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的演进一直拖着“长长的历史阴影”。2020年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 Matter）大规模示威迅速从美国蔓延到欧洲，让这种历史的阴影更为明显地暴露出来，也让人们对当代国际关系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在2019年讨论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更多地从学理的角度出发。今年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难以对当下“瘟疫与人”故事的重演和“黑白”种族矛盾的大爆发置若罔闻。新冠病毒大流行几乎是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流感的重演，但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杀伤力也更强。从14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到20世纪初的西班牙流感，再到今天的新冠大流行，尽管科学技术在这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类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疫情面前处于“防不胜防”的境地，不仅要为沉湎于“巨寄生”的游戏耗心费力，更要为应对“微寄生”威胁的“粗心”而付出代价，任由病毒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1]在这次席卷欧美的抗议活动中，不仅“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美国内战南部将领的雕像成为人们泄愤的目标，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雕像也“惨遭毒手”，种族恩怨之深令人瞠目，历史真没有走远。

一、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历史叠加”

所谓的“当代国际关系”，通常指的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关系。但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当代国际关系”已经越来越被理解为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冷战终结之时，弗朗西斯·福山预言了“历史的终结”，美国也在“单极时刻”的欢呼声中跃上了“现代罗马”的巅峰。但好景不长，“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化”让骄横的美国迷失了战略方向，陷入中东战事二十年不能自拔；2008年金融危机，又迫使美国发起二十国峰会，让一批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参与到世界经济治理中来，标志着美国和西方七国集团主导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的时代结束。然而世界局势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形势依然晦暗不明，学界见仁见智。

在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评论家罗伯特·卡根眼里，1945年之后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冒进”，非常容易滑回到历史深渊里。早在2008年，他就发表过《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认为随着大国民族主义的回归，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竞争的重现，伊斯兰教激进派与西方文化和强权这一古老斗争的又一次爆发，“世界再次回归正常”。[2]2018年，卡根又发表了《丛林重生：美国和我们岌岌可危的世界》，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从来就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是人类普遍愿望的必然实现，而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偏差。因为直到1945年，人类的历史仍旧是一个充满战争、暴政和贫穷的漫长故事。1945年之后，“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不乏恐怖、种族灭绝、压迫和野蛮行径。然而，以历史标准，包括最近的标准来看，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天堂”。根据他的推断，世界秩序将重回1930年代，重回历史，重回丛林世界。[3]

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可能过于“悲观”，但人们经常忽略的一件事，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演进确实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实际上与近代以来的历史处于“叠加”状态。这种叠加状态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国际行为体”组织形态呈现“叠加”状态。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虽然世界已经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了，但部落和族群等“前现代”国际行为体依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东和非洲乃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部落组织并没有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而消失，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国家设有部落地区，实行高度自治。有些国家的政党组织，实际上是部落组织或部落联盟的变种。霍布斯鲍姆对这些国家的现状有过深刻的描述。[4]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中东和非洲，许多国家不同部落的历史已经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才刚刚几十年，人们对部落的认同依然高于对国家的认同，或者说国家的认同还没有取代或超越对部落的认同。

其次，曾经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宗教势力“卷土重来”，重新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演进中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后，宗教在现代主权国家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影响力。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拓展”到全球的过程中，宗教在新兴国家的构建中也被剥夺了主导权。即使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地区和部落，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也通过不同渠道，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奥斯曼帝国的有识之士参照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放弃帝国传统和普世主义，构建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思想，为凯末尔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奥斯曼帝国的核心部分蜕变成一个世俗的现代国家。[5]但是，随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开启了全球宗教复兴、宗教政治化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的进程，并且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国家认同形成对冲，成为各种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根源，使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了。[6]

第三，国家开始重新确认自己的历史认同和身份定位。冷战结束之后，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族群与宗教或教派冲突陷入困境，甚至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国家开始重新确定自己的历史认同和身份定位，目的是把当下的“自我”与历史上的“自我”更为有机地协调起来，重整在20世纪“重组”过程中“流失”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历史传统，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上，成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大国的“异动”尤其引人注目。俄罗斯重新举起了沙皇俄国的国旗，并为在十月革命中被杀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东正教也重回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土耳其放弃了对“欧洲国家”地位的追求，转而高调介入中东事务，并允许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博物馆也将被恢复清真寺功能。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曾被视为一场“闹剧”，但今天看来，何尝不是英国向其传统身份和定位的回归？美国要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与欧盟国家渐行渐远，不排除美国领导人个人的因素，但也是美欧关系的一种“历史回归”，因为美国是在二战之中才与“旧大陆”捐弃前嫌，进而构建起一个“新西方”。中国的崛起不仅被许多学者视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更被视为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常态”恢复，并将挑战和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7]

无论是部落与族群的“残存”，宗教势力的“坐大”，还是非西方大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回归”，都超出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阐释的范畴，都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所遮盖和叠加的历史压力的释放。之所以这些正在发生的故事被视为“历史的回归”，主要原因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以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因此，这是一个由“类似的”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这是一个宗教的权力和影响已经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放逐”的世界，这是一个按照西方大国兴衰的逻辑所塑造和演进的世界。正如约翰·M.霍布森所言，国际关系学是通过“大传统”叙事的非历史透镜来概念化的，它沿着一条统一的线性路径向前推进，对每一个大理论都做了非历史性的理解，消除了任何重大的差异或非连续性。[8]而实际上，这个世界要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能观察和定义的复杂得多。

