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微信朋友圈刷屏的信息，是一场旷世的学者之争，同为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对产业政策作用的不同理解，或者说，张维迎教授对林毅夫教授关于产业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进行了数轮的笔战之后，终于敲定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关注度非常高，因为它把中国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紧密的联系，才使这场学术辩论远远超越学术本身！
一、林毅夫和张维迎说了什么？
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里，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贸易保护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信贷等补贴，工业园、出口加工区，R&D中的科研补助，经营特许权，政府采购，强制规定等。但不是每个产业政策都包含这些所有措施，只要针对特定产业会影响该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叫产业政策。一个国家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是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这种提高的前提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技术创新，二是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这是因为，有效市场可以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从而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从而获得竞争力，最终实现利润；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资源积累，需要不断从现有技术和附加值朝着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支持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让企业家承担所有失败的风险，就有可能导致没有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而最终使产业失去结构升级的机会，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激励。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才能（这是内因），还需要有技术能力相匹配的员工、所需的资本规模、有效风险分担的金融制度安排等，以及交通、电力、港口等硬件设施和法规法律等软件制度环境（这是外因），这些环境依靠企业家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政府帮助才能奏效。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就不可能满足所有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因此，和企业家一样，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可能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社会回报中作出选择，由此就形成“产业政策”。林毅夫由此得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缺一不可的结论，认为在有效市场中，政府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问题在于，有为的政府究竟如何选择扶持的对象呢？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是，产业政策如果要成功，就要帮助企业进入到一个要素生产成本比较低的产业，也就是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且在此特别强调国际竞争的总成本里包括交易成本，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因为交易成本太高的产业，通过政府帮助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形成该产业从潜在竞争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竞争优势。林毅夫把产业分成五大类：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退出型产业、弯道超车型产业和国防安全产业。认为政府的产业政策要根据要素禀赋结构进行甄别，而要素禀赋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产业政策也要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不断调整。现有的产业政策失败，往往是犯两个错误：一是政府太冒进，选择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建国不久宣称的钢铁产业15年超英赶美）；二是政府被企业绑架而选择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导致产业没有自生能力而需要政府无限补贴。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帮助企业进入这些产业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在这里，政府不是主导，而是因势利导，也就是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些机会，并自发进入这些产业，需要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克服外部性和软件设施的完善和协调问题，以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竞争优势。
张维迎教授不认同林毅夫教授的看法，首先在于关于产业政策的概念，他认为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者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他认为政府在公共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强调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他认为，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在变化的市场中，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企业家通过发现不均衡和套利”、“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才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在新古典主义里是没有企业家的，他认为林毅夫是新古典主义者，因此林毅夫眼里是没有企业家的！张维迎教授之所以反对产业政策，按他的说法是因为现实中没有看到成功的产业政策，日本产业政策失败，中国改革后用产业政策替代计划经济也是不成功！探究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张教授认为“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的扭曲”，即他经常讲的所谓“无知与无耻”！他说，新产业总是来自于创新，而由于不确定性的原因，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因此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就是经济实验的自由，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他认为产业政策的拥护者是假设创新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这与知识分散性的客观现实不符合，因此他说产业政策的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中，这是一种豪赌！