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的背后，人工智能技术在应急管理、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公共治理领域广泛应用，并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科技防疫的作用，特别是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赋能当前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真正做到“化危为机”。

人工智能赋能公共治理创新，辅助政府精准施策

相比17年前的“非典”，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更为特殊，导致排查难度更高。其特殊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潜伏期更长，通常约1-14天；二是隐蔽性更强，目前已出现多例患者检测初为阴性，后为阳性的情况，甚至还有无症状感染者；三是本次疫情暴发在春节期间，返乡返工人员流量较大，致使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性更广更强。病毒的特殊性为防治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对人流追踪、隔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疑似和确诊病例疫情排查带来的大量工作，增加了基层工作的艰巨性；对病毒科学认识的缺乏和情况的突发性加剧了政府决策的难度，从而更加需要利用新兴技术来予以应对。

在疫情排查和防控方面，初期入户排查和人员管控中“一支笔、一张纸”的工作方式，让基层工作人员不堪重负。国内大型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迅速响应政府号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供相关服务，提高疫情防控反应速度，提升疫情防范预警能力。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通过数据共享，在用户授权的条件下，可以查询用户近期停留的城市，从而在必要时为用户出行提供证明。铁路、民航系统通过线上服务，为旅客提供同乘接触者查询。杭州、郑州、成都、广州等地利用大数据辅助疑似患者的轨迹溯源和高危人员的提前预警。旷视科技为机场、火车站、公共场所等人流密集区域，紧急开发AI测温系统，辅助工作人员快速筛查体温异常患者。如果没有新兴技术的帮助，这些创新性的工作在过去是难以完成的。

在信息传递和公开方面，人工智能检测终端、微信小程序和政务APP的普及大大提升了基层疫情报送的效率，同时为疫情信息的及时、透明公开提供了有效渠道。杭州市的社工可以把本社区当天最新的疫情信息直接发送到街道疫情防控工作钉钉群，每个社区每天疫情报送只需填写一张表格，随后这张表格将由街道同步发送给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数据资源局。基层疫情报送“一表通”实现多表合一，避免重复上报，减少人工汇总消耗的时间，让基层人员有更多精力投入一线防控。同时，人工智能助力政府权威信息发布的实时性和传播范围，人民网上线的“全国地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时动态”利于民众查看自己所在城市的病例情况，及时了解官方发布信息，协助做好自身防护。浙江省面向公众的“新型肺炎防控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只用24小时就在支付宝和“浙里办”APP上线，公众可以在平台上查询自己是否曾与新冠肺炎病患同行、在线问诊一线医生。互联网成为民众获得防护知识、疫情案例、及时分辨谣言的主要渠道，从而为间接遏制疫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物资保障和供应方面，全社会的网络协同有助于提升防疫物资供需匹配效率。在湖北等省市医疗物资告急的情况下，众多企业和社会主体利用自身优势，群策群力自发为前线提供急需物资，在原材料生产、采购、物流配送各个环节，数字技术大大提升了供应链的协同效率。支付宝上线防疫物资信息服务平台，借助区块链实现全程可追溯。比亚迪、波司登等企业迅速调整产线组织医疗物资的生产，医疗物资产能明显提升。京东研发了“京东AI应急管理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京东零售、物流、金融等服务能力，提供全国供应商和应急物流的服务支持，协助政府、医疗机构和供应商的精准对接。淘宝和天猫呼吁平台上的医疗物资商家不涨价，加大对平台商家的补贴力度。猎豹、智行者、百度等智能机器人企业在武汉、北京、广州等抗疫一线医院投放AI智能机器人，执行物品寄送、清扫消毒、送餐等简单流程化的工作，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接触。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全国人民生产生活按下“暂停键”，但也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应用提供了全新场景和试验机会。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伴随互联网应用的普及，成为电子商务快速成长的元年。而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时，依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数字政府和各类线上服务得到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公共服务正在形成一整套以“促进数据流转”为核心特征的创新模式和“政府、企业、公众”三方共创的工作机制，核心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数据创造、共享和开放，促进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同时，跨部门、地区、行业的数据流动能够为政府管理提供有力的工作支撑和决策辅助，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有效性，并有望在未来重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针对相关案例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公共服务中的协同治理理论，为促进疫情期间乃至疫后的数字政府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启示。

