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渐次席卷全球，影响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重要影响。关于疫情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引发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对国际关系造成了根本性影响，将永久性地改变世界秩序，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并未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面，尤其是并未改变国际权力格局和世界秩序，疫情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本文认为，新冠疫情不仅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不是一场局部的危机它诱发了一场全球性、系统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下产生的，疫情不仅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在各个领域更加凸显出来，更是通过其诱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大大加剧和催化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没有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人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国际秩序的大变革意外地由于非传统威胁引发的疫情危机而加剧。我们可以从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三个层面来前瞻这场疫情将会对国际秩序造成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冠疫情凸显并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权力结构的变革

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国际格局中最为根本和基础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加速推进，主要体现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不仅表现为综合国力的对比、国际影响力的对比，也表现为人们对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的认知的对比。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尽管国际权力结构已经在发生巨大的变动，但给人们的感觉是这种变动仍然处于一个量变的阶段。新冠疫情的发生，大大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向质变的临界点推进。

第一，新冠疫情发生后，应对疫情成为一场综合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竞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国际领导力的竞赛。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不是像传统上那样通过战争或是经济、意识形态的较量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对重大传染病这一非传统威胁的应对而体现出来，又强化了政治、经济、科技、意识形态和外交的较量。原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美欧发达国家，在疫情应对中暴露了综合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对下降，而中国等国家则表现出综合国力的积累效应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更有甚者，作为原有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美欧国家在全球疫情应对中的国际领导力明显下降，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和意愿也双双下降。而中国不仅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国际合作、承担国际责任，还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抗疫物资、医疗救治防控经验及技术标准，向很多国家派出援外医疗队，体现出了不断增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初步的国际领导力。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应对，不仅凸显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对比的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更加显著地感受到这种变化。

第二，新冠疫情加剧了权力结构的变革，将会不可避免地对现存地缘政治格局和联盟体系带来冲击，国家间关系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化组合。尤其是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国家和小国，将有可能重新考虑其依赖或倾向的大国，而原有大国对失去权力和势力范围的焦虑将进一步上升。疫情发生后，一些中小国家向国际体系中原有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寻求帮助遭拒，面对大国自利倾向和自私行为的加剧，有关中小国家转而向中国寻求帮助，得到中国的积极回应。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民粹倾向在疫情应对上变本加厉，甚至对盟国欧洲国家也同样表现出自利倾向。尽管美欧联盟的基础尚存，但它们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分歧进一步扩大。欧盟在最初的应对中手足无措，甚至没有回应意大利等国的救助要求，不少成员国各自为政，进一步加剧了“再国家化”的倾向。如若大国的自利倾向和自私行为在疫情之后仍然得不到纠正，将严重削弱其联盟体系的基础。而新兴大国的成功经验和奉献精神将会吸引更多国家的认同、支持，甚至跟随。

第三，新冠疫情的应对显示，西方国家不甘于权力结构的变化，竭尽所能阻止新兴国家影响力的增长，新旧大国的全方位竞争关系将加剧。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应对疫情不力的国内矛盾转嫁于中国，利用国内选举将疫情政治化，并试图拉拢其他国家向中国施压；另一方面竭力阻止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污名化中国的对外援助行为，并借机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美关系原有的矛盾和竞争性在疫情的影响下也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王缉思教授指出，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

二、新冠疫情凸显并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结构的变革

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变革，国际秩序结构不适应权力结构的矛盾日益突出。旧的国际秩序惯性强大但挑战日增，新的国际秩序酝酿萌发但尚未形成，新旧国际秩序交织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又一重要特征。新冠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原有国际秩序在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问题上日益不适应的矛盾，也进一步呼唤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

第一，新冠疫情凸显了现存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的危机，催生国际制度的嬗变重构。现存国际制度总体上是二战后形成的，美欧尤其是美国是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然而，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前，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政治上奉行单边主义、经济上奉行保护主义、贸易上奉行霸凌主义，并退出了一系列国际机制、条约、协议、安排，已经造成了原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危机。

疫情发生后，美国更加自行其是，不但不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的抗疫合作，还通过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助相威胁，进一步造成国际制度体系的危机。同时，在全球疫情的应对中，现存国际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和缺位也进一步凸显，各国应对措施倒退到各自为政的状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明显上升。阎学通教授就指出，疫情放大了无政府国际体系，国家各自为政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新冠疫情不只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它给全球和世界各国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

