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是高精尖产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当下，随着高科技产业及新材料行业的发展，全球稀土需求量年增10%以上。我国是全球稀土第一储量大国，也是第一生产大国，在稀土产业有传统优势，也有一些短板。面对当前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稀土资源需求不断上升的趋势，如何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真正把我们的战略资源变成战略优势，是对我国产业政策提出的重要挑战。

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地位与发展现状

供给上占主导地位，而价格话语权偏弱。我国已探明的稀土储量占全球36%，却承担世界70%以上的市场供给。同样是稀土资源较为丰富的巴西、越南两国，其稀土储量各占全球18%，却仅承担全球0.5%和0.2%的市场供给。目前，稀土国际市场价格低迷、波动频繁。然而，我国虽是世界稀土资源的主要贡献国，却缺乏自主定价权，让我国稀土产业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环境损失与实际收益偏离。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稀土矿储量从2010年的5500万吨下降到2018年的4400万吨，近十年中已下降20%。此外，稀土采冶环节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且附加值低。比如：南方离子型稀土矿易造成大量氨氮残留在矿山的土壤和地下水中；白云鄂博混合型稀土矿易引发放射性污染以及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相对而言，日本、美国等国进口我国稀土原材料用于本国的高端制造中，然后享有高附加值，却不用承担资源环境的损失。

产能过剩与高端应用不足的矛盾突出。目前，我国稀土冶炼分离产能达到30多万吨，但与上游的采冶产能相比，国内下游产业的应用存在不足，市场需求仅为12万吨～15万吨。农业、冶金、化工、玻璃陶瓷等传统应用领域需求呈现萎缩，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高端制造业发展较为缓慢。同时，受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很多领域未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所开采稀土主要出口国外。

资源环境损失核算不足。我国在稀土采冶环节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但尚未开展系统、科学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这导致两个问题的出现：一方面，现有的资源环境税费计征依据不充分，仅包括当期所形成的影响，未包含环境恢复的长期投入和公众健康等隐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源环境成本信息，稀土产品价格更多反映终端市场变化，而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环境损失，使他国获取高额收益。

上下游技术强弱不均，影响稀土产业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在稀土采掘、冶炼、分离提纯方面的工艺技术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由于上游技术优势，促使企业更多盘踞于上游，以薄利多销获取利润，从而形成“技术锁定”。而在稀土应用方面，由于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握有绝大部分关键技术专利，我国在生产稀土应用产品时反而需缴纳高昂的专利费。在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部分应用技术存在被封锁的风险，这对我国延长稀土产业链、促进下游应用技术开发造成负面影响。

如何将稀土资源优势转变成战略优势

构建稀土开发利用顶层框架，提升资源管理利用效能。一是制定国家稀土资源开发利用战略规划，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的作用；设立国家稀土产业创新发展基金，加大对稀土勘探开发和下游基础研究的投入，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尽快提升我国绿色稀土和下游应用技术的开发能力；二是完善国家层面稀有金属发展领导小组的职能，进一步提升稀土资源开发利用国家战略的执行和协调能力；三是建立稀土产业的准入制度，杜绝盲目和过量开采，扬长避短做大做强国有稀土企业，提升国家对稀土资源管控能力和国际市场议价能力。

加强多边合作，增强全球资源配置影响力。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打好“组合拳”，促进稀土产业走出国门，不断提升我国在稀土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一是积极构建与其他稀土资源国的多边经济合作关系，利用采冶技术优势，更加深入广泛地参与全球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二是以开放国内市场为牵引，建立以我国为核心的国际稀土产业联盟，鼓励资源国、供给国、需求国加入联盟，设立技术合作、市场开放、供给优先、金融服务等联盟机制，增强我国在稀土资源配置上的协调能力；三是构建稀土的差别定价机制，利用资源与上游技术优势，与稀土的终端应用强国开展技术合作项目，突围下游的关键技术封锁，加快实现稀土产业链升级。

科学评估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国际市场话语权。加强和完善国家稀土产业治理体系建设，促进稀土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建立中长期的供需评估机制，动态科学评估不同稀土元素的战略性与可持续性，并设立稀土资源预警机制，为国家资源储备和开发提供依据；二是动态评估稀土开发的资源环境损失，科学核算稀土开发的资源环境成本，定期向国际社会发布，引导和提升国际稀土价格；三是加快推进稀土期货交易市场建设，整合现有的稀土现货交易平台，建立中国稀土交易所。

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报》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