、基础研究和科技服务产业等的外溢效应,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发挥创新发展不同阶段的动力互补优势,推动四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对接融合,驱动山东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迈上新阶段。

三、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缺失,亟须深化理论研究和国家层面的指导

实地调研发现,当前从国家层面上,对京津冀鲁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创新的价值进行的理论研究存在不足,对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情况、新形势和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刻变化的规律认识不足;在谋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思路、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方向、构建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等层面缺乏深入思考和共识。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缺乏国家层面的制度认可、配套政策体系支撑,融入发展的国家层面的纵向统筹协调、发展规划和顶层设计缺失;区际省级、市级和县级层面对接合作的组织框架尚未正式建立,融入发展主要依靠非正式制度来协调,导致多层级、多领域的规划目标和实施方案缺乏有效衔接;已提出的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产业对接、交通设施、环境保护等政策思路很难得到有效的落实。目前主要是沿京津冀地区的德州、滨州、聊城、东营四个城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而其他地级市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碎片化的合作模式。总体而言,山东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系统性推进和融合发展不足,相关重点工程项目缺乏实质性进展,整体融入发展工作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二)府际合作体制机制建设滞后,协同发展的“微循环”尚未打通

当前,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缺乏顶层合作交流平台,府际政策协同机制建设滞后,缺乏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尤其是在资源共享、产业转移、交通管理、生态共治等关系到区域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跨区域协调政策不足。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精准性和适用性不高,提出的协同发展内容体系大多停留在组织领导架构搭建和协调机制建设方面,很少涉及具体的利益分配与捆绑机制、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产业合作和创新协同机制等内容。与北京、天津和河北相比,山东的市场壁垒依然比较严重,整体市场环境较差,在资源要素市场化水平、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法制环境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多短板:如区际尚未建成市场化的科技成果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的机制,彼此间合作缺乏动力驱动机制和积极政策支持;区域发展政策与工具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不足;在产业项目落地、税收分成、资质互认等政策方面与京津冀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招商规范性、统一性缺失,精准性不强、成功率不高。可见,山东省与京津冀的区际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微循环”尚未打通,造成了制度分割和空间分割,阻碍了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增加了协同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新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推进缓慢,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支撑不足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是资源要素、商品信息流通的主要载体,更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的重要支撑体系。改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消除市场壁垒与空间分割,降低商品与要素流通成本,也是我国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的应有之义。调研发现,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山东融入京津冀发展就开始了积极探索,但是目前区域间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缓慢。诸如山东省重点对接京津冀地区的德州、滨州、聊城、东营四市交通一体化水平建设衔接滞后,重大和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推进缓慢。目前仅德州有到北京的高铁,其他三市的高铁、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规划在建与京津冀对接的交通运输工程项目、现代物流体系等基础设施,受资金、生态环保、府际政策等因素制约较大。此外,山东以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长远规划、协同建设和运营管理方面,尚不具备与京津冀地区“新基建”进行有效对接的技术平台和产业基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城市群核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进程和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

(四)生态环保治理任务艰巨,区际联防联治机制建设滞后

环境问题对经济(空间)活动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核心主题之一【20】。山东省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远高于北京和天津两个地区,所面临的生态环保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复杂。例如,山东省大气环境质量治理面临压力依然较大:2019年以来,受产业结构偏重、污染排放总量大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城市空气质量反弹严重,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中位列后20位。另外,山东省部分跨界河流水污染、水质波动和超标状况严重,流域水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同时,调研发现,京津冀鲁地区的生态环保联防联治机制建设滞后,信息互联共享不足,区域间尚未形成有效的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的区际利益补偿机制。

京津冀鲁地区尚未建立统一的生态环保智能监控、监测网络,未能实现区域内各地区环保监测、监控的信息联网、技术联网、平台联网,导致生态环保信息互联互通不足。区域生态环境补偿的资金来源、重点领域、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规定还未统一。同时,以税收分成和经济统计为核心要义的生态利益共享瓶颈依然存在,在绿色产业的产值、利润、节能减排等重要指标上进行区际分割的有效模式还未形成。

