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够身处英国疫区跟祖国人民做交流，谢谢老师的邀请。

我今天跟各位老师请教的实际上是我最近构思的一篇文章，题目初步拟为“为政以言”。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恰恰能够接续王绍光与陈文玲老师讲的问题。

从我个人专业角度出发，我觉得这场新冠危机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打破过去30年前以来，对欧美发展模式与政治模式那种“历史终结”式叙事的迷思，并很好地呈现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选举式民主政治”对英国社会“公共性”的严重侵蚀。

首先，这场疫情至少在英国来说并不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而是被作为一场公共关系危机来处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

在这场危机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中国政府官员不同的是，英国的政党领导人以及政府行政官员，承担的责任似乎极为有限。尤其对执政的保守党而言，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政策决定，似乎更专注于如何减少这场危机对于他们本政党的影响，同时借这场危机进一步推动一系列对自身政党政治有利的政策决定。

在此基础上，我在文章中又希望处理第二个问题，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治与经济秩序对英国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有什么影响？又对英美政党本身的行动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希望回答这场疫情是否能够暴露英美政党向选举机器的转变？这种转变又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英美社会与国家政府的“公共性”？

当疫情在英国爆发之初，一项由《柳叶刀》进行的“全球医疗可及性和质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HAQ）统计调查在中国媒体上突然爆红。根据这份统计，截止2016年，中国的综合HAQ指数为78，全球排名第48位。相比之下，这次疫情中出现大量患者死亡的欧美国家则均在这张排名表上遥遥领先于中国。

除了远远超过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之外，欧美、特别是英国在新冠检测能力上也体现出了极大不足。这里还有一份数据，显示各国在一个时期内新冠确诊病例翻倍所用的天数。在这张表上排名垫底的是中国，用66天，这个数字才翻倍。而排名靠前的，除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之外，欧美那些被认为是公共医疗条件与国家能力都很强的国家，也都远远排在中国前面，其中英国用了16天，法国24天，西班牙25天，意大利28天，美国29天。

此外，在收治、检测、乃至预防等各方面能力都未能跟上、每日确诊与死亡人数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英国甚至还迫不及待准备解封，并积极鼓励人们复学复工。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他们明明说自己是发达国家，但是他们在面对这场疫情时做得比我们发展中国家要差得多呢？

这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层面上体现出近30年来欧美国家“公共卫生”观念与工作重心的转变。过去30年，公共卫生的概念在英国出现了重大转变，这与这几十年来英国推进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私有化政策密不可分。英国的公共卫生起源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中期的英国国力如日中天，其作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影响力也在快速形成。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公共卫生诉求，能够在政府主导下，集合多行业、多部门，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多渠道的、自上而下式的干涉。除了立法管理、投资公共设施建设之外，政府还发挥了教育公众的作用。这些都成为维多利亚时期政府处理“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基础。

今天，中国在处理新冠大流行时所作出的工作，更多地体现出强大国力支持下，充满着集体主义色彩的“公共卫生”模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时代的私有化进程不但大大弱化了英国公共服务的“公共性”，更进一步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有限责任形象，融入进“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自我叙述中。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时期，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重要标志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更是加速被私有化，越来越多的资金与服务开始流向私人资本。随着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爆发，英国政府开始走向财政紧缩时期，NHS的资金也遭连年缩减。

除了公共服务私有化程度加深之外，近30年来英国公共卫生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改变。从原先社会福利、生活环境、普及疫苗接种等社会共享的公共条件上，逐渐转到对个人生活习惯的重视与强调。集体责任在公共卫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公共卫生变成从强调卫生、公共环境、公共卫生教育转换到强调个人要改变生活方式。反应今天公共卫生的重要指标是人口平均寿命及人口平均生活质量，公共卫生的大量资源也越发从突发、偶发传染病，转而投向对长寿人口中慢性疾病的研究。

与这种转变相关的另一方面，是英国政府向“守夜人”的转变。我更关心的是，这一过程中，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是如何通过媒体将这一转变合理化，并在此次新冠危机中用以说服公众接受现实，进而实现危机中执政党自我免责的话术。

首先，可以看一份来自statista的调查数据。这张表调查了中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将近3000人，在4月13日至19日间对新冠信息的关注程度，以及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每个国家大概有700多人参与了这项问卷调查。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其他三个国家，中国民众普遍对了解新冠信息更有兴趣。这一点体现在约有35%的受调查中国人会乐意与朋友讨论新冠相关的话题，更希望获得与之相关的各类信息。同时，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中国民众更乐意从手机app上获取相关信息，将近24%，相比之下，英、美、德受调查的人口中，仅有8%从APP上获取信息。对于这些国家的受调查民众而言，电视则是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

当然这个结果也受调查人口的年龄差异影响，在中国大量的受调查人口实际上集中在30岁左右，而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受调查人口主要集中在50岁左右。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欧美国家媒体与政府在宣传话术上的有效性。从新冠流行爆发之初，英国政府与媒体就强调，这场疫情仅仅对60岁以上、以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造成较大影响，年轻人则无需担心。

作为精于选举动员的英国执政党，在处理此次新冠疫情时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受众接纳信息渠道的清晰认识与熟练掌握。疫情期间，政府大量为民众所见的工作，集中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首相也多次通过电视讲话；此外通过发送信件的模式，向公众不断重复“英国政府积极抗疫”“感谢民众配合”等信息。

疫情爆发之初，英国政府积极进行媒体响应。新上任的鲍里斯保守党政府早在3月16日便宣布召开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便提出了“居家、保卫NHS、拯救生命”的口号。然而，他们的公共卫生防疫机制似乎启动速度要慢得多，不但至今为止未能做到机场、火车站等场所的人员测温，连给一线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也远未到位，从而造成英国一线医护人员大量牺牲。这一残酷现状与“保卫NHS”的口号背道相驰。

从3月19日至今，英国政府在面对这场疫情的时候，都在不停围绕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等话语口径来进行各种辩护和自我解脱，核心就是英国如此之高的死亡人数是不可以跟其他国家相比较的，但具体为什么不可以比，却没有细说。与此同时，他们说我们政府已竭尽全力去做我们该做的工作。3月16日，英国通过电视媒体向全世界宣布，由于英国技术能力、公共卫生体系、知识储备常非常强，我们政府也非常积极，所以我们将会领导这场抗疫——就在3月16日抗疫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政府已经在电视上向全英人民宣布英国将会领导这场抗疫。

同时，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保守党政府高级官员也在不断重复这一基本口径。但是，当涉及医院个人防护装置的分配、公共场所使用口罩的有效性、新冠检测不同方式的差别、英国新冠检测能力、确诊患者收治能力、以何标准指导社会复产复工等诸多与抗疫相关的具体问题时，则多以“我们用科学指导抗疫”这一模糊说辞简单带过。这种在公共媒体上对新冠危机的公关式话语塑造，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英国普通民众对疫情的认识与态度。

实质上，这次新冠危机反映出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即执政党所关心的问题更像是如何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当中保存自己的形象，并保证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胜利。

将公共卫生危机作为公关危机处理的态度，也直接导致欧美电视媒体上大量出现右翼言论，试图将公众注意力转向寻找指责对象，而非专心探求科学抗疫的方案，或是向现任政府追责。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T7x1tDIhRImnY0Y-Mud4Fw 发表时间：202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