二、跨国史研究的启发意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迄今对欧洲中心论的揭发和批判可能主要还是来自欧洲学者。除了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对欧洲中心主义五种缺憾的批判之外，[9]约翰·M.霍布森更是把欧洲中心主义与“科学的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并强调“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多种形式的话语体系，即家长主义（亲帝国主义、欧洲中心制度主义）、反家长主义（反帝国主义、欧洲中心制度主义）、进攻性（亲帝国主义、科学种族主义）、防御性（反帝国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并呈阶段性变化。[10]这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和借鉴，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每一个学科都有表现。这种观念的基础，是以欧洲的历史演进过程为标准与核心的世界史观。这种世界史观根深蒂固，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种以欧洲历史演进为标准与核心的世界史观不发生改变，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就将永远停留在表面。

从古代的“世界史”，到18世纪、19世纪的民族国家史，再到20世纪后期的跨国史和全球史，西方历史学发展变化也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寻求民族和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史的编撰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也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和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学家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的“助产士”和“辩护人”。[11]实际上，当20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开始撰写新世界史或全球史的时候，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学家依然在民族国家史的“原野”上深耕，因为这些民族国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时至今日，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专注于本国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依然是多数。但是，历史学家的视角正在变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研究，并且越来越将本国的历史置于一个互动的世界背景中去考察，从而赋予民族国家史以新的意义。

在从国家民族史向全球史演进的过程中，跨国史研究对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重构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跨国史主要展示的是近代以来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与国际关系研究愈益扩展的范围有相吻合之处，能够让“国际关系”建立在一个更为丰富和宽广的历史叙事之上，至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以入江昭和皮埃尔·伊夫·索尼尔主编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为例，这本词典把19世纪中期以来跨越不同的民族、社会以及在不同民族共同体之间、之上和之外的流动和联系通过10张树形图的核心关键词表现出来，其中包括人员流动（People flows）；世界秩序和失序（World order and disorder）；文字、声音和图像（Words，sounds，images）；生产和贸易（production and trade）；行星地球（Planet Earth）；空间与时间（Space and time）；身体与灵魂（Body and soul）；概念和流程（Concepts and processes）；组织和原因（Concepts and processes），以及知识（Knowledge）。这些关键词实际上形成了10个根概念，在这10个根概念之下，入江昭和皮埃尔·伊夫·索尼尔又进行了几个层次的延伸，把目前国际关系词典未曾包含的内容，而在现实中又已经发生并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容几乎都囊括进来了。

跨国史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启发意义，首先在于它所关注的现象都是流动的，所使用的概念既可以描述历史，也可以定义现实，在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其次，它所关注的主题远远超过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框架，为当下国际问题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比较清晰的解释；再次，跨国史研究展示的是一个更为“立体”和“平衡”的世界进程，这对于人们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念的束缚，乃至形成更为深远的战略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作为一种“观念”的“共同体”

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有赖于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挣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桎梏，将理论研究的视角延伸到欧洲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外。但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难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点能够是部落族群吗？能够是宗教和教派吗？能够把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区别开来吗？重塑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点的一个尝试是把“共同体”的概念作为一种观念吸纳过来，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构建一种更为开放和富有弹性的共同体关系理论。

“共同体”（community）对中国学界来说是个舶来品。1932年，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来华讲学之前，“community”和“society”曾经都被译作“社会”，后来费孝通等人才开始把“社会”一词保留给“society”，“community”则被译为“社区”，后来又有人译作“社群”。随着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community”的内涵也不断扩大，从部落、族群和宗教到国家和国家集团，都有人冠以“共同体”之名。威廉·H.麦克尼尔1962年的成名作《西方的兴起》，副标题就是“人类共同体史”。因此，如何定义“共同体”就成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欧阳景根在翻译齐格蒙特·鲍曼的《共同体》一书时，根据作者所阐释的思想，为共同体所做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共同体”的多重含义：共同体“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多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能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既可指有形的共同体，也可指无形的共同体”。[12]

“共同体”既可以作为一个概念，也可以作为一种观念，用以理解和解读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将“国际行为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超越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以欧洲历史演进为基准时间的限制，把从部落、城邦、帝国到民族国家再到区域共同体的历史演进，置于“国际行为体”的序列里进行考察，探索不同形态的人类共同体在不同历史环境中演进的规律和经验，为人类共同体的理论构建提供理论思考，为国际关系理论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提供一种新的中国视角。实际上，我国早有学者将“国际共同体”的理念引入国际关系史研究。[13]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学者尝试把国际关系理论与共同体研究结合起来，美国著名学者埃齐奥尼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旧制度负担过重”，提出了“国际关系的共同体主义理论”（a communitari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设想，并“创造”了“想象的全球共同体”（imagined global community）这样一种概念。[14]当然，以新的共同体理论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演变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

以共同体为切入点重构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理论框架，在于共同体作为一种“组织”概念有其他概念所没有的特点和优势：首先，它的内涵和外延是富有弹性的，可以涵盖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组织形式；第二，随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人的身份认同越来越多样化和复合化的现象，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重合与叠加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这使共同体的概念可以“与时俱进”，沟通未来；第三，尤为重要的是，共同体之间“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民族国家主导世界的时代，塑造新的共同利益，拓展新的纽带，不断地实现“我者”与“他者”的相互转化，形成更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或许是当代国际关系走出各种“陷阱”的必由之路。

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以欧洲历史经验为出发点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现实世界“现代化”的同时也将其简单化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无须赘述。实际上，“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也是中国学者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产物。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有许多种，跨国史研究的概念和视野对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拓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共同体”概念的介入，“共同体”观念的释放，以共同体视角阐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或许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注释略）

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 发表时间：2020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