而且，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那些帮助制定产业政策的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缺乏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因此不可能制定出合适的产业政策。再者，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的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现实中有无数这样的寻租案例。在张维迎教授看来，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就注定会失败！因为人类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计划来实现计划经济，也同样不可能制定出好的产业政策，“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那么，在张维迎教授眼里，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那就是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对创新的决策不是基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而是基于对市场前景和技术前景的判断，基于竞争压力和垄断利润的诱惑，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是因为受到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的补贴才去吃螃蟹的，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因此，政府要做的，不是补贴，而是对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也反对林毅夫教授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要素禀赋之所以不重要，是因为现实中比较优势是动态的，动态的比较优势是企业家创造的，企业家才是最重要和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凡是政府看得清楚的，企业家看得更清楚，凡是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会更加迷糊，因此，为了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持，现有的产业政策大多是对企业家精神的扭曲。
二、“维迎战毅夫”都争论了什么？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顶级经济学家的这场辩论，引起了这么多学者、媒体的关注，足见其层级之高和影响之大，本来像我这种小字辈是没有资格来发表见解的。不过，就在两位教授辩论的时候，美国总统大选也出了结果，连“科级”干部都没有做过的川普居然当选了总统，那我这个经济学子对这场辩论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也不算过分，纯当一份学习心得！
我要在这表达自己对两位经济学家的无限敬意，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中，受到过他们学问的熏陶，林毅夫教授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著作，里面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和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在给学生上课时会屡屡提及，自己的研究也长时间锁定在中国农村发展这一领域；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则是我最早了解现代企业理论的启蒙著作，后来自己的博士论文选择研究小企业集群，至今仍十分喜欢《现代企业理论》课程，多少跟这本书有关。因此从内心来说，对两位教授是崇拜有加的，因此，这段时间自然就十分关注有关他们辩论的消息。然而，当我看过我能收集到的有关辩论的文字材料以及听过他们两位辩论的视频之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第一，辩论双方关于“产业政策”的内涵理解不一致。这场辩论会取名为“产业政策思辨会”，显然是对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林毅夫教授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为解决外部性和协调问题，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必要的；而张维迎教授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的有限和激励的扭曲不可能出现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取消产业政策。两人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对产业政策概念的内涵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企业“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制度环境，以降低交易成本让企业能够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当中”；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私人产品进行选择性支持”，认为林毅夫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显然二位的产业政策概念内涵是相去甚远的。那么问题来了，作为辩论主题的核心概念双方的理解不一致，辩论是否应该首先从概念内涵开始，直到达成概念的一致性，后面的辩论才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否则各说各话，辩论就失去了意义。在辩论中，双方确实表达了自己对产业政策内涵的理解，可惜并没有达成一致。
第二，辩论双方的观点不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体系内。我个人认为，如前面介绍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框架还是比较周全的：“为了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第一个吃螃蟹风险大需要政府支持以降低风险——不同行业中冒险吃螃蟹者很多而政府资源有限——由此基于政府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有产业政策”。张维迎教授对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我觉得张教授的批评似乎并不在林毅夫教授的逻辑框架内。
1.产业政策就是政府替企业决策吗？张维迎教授认为，产业决策是集中化决策，企业决策是分散化决策，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因此由产业政策替代企业决策是一场豪赌。在这里，由于张维迎教授把产业政策当做计划经济（换了马甲），因此他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不是计划经济，他没有否定企业家，也没有说政府替企业家决策，而是说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有些问题不是自身能解决的，需要政府帮助（外因），由于政府资源同样是有限的，因此可能要考虑优先帮助什么产业，他的观点是，优先帮助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现实中产业之间的进入门槛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单靠企业家的力量无法解决，必须由政府来承担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但张维迎教授认为这是“公共品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这就使得他对林毅夫的批驳不是建立在林毅夫学说界定的产业内涵之下来进行，既然张教授的产业政策不是林教授的产业政策，非要讲林教授在这个概念下得出的结论不正确，难怪林毅夫教授觉得自己被冤枉了！
