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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评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与林张之争

作者: 陈世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发布日期:201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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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产业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

张维迎: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人民论坛网,2016-09-07)

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吗?在搞清楚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概念。

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中观经济。中观经济即中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跨区域的企业集团经济。

微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微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指企业经济与个体经济。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的经济体制,所以计划经济也叫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又分为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通过中央集权来运行、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称“斯大林模式”。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但也存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导性计划来运行、同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还有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前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比如我国的5年经济计划。制定、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计划。经济计划是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观的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计划。任何经济主体在任何制度任何体制下开展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有经济计划,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只有指导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货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干预经济。

任何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可否认经济领域存在着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西方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是证明。这说明企业经济和经济不能划等号,企业经济计划和经济计划不能划等号,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经济计划是一种经济活动,或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经济活动需要计划,属于中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地方政府经济与国家经济也需要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需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也需要计划。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企业需要经济计划、国家和地方政府不需要经济计划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市场经济中宏观中观层面经济的存在,用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否认了市场经济中宏观中观层面经济主体的存在,用微观经济主体代替中观宏观经济主体。既然国家、各级政府和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需要经济计划,那么就不能把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属于宏观经济计划范畴的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是常识性的错误。

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国家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与产业结构升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国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项目审批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性质是对称型调控。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均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性质是均衡型调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既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上面是从经济的逻辑证明产业政策不是张维迎说的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下面是从经济的实践证明产业政策不是张维迎说的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所谓实践证明,就是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也是必要的。

国家基本建设典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产能过剩典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的就是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从一般性层面、产能过剩从特殊性层面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制定优先发展国家基本建设的产业政策。

国家基本建设之所以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是因为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复杂系统工程,只能由国家给政策、给资金、由国有大型企业来运作。由民营企业来运作不可能,不管张维迎、许小年手上掌握多少民营企业家都做不了。

作为复杂系统工程的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国家基本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离不开产业政策,或者本身就是产业政策。不但国家基本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离不开产业政策,而且国家基本建设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业体系之间的产业链关系也离不开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是复杂经济系统的内在环节,又是协调复杂经济系统各个环节的整合器。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制定首先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怎样发展国家基本建设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同上)在这里,张维迎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否认了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了人类具备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能力,否认了人类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经济计划包括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产业政策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注定会失败吗?实践证明,人类认知能力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的产业政策不但不会失败,而且是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就是经济现象后面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产业链之间的本质关系就是经济规律。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消费和生产之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根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张维迎否认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由此否认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张维迎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匹配,因此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两大“国家智囊”为啥针锋相对21年?》,搜狐新闻,2016-09-23)经济规律是经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经济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产业政策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相关的经济计划包括产业政策只能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只能由民营企业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财政投资的国有企业。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非合作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政府同公众和民间企业之间合作博弈的对策过程,是国进民进、国有和民营相向而行的过程。认为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由民营企业来投资建设管理违背产业链之间本质关系、产业链各个环节和相应主体之间本质关系的客观规律,认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由国有企业经营都是与民争利的论断没有事实根据,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匹配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所以国家制定的任何产业政策都是失败是无稽之谈,用执行某产业政策的消极后果(如产能过剩)证明该产业政策本身失败、用某个产业政策的失败断定产业政策必然失败是诡辩。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的对称型调控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是前瞻性的、常态化的。“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均衡型调控,而不是对称型调控。

张维迎认为“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是完全错误的假设,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不符合事实。人类历史上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可以带来技术的提升与产业的升级、新产业的产生,人们完全可以根据科学—技术—产业之间的这种规律性的联系,根据科学发展的新成果预计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新技术的发展方向看到原来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与某些新产业的诞生。人们完全可以从光电原理预见到电灯技术与电灯产业,从热能与动能的转化原理预见到蒸汽机技术与蒸汽机车和铁路产业,从信息科学预见到计算机技术与电脑产业、互联网技术与信息产业,从质能转化原理预见到核能技术与核能产业,从基因工程预见到遗传工程、生态农业、医药产业与健康产业……在经济发展史上因为新技术的产生预见新产业而抢占先机的例子比比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利用信息制高点根据新技术的产生预见新产业提供产业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家抢占先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帮助本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与企业家精神根本没有冲突。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在创新—创造—创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精神,就是根据科学—技术—产业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预测技术与产业发展方向、创造与捕捉创业机会的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自己创造技术,而是创造创业机会;而对创业机会的创造建立在预见基础上,政府产业政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没有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如果像张维迎讲的,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那么不但政府产业政策没有必要,而且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张维迎)也无从谈起。

