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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吴振宇:我国经济运行的转折性变化与再平衡(上)

作者: 余斌,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吴振宇,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5-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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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相互影响、宏观表现和结构调整相互促进。分析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需要在诸多因素中识别出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转折性变化,尤其是变化的原动力和关键点。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户均住房超过1套后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收缩、地方政府债务难以为继影响其投资能力、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降对我国出口增长产生影响,是近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主导性因素,并促使短期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水平。这四大转折性变化在未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影响效果,总体上看其叠加效应呈现出逐步减弱态势。随着传统增长潜力的挖掘和新兴增长力量的培育,以及政府深化改革开放释放的制度红利等,我国经济有望在中高速水平上达到新的均衡。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GDP同比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7%。为避免增速过快下滑,防范系统性风险,并为结构调整争取有利时机,政府相继出台了若干短期刺激政策。然而,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始终未有效恢复,在经济规模明显扩大以后,政策效应递减,经济持续下行态势未得到根本扭转。对此,学界从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冲击,转变到研究国内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逐步认识到增长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并理解和接受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与此相适应,政策重点也从需求侧逐渐转向需求、供给并重,改革逐步加力、简政放权稳步推进、创新创业氛围渐浓。

经济运行中,供给与需求变化相互影响,宏观表现和结构调整相互促进。在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需要识别短期波动与趋势性变化,需要区分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与次要因素,更需要分辩出变化的原动力与关键点。比如,最终消费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幅度提高,被认为是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但其主要原因是投资和工业增速滑坡引起的,而非消费和第三产业提速的结果;投资和工业增速又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条件和需求结构的升级;等等。回顾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领域的调整进程,有四个重要的转折性变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主导性因素。它们分别是: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2013年,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套;2014年,地方政府高负债难以为继,国务院出台43号文着手治理;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从前10年明显高于GDP增速,回落至GDP增速以下。上述四大转折性变化对相关市场和行为主体带来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对增长速度、价格调整、结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决定着经济运行的再平衡。

经济运行中的四大转折性变化及其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对供给、需求产生基础性影响

2012年,我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首次出现比上年净减少的情况。此后,劳动年龄人口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到2014年为止,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960万人,比当年高校毕业人数还多出30%。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的累计效应逐步显现。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提升了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和竞争能力。受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影响,农民工供给增速下降。2010年农民工数量增长5.4%,到2014年仅为1.9%。受此影响,农民工收入扭转了增长缓慢的局面,2010年至2014年农民工收入平均增幅为15.2%,高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7.1个百分点(见图1)。农民工是我国制造业就业主力,其收入增长大幅高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速,挤压了企业利润增长空间,也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和外商投资吸引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降低人力资本产出效率。面对供给不足的局面,企业降低劳动力年龄门槛。2008年以来,16岁至40岁的农民工在整个农民工的占比从70%下降到56%,而40岁以上的占比上升了13.5个百分点,特别是50岁以上人员提高了5.7个百分点。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总体降低了工作效率。

劳动、资本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中占比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虽然仍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但劳动与资本间的对比关系发生趋势性改变,工资上涨超过生产率的上涨,劳动所得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上升,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开始优化。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对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也有一定贡献,但从其发生的时序看,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见图2)。

劳动力供应的转折性变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客观要求和现实可能性。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依托企业自筹。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利润降低,资金来源紧张,降低了经济整体投资率。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上升也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在劳动者报酬上升和社保、消费等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居民消费在支出法GDP中的占比开始上升(见图3)。

(二)房地产市场趋势性调整,对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带来影响

2013年,按家庭户口径推算,我国城镇户均住宅超过1.05套。虽然不同机构和学者在户均套数测算上存在差异,但经过十余年高增长后我国房屋存量已相当高,房地产市场增长空间受限,进入趋势性调整阶段已成为共识。