事实已经证明，这些问题靠各自为政无法解决，单靠原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也无法得以有效解决，需要改革原有的国际制度或者构建新的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机制。国际制度的嬗变和重组必然要反映权力结构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原有主导国家在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必然发生变化，这当中将伴随着国际领导力的激烈竞争。

第二，新冠疫情凸显了全球化的危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将更加激烈。全球化所带来的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和交通方式的便捷客观上便利了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因此有不少人简单地将疫情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随着各国隔离措施的采取，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全球分布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暂时性中断凸显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弊端，近年来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已经呈高涨之势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进一步加剧。不少国家开始反思，试图重构工业体系和对外贸易体系，收缩产业链，这将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负面影响。疫情的发生也使得全球化不可逆的认知大打折扣，突如其来的疫情以非传统威胁的方式瞬间就使国家间的硬边界重新树立起来，哪怕像欧盟这样一体化程度最高、国家间边界“消失”的地区也出现了“再国家化”趋势。

新兴国家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在还未完全享受到应有的全球化红利时，可能将面临原有全球化主导者欧美国家的反全球化浪潮。新兴国家构建新型全球化和全球互联互通网络的构想将直接遭遇这一新的反全球化浪潮。

此外，如果新冠疫情得不到有效遏制长期蔓延，将有可能导致部分治理能力不足的国家陷入经济停滞、贫困、社会混乱甚至动乱，这将进一步严重削弱全球化的动力，使得新型全球化遭遇新的障碍和挑战。

第三，新冠疫情可能加剧各国内部秩序的嬗变，挑战传统政治结构。新冠疫情对世界各个国家形成的挑战是全方面的，对各国社会的冲击也是全方位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进行了社会总体动员以应对疫情，大部分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指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有的全方位危机和全方位社会动员。在这个过程中，疫情的应对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也构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对比。重大危机对原有的国家形态形成了冲击。国家边界的重新恢复，国家紧急状态的长期延续，准军事动员，以及种族主义的言论和煽动等都在挑战原有的政治结构和国内秩序。危机应对中形成的权威主义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国家中的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这些都将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三、新冠疫情凸显并将进一步加剧观念结构的变革

观念结构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滞后于权力结构和秩序结构的变化，并与后者相互交织，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东升西降的权力结构变化和新旧秩序的交织，反映在观念结构的变化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近年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已经在不断受到挑战。在西方社会内部，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制度盛极而衰。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则直接挑战了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中，不同社会制度在危机应对中的效率和优势差异更加直白地表现出来，不同社会制度背后的价值导向也更加直白地表现出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虽然疫情应对本身不是简单的制度之争，但是制度优越性的对比却在疫情应对中体现出来。

第一，在抗击新冠疫情和后疫情经济社会恢复的努力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受到挑战。前所未有的危机应对，使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关系经历重大的历史性调整，强化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新国家主义”在全球各地受到关注。对全球化的反思也进一步促进了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

第二，西方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优势不再，中国体现出对人民生命基本权利保障的优势。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将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价和以举国力量抢救生命、救治病患，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健康作为最重要的考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抗击疫情初期提出所谓的“群体免疫”，以及把经济发展放在人民生命健康之上来权衡政策。

第三，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冠疫情应对中体现出价值优势，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新冠疫情的发生再次证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倡导并身体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通过自身做出的巨大牺牲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宝贵时间，还向世界各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始终奉行多边主义并积极支持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制发挥作用，加大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与一些西方国家的自利行为和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占据了全球抗疫斗争的道德制高点，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同。不仅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接受这一理念，中法之间也提出要共同推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然，如同秩序结构一样，西方国家并不甘心其在观念结构中地位的下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感和惯性依然非常强大。在新冠疫情下，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在某些领域被放大和政治化，观念结构中的竞争和对抗有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在一些国家仍然具有强大的制度韧性，其社会具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当他们从严重的危机中修复过来的时候，同样会在观念结构中保持惯性，强化竞争。

四、结语

新冠疫情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疫情发生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疫情的发生及其应对过程，将世界在权力结构、秩序结构、观念结构中已经在积累酝酿的重大变革凸显出来，凸显了国家在综合国力、治理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国际领导力方面的对比与竞争，凸显了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的危机以及国际、国内秩序的嬗变，凸显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同时，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社会挑战，进一步加剧和催化了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的重大变革：大国间的全方位竞争关系加剧，地缘政治结构和国家间关系面临新的分化组合；国际制度改革和重构更加紧迫，国际社会面临新一波的反全球化浪潮，传统政治结构和国内秩序加速嬗变；意识形态和观念领域的竞争与对抗更趋激烈。（注释略）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发表时间：2020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