2.第一个吃螃蟹者不是为补贴而来就可以取消补贴吗？针对林毅夫教授关于创新风险需要政府分担的观点，张维迎教授说企业家为创新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一定是受到美味诱惑的冒险冲动，而不是为了政府的补贴”，如果有了补贴，可能会迎来许多假装吃螃蟹者。或许，张教授的担心是正确的，的确在现实中有很多假装吃螃蟹者，让政府的创新补贴打了水漂。但由此认为政府应该取消对企业创新风险的分担，逻辑上并不严谨。诚然，企业家创新是因为“垄断利润”去冒险没有错，但不等于说政府帮助降低企业家的创新风险就有错，如果创新成本太高，一定会降低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林毅夫的观点并不是说用政府补贴来吸引企业家创新，而是强调通过降低创新风险使企业家有创新的积极性。打个比方说，贫困大学生念大学需要政府学费支持，这样才有更多的穷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有多少贫困大学生是为了政府支持的学费而去念大学的呢？难道应该把这种对贫困大学生的支持取消吗？所以，这是对林毅夫观点的误解。消除张教授说的那些假装吃螃蟹而去要补贴者，应该有一个好的甄别机制，就像如何甄别真正的贫困生一样，而将补贴统统取消，就会伤及真正吃螃蟹者的热情。事实上，第一个吃螃蟹者既有可能享受到美味，也有可能误食毒蟹，而且，在创新领域里，毒蟹常有而美味不常有，风险极高！
3.有为的政府不存在，有识的企业家就一定存在吗？林毅夫教授指出，经济发展要依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是，在张维迎教授看来，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一方面导致无论官员还是专家都无法预见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另一方面会导致各种寻租，因此，任何产业政策都必然失败。产业发展与创新，靠的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看，并不是要政府去预见新产业，跟张教授的观点一样，所有新产业都是企业率先进入的，这一点林毅夫教授在辩论中多次强调，政府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帮助企业进入新产业降低风险门槛。至于机理机制扭曲带来的寻租，的确如张教授所说，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但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如何寻求规避寻租之道，而不是否定政府能够成为有为。这是因为，如果认为塑造有为政府是困难的，那么塑造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也是困难的。同样是受认知能力的局限，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远不如企业多，也不知道究竟产品的创新程度几何，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为什么企业家就一定有承担风险的信念和愿景，现实中企业对消费者的坑蒙拐骗与政府官员的寻租一样常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在认知能力有限和激励机制扭曲的相同假设下，得出政府是无为或乱为，而企业家则充满信念与愿景的结论！如果说“有为政府”只能是一种理想，那么，依靠“企业家精神”的市场更可能是一种理想，市场机制一定会造就企业家精神的逻辑是什么呢？我觉得，塑造企业家精神与塑造有为政府其实一样困难。在我们现在的市场里，企业家精神往往还是典范，说明企业家精神是稀缺的，即便在那些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当中。把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甚至把市场与企业家精神等同，是难以理解的。
4.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产业政策吗？张维迎教授认为，他用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证明了产业政策必然失败，而林毅夫却没有证明为什么产业政策不会失败。他认为，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持，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从理论上说，研究问题总是有条件的，即“如果怎样.....将会怎样......”。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说“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就是这里的如果，有这两个条件，产业政策就能成功，所以林毅夫用自己的逻辑构架证明了产业政策是会成功的。当然产业政策会成功和产业政策一定会成功不是一回事，因为任何政策的成功都离不开条件。张维迎教授说，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可是即便凤毛麟角，也是一种存在啊！那么，我们看到的中国不成功的产业政策，是不是因为没有具备林毅夫教授所说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条件呢？二是从现实来说，成功的产业政策真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吗？这首先得看如何判断成功与否，标准是什么。比如，大家都说我国汽车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是说没有自主品牌吗？没有核心技术吗？如果从这个来判断失败，那就是失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现在路面上跑的车子，几乎都是一个中国企业外加一个外国企业，中国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率不断提升，才让我们一般家庭买得起小汽车，并且，由于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许多地方汽车零部件制造的中小企业集群，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大量的就业难题，就是从技术上说，也为今后发展自己的汽车奠定了基础，这些可以被无视吗？所以，如果要评判一项产业政策的成功还是失败，首先得把标准定好，可惜的是，辩论双方都没有把这个标准定好，结果就只能各说各话了。
第三，辩论双方讲的不是事物的同一面。我认为，两位教授的观点都是非常正确的：张维迎教授说，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吃偏饭，导致政府官员与企业合谋寻租，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道出了中国的现实，实在值得我们警惕；林毅夫教授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假设条件，说明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价值，构建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可是，两个正确的东西放在一起，却不能达成一致，反而成为相互冲突的两面，这主要是因为，两位学者使用的概念和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一个注重理论（林毅夫），一个只看现实（张维迎）。林毅夫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有为政府”是怎么塑造出来的，他说政府官员也有企业家精神，但却没有告诉我们这种精神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可以塑造的还是仅仅靠运气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说明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存在性；同样，张维迎教授说，企业家靠自己的信念、愿景而非算计来实施创新，也没有告诉我们市场造就“企业家精神”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仅仅用产业政策失败来说明应该依靠企业家，那是不是也可以用没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来说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还是那句话：塑造有为的政府和塑造企业家精神一样艰难，这二者都得靠好的制度安排！