张维迎:“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张维迎在这里偷换了两个概念:能否预测与预测的量化标准。在张维迎看来,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概念:能达到他的预测的量化标准的,才算能预测;而他的能预测的量化标准就是“20年、30年之后”,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算能预测。显然张维迎为了证明新兴产业无法预测、产业政策没有必要而人为抬高了能预测的量化标准。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新科技日新月异、新产业层出不穷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时代,科技成果转化周期已经缩短为以年为计算单位,以“20年、30年之后”作为能预测的量化标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显然不合时宜。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没有一个企业家有预测能力,我国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新兴产业的前沿。为了使我国科技成果在转化周期内迅速形成产业转变为生产力,政府出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与相关的配套措施是必要的。

张维迎:“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同上)在这里,张维迎把产业政策和产业特殊优惠政策混为一谈。无论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和项目审批规定来实现的产业政策都和特殊优惠政策不能划等号。国有企业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垄断经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排除民间人为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与维护国计民生,不是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特殊优惠。包括负面清单管理在内的项目审批政策对于避免黄赌毒、高污染、滥砍滥伐、猎杀野生动物、生产假冒伪劣有毒产品等产业在我国生存发展对于我国国家安全、人民身体健康、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让这些产业、行业自由和公平竞争;换句话说,任何国家都有不让这些产业、行业自由和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至于扶持创新—创造—创业的产业政策即使有某些对初创高科技中小型企业的税收、融资条件等方面的优惠,也就是“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如果政府不给这些企业、这些行业特殊的政策,这些企业很可能胎死腹中,使我们国家永远无法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没有事实根据。

张维迎:“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同上)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就像空气渗透在经济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就像拔着一个人的头发离开地球,根本不可能。2015年12月200个国家签订的应付全球气候温室效应的“巴黎协定”要不要落实为各国的产业政策?如果要,那么这200个国家是否都有产业政策?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两个候选人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贸易自由化问题、让产业外移还是留在本国问题、制造业就业机会问题,难道不都是产业政策?可以说,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产业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经济政策、任何经济政策都直接间接包含产业政策是经济常识,也是经济学常识。就我国来讲,不是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就是内需导向型产业政策;不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就是发展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不是发展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就是发展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一种产业政策的错误与失败,意味着与之相反的产业政策的正确与成功。教育、医疗作为公益品是产业政策,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如果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失败了,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育、医疗作为公益品的产业政策的成功。如果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不知张维迎是否希望两种教育、医疗产业政策都废除?如果两种产业政策都废除,那么教育、医疗行业算什么?实际上,张维迎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而是反对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的产业政策,支持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求的产业政策。对于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的失败,张维迎之所以绝口不提要废除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就是因为像他自己说的,“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同上)请问:如果不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给张维迎带来特权,就仅仅凭张维迎自己的水平能长期霸占北大讲台夸夸其谈吗?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及其带来的特权,是否先以身作则带头废除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他带来的长期霸占北大讲台的特权与经济学话语特权,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决定谁该拥有北大的讲台与经济学话语权?既然“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同上),张维迎就应该敢于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对他垄断北大讲台与经济学话语权的挑战。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是全称必然性判断。全称判断:所有产业政策都是失败。必然性判断:产业政策必然失败。这两句话的内在逻辑:因为必然失败,所以全部失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全称判断成立的充足理由是完全归纳;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是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全称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是在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基础上的完全归纳——由于产业政策和失败之间的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所以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就被证伪。遗憾的是,张维迎用以证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后面的理由,既不是完全归纳,也不是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在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篇文章中根本看不到产业政策为什么会失败的真正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所谓的“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从科学认识论、经济主体论和利益机制论的角度根本没有内在因果必然联系,他对“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的内在因果必然联系的分析是牵强附会的;而他的简单枚举——“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同上)恰恰否定了“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存在内在因果必然联系。“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即简单枚举不能作为全称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说明张维迎“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已经被证伪。除非张维迎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否则张维迎用论证“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方式已经自我证明了“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命题是伪命题。在没有事实与逻辑依据、无法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贸然打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有哗众取宠之嫌,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负责任的。

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把产业政策看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正确的。“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必要性之争》,环渤海财经2016-09-14),但他把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依据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则是错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同上)所谓创新,就是超越、扬弃“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质量比较优势、文化比较优势、品牌比较优势、附加值比较优势,实现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的赶超目标。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创新实现赶超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要的措施。如果产业政策所扶持的创新只能基于“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那么扶持创新的产业政策就没有太大意义。可以说仅局限于“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的“创新”和国民创新体系、扶持创新的产业政策之间是一个悖论。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通过产业政策要扶持的创新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模式创新、市场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只是考量的因素,不是依据。进入产业模式创新、市场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体系中的“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不是林毅夫视野中的新古典意义上的要素成本优势、价格竞争优势,而很可能升华为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品牌优势、市场优势。