人工智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调研时强调，“收放自如，进退裕如”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表现，具体来说就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寻找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的平衡点，创新城市治理的新路子。在全球疫情发展前景不明朗、世界经济悲观情绪蔓延、国内“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常态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防控疫情和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是当前面临的两大任务。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在与各行各业结合的过程中，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显著提升，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新的场景，培育了新兴业态和行业增长点。与此同时，疫情防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当前乃至后疫情时代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特定应用场景方面，在线诊断、在线教育、网络直播等行业急剧扩张，相关技术加速迭代。医疗方面，各地方政府和众多互联网头部企业纷纷上线互联网免费义诊服务，全国医生通过“在线义诊”服务向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居民提供在线问诊服务。以阿里健康“在线义诊”为例，每小时平均近3000人发起在线咨询。教育方面，疫情导致中小学延迟开学，教育信息化公司通过提供免费开放线上课程、搭建在线课堂场景，为学生居家学习提供帮助。在部分地区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相关企业为学校和老师提供远程教学工具和课后作业辅导服务，助力学校实现停课不停教。消费娱乐方面，线上产业近年来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状态，“宅经济”已具备一定基础，疫情期间“宅消费”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对疫情冲击起到了部分缓冲作用，游戏、线上视频、直播、电商、线上教育等版块均有亮眼表现。

在日常生活服务方面，传统的商超、餐饮服务体系向线上生鲜配送、外卖、无接触快递等加速转型。鉴于新冠肺炎的高传染性和春节期间的高人员流动性，全国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封城、封村乃至隔离政策，几乎将春节期间的人们“禁足在家”。居家隔离导致公众面临着基本生活物资采购难、社交生活严重不足等问题。疫情之下外卖、生鲜电商模式逆势上扬，通过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协调运输仓储，辅以成熟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和行业整体效率，或有望借助疫情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疫情初期，全国绝大部分单位及企业无法按时复工，部分业务仅线上版块保持运营，导致国内线上办公需求爆发式增长。疫情的严峻性，促使许多传统企业更加重视和积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开展采购和销售，更加广泛地使用信息化工具来提升自身运营效率。疫情促进了产业电商平台业务、云服务市场的发展，国内云办公业务从推广阶段快速进入实用阶段，规模急速扩张的同时也对其运载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企业各项业务环节均在线上完成，意味着云办公厂商需要提供所有应用场景的在线化工作协同方案以及业务集成方案。整体来看，行业增速势必出现大幅增长，而企业在享受规模扩张福利的同时，其服务能力、业务集成能力和数据安全性将成为未来行业竞争的关键点。

在企业复工复产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助力企业精准复工复产。在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的指导下，杭州健康码实践推广至全国，与之配套的还有钉钉开发的针对企业员工的健康打卡功能。阿里巴巴在全国推广的“健康码”+“企业复工复产”系统，通过将自身的复工系统接入政府建设的“复产复工平台”，如“杭州企业复工申报平台”“上海企业复工健康云平台”等，企业能够以授权的方式调取员工“健康码”信息，然后通过政府在线平台提交复工申请。同时，政府可以掌握区域内返工、复工人员的健康状况与返岗需求，并以企业员工整体健康状况为重要依据，决定批复结果。

与此同时，生产企业通过与政府端复工复产平台对接，可以实时获取疫情信息，优化员工健康、返岗、排班等方面的管理；企业通过政府平台与疫情物资、原材料资源有效对接，还可有效降低供应链风险。通过数据聚合与分析，平台可以帮助地方政府掌握各区域、各领域企业复产复工、员工健康状况，以及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从而站在全局的角度，系统化推进疫情防控与生产组织。在政策落实上，杭州上线“亲清在线”，政策在线兑付，企业不用提交任何材料，3月2日率先上线年税收50万元以上商贸企业税收和企业员工租房补贴两项功能，相关配套服务和功能开发也迅速紧跟。

用AI战“疫”为我们带来的三点启示

首先，在疫情防控要求下，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为公共治理和企业发展提供了精细化解决方案。与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相比，在本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工智能有效助力了社区疫情排查、流行病调查、流动人口管理等，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人工智能也为特定行业发展和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精准的“工具包”，出现了互联网企业智能平台协调抗疫物资调配，人员流动凭借健康码一码通行，电力大数据指导复工复产科学决策等应用场景。得益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应用，各级政府对于数字产业的大力扶持，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应对这次疫情大考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撑和人才积累。

其次，在人工智能助力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治理模式。实践证明，针对复杂突发情况，单靠政府很难有效应对，需要协调各方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在一些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的地区，我们看到治理水平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应急管理中的创新需要日常创新土壤和互联网思维的培育，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的支撑条件，同时还需要培养基层干部的互联网思维，提升其运用科技、运用数据的能力，这对基层政府部门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疫情期间的特殊场景和特殊需求，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下的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疫情期间“不见面、不接触”的非常态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提供了契机和试验场，线上服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打破了很多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现实束缚，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从企业看来，疫情将进一步推动智能制造、无人工厂的发展趋势，企业抓住机遇利用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化危为机”的可行方案。

参考文献：

①关婷、薛澜、赵静：《技术赋能的治理创新：基于中国环境领域的实践案例》，《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

②梁正、吴培熠：《数据治理政策的国际比较：历史、特征与启示》，《科技导报》，2020年第5期。

来源：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609/582967.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