房地产业拉动链条长、影响面广,趋势性收缩对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影响。在2000年至2013年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平均增长24%,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下降到10.5%和4.6%。房地产业除了对建筑、建材、金融等行业有前后向的直接拉动,对家具、家电等产业也有明显促进作用。2000年至2010年间商品房销售额平均增长32.1%,而到2011年至2013年平均增长仅为15.8%。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以2010年相关参数估算,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增速下降,对近几年GDP增速下降贡献了大约0.95个百分点,是拉低经济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房地产按揭贷款为居民支出提供了金融杠杆,促进了消费增长。受制于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一般性商品的消费信贷在我国发展有限。然而,通过购房按揭贷款,居民获得超出收入水平的跨期支付能力。2004年底我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6000亿元,到2014年底达到106000亿元,增长了6.6倍。每年新增购房贷款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6%至10%。最近两年,房地产销售增速下降,通过按偈贷款获得的金融支持下降,影响到居民整体的支付能力和消费的增长。

房地产市场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经济增长领域产生影响。土地转让收入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地方政府也常利用商品房土地转让收入补贴工业用地的开发,并通过零地价、固定资产投资补贴等形式吸引工业企业入驻园区。房地产开发扩展了城市边界,改变了居民出行模式,是汽车消费的原动力之一。过去几年,汽车销售增长与房地产销售增长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关系(见图4)。最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对上述几个方面均带来重要影响。

(三)地方政府债务难以为继,影响其投资能力

经济高速增长使部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及自身偿债能力产生过高估计。根据相关机构估算,我国地方政府债务,2003年大约为1万亿元,2006年大约为4万亿元。审计署调查,2010年为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为17.8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较快,有的已经超出偿付能力。2013年对部分地区的审计显示,36个地方政府本级中,有9个省会城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有的地方政府债务已出现逾期情况。

虽然总体上看地方政府负债率尚处于可控范围,但债务特点决定其不可持续。一是债务透明度低,不排除有一定数量的隐形债务。二是期限错配较为严重,地方政府债务多为银行中短期贷款,而其投向以中长期有收益的项目为主。三是偿还债务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于土地转让收入,受房地产和宏观景气影响较大。四是区域间差异大,全国平均负债率虽不高,但部分城市负债已超过其支付能力。这些特点,决定了原有地方政府举债的模式难以维系。当债务扩张停止,进入还本付息阶段,就会影响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供给。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反映出地方政府财力的快速下降(见图5)。2002年至2010年,资金来源中地方财政资金增速平均为32%,而2010年之后平均增速为-6.7%,2013年更是低至-19.6%。

(四)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对生产、投资产生重要影响

过去30年,全球贸易增速平均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而近几年,国际贸易增速却明显低于全球GDP增速。WTO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球进口收缩了13.4%。

近年我国出口增速快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增速下降。受全球GDP增速下降影响,世界贸易增速快速回落。世界贸易增长对经济波动较为敏感,经济高涨期全球市场扩张、投资活跃,贸易增速大大高于经济增速;经济低迷期,可贸易程度高的耐用消费品、投资品增长收缩,全球贸易则快速下降。2002年至2011年,全球名义GDP增速为8.5%,世界出口增速平均为12.3%,贸易增速为名义GDP增速的1.45倍;2012年到2013年,全球名义GDP增速为2.4%,世界出口增速平均仅为1.3%。受全球贸易萎缩影响,虽然我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份额仍在提高,2014年比2013年提高0.7个百分点,但我国出口增速已从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7%左右,今年上半年仅增长0.9%。

我国进口增长回落不是全球贸易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2014年,我国商品出口和进口占全球市场的比例分别为12.4%和10.3%。从总量上看,我国经济和贸易变化不足以使全球出口增速从超过20%回落到低于5%的水平。实际上,从2012年到2014年,我国进口平均增长4%,明显高于全球进口平均0.9%的增长速度。按占比计算,我国对全球进口增长仍贡献了0.4个百分点(见图6)。

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对我国制造业生产、投资产生重要影响。2014年我国工业出口交货值为12.1万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2.8万亿元,出口交货值与工业增加值之比达到0.53∶1。出口产品内包含了生产链条上的全部价值,虽然出口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不高,但对生产的影响较大。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会明显拉低工业增加值增速。从历史经验看,出口增速波动往往也是制造业投资波动的重要原因。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