(五)产业对接转移合作推进迟缓,相关配套制度政策体系缺失

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承接的基础能力水平、资源要素的匹配性、公共服务的配套性、区域税收财政政策的差异性等方面存在诸多瓶颈,严重掣肘于区域间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对接嵌入。山东省缺乏产业承接合作的统一规划,各个城市和行政辖区在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引进来,较少从区域协同的角度考虑产业的协同,忽视优势互补的产业分工配套关系,导致各城市之间产业同质化竞争激烈。山东省各地区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认定标准与京津冀地区存在差异,金融科技等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人才、技术等科技创新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够,阻碍了区域产业对接转移。从产业承接进展和成效看,由于土地、能耗等指标制约,项目审批周期长,很多产业项目短期内无法建成投产,无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前期项目对接中,存在洽谈项目多、落地项目少;初级项目多、中高端项目少;中小型项目多、大型项目少等基本特征。2018年北京市外迁企业共计780户,其中迁往山东省的仅53家,占全部迁出企业数量的6.8%,与河北、浙江和广东三省占比情况的对比,可见图3。

图3 2018年北京外迁山东、河北、浙江和广东的企业占比情况(略)

四、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与建议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据此看来,推动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其区域比较优势,加速形成多层次主体协同发展的新空间、新引擎,这正是实现“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的实践探索。

(一)搞好科学规划和顶层设计,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升级版”

当前,应加快成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和京津冀鲁“四方”参与的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对构建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布局【21】、京津冀鲁协同发展战略价值理论和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思路的研究,丰富和发展国家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想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强化理论和政策研究对发展实践的指引,增强协同发展共识,联合多方力量推动京津冀鲁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改委应及时组织京津冀鲁制定山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在发展理念、方向定位和顶层设计等层面积极对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搞好国家战略层面和区域整体层面的利益平衡和纵向协调,让科学规划引领区域间省级、市级、县级政府高效对接,引领区域间市场对接,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创新、产业对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京津冀鲁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形成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

国家发改委应牵头组织建立国家、省、市、县“四位一体”的组织协调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新机制,建立面向现代化区域政策调控的新机制,以制度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建立完善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增强区域发展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协同性【22】。“十四五”规划指导方针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中央政府要从制度设计、区域政策支持等方面,改革突破较为严重的行政区域利益的禁锢,行政干预要契合地方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资源要素禀赋,着力补齐短板、克服瓶颈制约,打通山东与京津冀地区体制机制并轨对接的“微循环”,着力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京津冀地区应及时清理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消除市场分割、空间分割,有效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和自主决策,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要求,为资源区际自由配置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让各类发展要素在区域内流动更加顺畅。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努力降低市场壁垒和制度分割所带来的交易成本【23】。山东也应率先着力打造一批融入发展的“示范区”“先行区”“经济带”,在合作机制创新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三)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厚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优势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

据此,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山东沿京津冀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沿京津冀地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性、前瞻性和安全性,把“补短板、优布局、上水平”作为建设着力点。山东应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加快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重点在融入发展的“先行区”推动建设高铁、机场等一批交通运输重大工程项目,推动跨区域公路、高铁、城铁的有效衔接和畅通;推进区域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与京津冀地区协同构建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及时进行“新基建”的项目选择、融资投资、布局选址等一系列建设的协商决策【24】,全面提升山东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力,满足中国北方当前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

(四)强化政策引领和高效监管,形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新格局

国家层面应统筹推进京津冀鲁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限,不断加强环保投入和综合治理力度,在持续改善华北大气环境质量方面,不断健全完善大气污染防治的激励约束机制。“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据此,山东应加快与京津冀地区生态环保协作机制建设,完善流域内关省市政府协商合作新机制,加快推动流域治理合作,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山东应着力破解省内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等结构性矛盾,增加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效供给,推动产业发展向绿色集约方式转型。积极推动与京津冀地区建立生态环保联防联治决策、执行、监督和制衡机制,利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建立区域间信息资源互通共享,推广绿色节能减排理念,加快破解省内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等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五)加快区际产业互动协作,推动产业协同化、高端化

山东应积极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化、高端化进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优化产业发展生态,搭建与世界城市群发展相配套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数字服务平台、资本供给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易平台、股权交易平台等,并为之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山东要推动本土化产业企业加快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厚植区域产业配套大协作的载体优势和空间优势。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放权予以基层、社会和市场,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山东应重点在投资、税收、信贷、土地供给等方面实施大幅度、富有吸引力的鼓励性政策,实现产业联动、梯度转移,推动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合作和创新要素资源共享,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加快培育壮大数字化转型主体,研究制定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为重点产业、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配套资金支持。山东应深化产城融合发展,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产业分工、合作和互补,优化高端服务业空间布局,完善土地、户籍、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提高城市群承载能力,引领华北区域乃至全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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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21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