市场经济的立体性,使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必要主体,制定产业政策以对经济结构进行对称型调控是政府这一宏观经济主体的重要功能。作为国家对称型调控主要内容的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只能在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确立自身定位,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及其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无法对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做出符合科学原理的、全面的、说服力的说明。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林毅夫“比较优势”论后面的理论基础西方古典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新古典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也行不通。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的“实践观念”和宏观调控的环节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有产业政策经济不一定能成功,没有产业政策经济肯定不能成功。要求产业政策自己能够成功,这本来就是方法论上的错误。产业政策自己不能够成功,或因为缺乏配套措施使产业政策不成功,就断言产业政策必然要失败,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有问题。要想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化解产能过剩,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化解产能过剩、解决经济危机绝不能靠张维迎极力鼓吹的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张维迎极力鼓吹的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张维迎否认产业政策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主张的必然表现。产业政策属于“顶层设计”范畴,而张维迎历来反对市场经济需要“顶层设计”,认为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顶层设计”不可能,市场经济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主体的博弈过程,就是根据供求定律价格信号和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自发调节实现均衡的过程。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利益群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经济结构的平衡,避免经济危机,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顶层设计”是国家的“实践观念”,“实践观念”背后是理论观念,理论观念背后是经济学范式。要不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怎样才算成功的理论参照系是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均衡经济学看来,产能过剩意味着经济过热,因此经济增长必须减速降温,7&是常态8%是非常态,投资必须放缓。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增速没有上限,有利于平衡国民经济结构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应减少而应增加。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把医疗教育学术机构等原来的社会非GDP部门改成GDP部门带来的GDP增长不是改革的红利而是社会的后退;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把医疗教育学术机构等原来的社会非GDP部门改成GDP部门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带来的GDP增长不但是改革的红利而且是社会的进步。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腐败、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腐败、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可以促进GDP总量增长,因而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失败的产业政策。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教育产业化政策是成功的产业政策。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因此从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来看,我国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产业政策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失误的证明。

不可否认,我国迄今有不少产业政策确实是失败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商品化政策,那种把社会所有非GDP部门全部改成GDP部门,用牺牲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来提高GDP指数,用降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与人民幸福感水准来提高GDP、人均GDP增长率的社会产业化政策,确实是失败的,而失败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主张的私有化、产业化、货币化、自由化改革方向。难道把整个中国各个领域都产业化的改革,本身不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当然,也有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我国改开以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改开以来大力发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智慧经济、农村新型城镇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与粮食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侵袭,以及目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经济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常态包容性发展轨道,都是成功的产业政策。

既然产业政策有成功有失败,我们就不能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证明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而应从本质论的意义上证明产业政策是否必然。某些产业政策因为错误而失败不等于产业政策本身的失败,某些产业政策的成功也不等于产业政策本身的成功。产业政策的必然性应该从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寻找。确立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必然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使产业政策成功的问题。离开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谈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是舍本求末;而张维迎之所以否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根本上是由于他否认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张维迎用某些产业政策的失败得出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的结论,是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只要抛开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偏见,确立了政府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我们与其争论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还不如讨论怎样使产业政策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有效化,通过听证、中试和反馈三阶段提高产业政策的成功概率,即使失败了也能够通过后续操作使之变成成功的环节——用对策论而不是博弈论作为产业政策的方法论依据。

张维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①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②,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用信息认识论否认信息控制论,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业政策,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方自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与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冒险是其本质特征,“风险也大机会也越大”是经营活动的基本信念;其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结果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博弈论是博弈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博弈论建立在信息认识论基础上,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平衡论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对策是依靠知识与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其本质特征是不打无把握之战,“多算胜,少算则不胜”,“知己知彼百战无不胜”,即使信息不对称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机制、方案设计取得和信息对称一样的效果;因此属于对策范畴的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对策论是对策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控制论。对策论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而作为对策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又是建立在对称平衡论、信息控制论的基础上。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对称平衡论从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层次确立了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产业政策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依据。而张维迎之所以否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博弈论为理论依据。

对策论的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平衡论的方法,所以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用这样的真理为指导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作为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的“实践观念”背后的理论观念是对称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的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就是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抑制投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的产业政策。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的产业政策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黄赌毒等地下经济合法化,典型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不同的产业政策引导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因此发展房地产不应该成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

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

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产业政策。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产业政策组成的系统工程。

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导向才有可能实现。

属于“顶层设计”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设施的主体是中央政府。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实施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有效组织国家基本建设与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的对称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调整经济结构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产业不断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2016年11月21日,http://www.chinareform.org.cn/people/C/chenshiqing/Article/201611/t20161121_2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