听完两位教授的辩论，我有一个奇想：如果能够将二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循着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去制定产业政策，在现实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无为的政府把市场搞得无效”了，具体表现就是张维迎教授说的，由于政府认知的有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使产业政策变成官员与企业的寻租场，最终导致产业政策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带来种种弊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那就是要重塑政府，变无为政府为有为政府，以保护市场经济里的“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在这里，需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需要政府创造张维迎教授说的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需要政府利用林毅夫教授说的产业政策去降低企业家的创新风险。产业政策制定非常复杂，既要避免张维迎教授说的政府的无知，也要避免企业家利用消费者的无知，真正起到让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实现创新的梦想！
三、“维迎战毅夫”对农村发展意味着什么？
张维迎教授说的“企业家精神”和林毅夫教授说的“有为政府”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以政府与企业形成二维矩阵，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一是有为的政府遇上有识的企业家；二是有为的政府遇上无良的企业家；三是企业家精神被无为的政府干扰；四是无为的政府与无良的企业家合谋。在这场辩论中，林毅夫教授着重证明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张维迎教授则直视后三种情况的残酷现实！只可惜，辩论的不是从残酷现实向理想可能转换的路径，而是用残酷现实否定理想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第一组合（有为政府和企业家精神）又是那么的重要，或者说，林毅夫教授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是缺一不可的。
农业发展为什么需要有效的市场？这跟其它产业需要市场的理由基本相似，只有赋予农业经营者市场主体地位，让他们获得剩余索取权，农民才有积极性向土地投入要素，以获得较高的土地产出率，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农产品消费需求。这一点已经通过改革前后农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变化和农村经营的多元化发展得到很好的证明，市场化取向的农村改革，是促成我国温饱问题解决的重要制度变迁。
农业发展有为什么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这就有很多的理由了，这里简单概括几点：一是仅仅依靠市场很难将资源配置到农业产业当中。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游离出来到城市务工，最为简单的理由就是城市工资水平比在家务农收入要高，所以，优质的劳动力就纷纷选择离开农村，农业就逐步变成“老年农业”，甚至干脆“土地撂荒”。对农业取消税收，就是国家重要的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基于农业补贴也是世界通行的做法，这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直接影响到13亿人吃饭问题。所以说，张维迎教授说不让任何产业、企业吃偏食应该不包括农业，果真如此，中国农业就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二是农民创业者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获得成功，但农村创业又必须依赖农民创业者。在中国，农民无论是整体素质还是冒险偏好都不能与城市人相比，从整体素质来看，现在中国高等教育能够惠及到农村田间地头的还是十分少数的，来自农民家庭的孩子但凡能够经过高考的筛选，基本上都会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即便是那些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也十分有限。没有政府的农民职业教育支持，农民成为现代农民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创业尤其是农业创业，必须依靠农民的力量，如果依靠工商资本下乡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理论上说具有可能性，但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激励机制的扭曲，加上农民与工商资本话语权的不对等，会导致大量资本剥夺劳动的情况发生，当前失地农民的弱势状态就是一个例证。不仅如此，工商资本下乡还有可能突破耕地红线，导致土地滥用危机粮食安全；三是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必须由政府做出产业政策安排。农产品不是普通产品，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社会发展稳定和民众生命健康。因此，农业不但需要在任何条件下确保稳定，而且需要朝着绿色环保方向发展。尽管张维迎教授说，企业家可以依靠信念和愿景去冒险，去创新，但在农业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为了产量的提高，大量实施化肥、农药、除草剂而不顾农业生态破坏的事情，如果没有政府的正确引导，要么这种破坏会继续下去，要么资本会从农业中退出。跟其它产业不同的是，其它产业中资本的退出不会影响到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资源的流动性远远大于农业。生态农业既是产业，又是公共品，离不开政府的特殊扶持，期待农业市场中出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四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农村发展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贫困农村永远贫困。在广西工作时，每到夏季水果成熟，我们就会被要求购买爱心芒果，爱心龙眼，爱心荔枝，这些上等水果在广西却常常成为农民的心病，因为没有市场。没有市场不是因为水果质量不好没有竞争力，而是因为没有好的物流条件以扩大市场半径，而这些条件无论农民具有何种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满足的，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这些年由于高铁修通（当然不是单单为了农民卖水果），互联网技术进步，政府支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物流市场的建设，大大扩大了广西农产品的市场半径，农民的收入，农业新品种的使用、互联网技术的运用才得以提升，极大促进了广西农业发展。
所以，从农业发展来看，产业政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单单依靠市场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市场在农业领域存在失灵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有效使用、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存在巨大的外部性，农村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企业家！因此，简单地说，农村发展需要有效的市场，需要企业家精神，也需要有为的政府！
来源：三农庄园微信公众号，2016年11月16日，http://www.zgxcfx.com/zhubiantuijian/928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