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超大城市生人社会的熟人社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BSH119）。

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的新部署，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民族工作取得成就的提炼和总结。在我国各民族互动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通过70年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建设，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以巩固。

人口流动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跨区域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人口跨区域跨民族流动不但初步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居住空间格局，使“大杂居”状态更加凸显，“小聚居”现象逐步萎缩，重塑了民族人口分布状况，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成员间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30年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中原许多汉族农民自发迁移到内蒙古、***、黑龙江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谋生，推动了各民族成员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由于自发流动的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资料很少，本文将重点论述在国家政策号召下的移民。

当时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下，受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革命理想的动员和改善自身及各民族生活的号召，内地向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这期间的人口迁移主要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屯垦戍边、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的人口流动。

（一）国家政策号召下的移民

1.屯垦戍边。屯垦戍边是中国几千年开发和保卫边疆的历史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基于边疆稳定与发展的需要，继承历史经验，自1954年起在特定边疆省区，包括***、宁夏、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黑龙江、云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农垦建设师（或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单位成员大部分是由来自东、中部地区的支边青年、下放干部或复转军人构成。如青海1958年底成立省农垦厅，1960年共有10余万外地支边青年到青海[1]179。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时就接收了5万名知识青年[2]476。云南省1970年成立生产建设兵团，职工达18.7万人，总人口达29.6万人[3]343。***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最早、规模最大，也是现存唯一的兵团，吸纳迁移人口最为典型。1954-1961年，***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收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上海、安徽等地的支边人员和知识青年，到1961年底，兵团职工总数达50.3万人，总人口达86.6万人[4]755。1961-1966年又接收内地发达地区知识青年12.7万人，1964-1965年接收内地新的转业军人3.4万人，另外还包括部分移民的配偶、子女和父辈的随迁、自流迁移人口等[5]。

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时近3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运动，也是一次中国人口从城市向农村、从发达地区到边疆地区的大迁移。针对当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农业生产合作社缺乏人才的现实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在此号召下，一些知识青年自愿回乡发展，当时主要以农村户籍的学生和部分外省青年垦荒队为主，人数规模较小。1964年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指导知识青年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开始规范化，知青上山下乡的规模也开始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64-1966年3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计516624人[6]。“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招生、考试制度的废除和社会经济的衰退，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滞留学校学生总数达1000多万人，亟待安排就业。1968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来安排毕业生。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编者按中又做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阶段，至1980年运动结束时下乡知识青年已达1700多万人[1]254。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响应国家号召，到了边疆地区。据统计，1962-1979年迁移到边疆省区的知青总人数达851.03万。其中，1962-1972年的10年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为134.75万人，民族地区安置跨省知青占28.25%[7]180。此外，还有大量民族地区本省（区）的城镇知青进入基层下乡。

3.三线建设。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改变全国工业布局东西部不平衡的问题，中共中央1964年提出“三线建设”战略。三线建设主要涉及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份或***以及湘西、鄂西等地。在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号召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青年、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民工参与其中，数百万人口从东部迁移到西部，形成“三线建设移民”。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1971年3月8日发出的《关于内迁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统计，1964年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00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同时还有大约140个项目没有按照原计划完成。如果加上未统计在内的国防工业科研单位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及随同迁移的职工家属、迁移民工，三线建设的迁移项目和人数，应远远超过了上述数字[8]149-150。据有关统计，1965年至1980年，三线地区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由14.21万增加到33.95万，增长1.38倍[8]150。

（二）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尽管改革开放前的大规模移民政策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花了60多亿，买了“四不满意”[1]180，而且只是暂时性的人口迁移，但是从客观结果来看，这些移民无疑对开发和保卫边疆、发展边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经济发展方面，移民积极支援地方建设，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如移民修建完成水利、修路建桥、荒地开垦、开发农业基地等工程，补缺了当地劳动力。移民还利用其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传播农业先进生产技术，在科学种田、推广良种、农业生产机械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线建设移民则通过“三老带三新”即老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办法，实现了民族地区先进技术的扩散，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为支持边疆工业发展，兵团曾无偿移交一批工交建商企业给地方，奠定了边疆现代工业的基础，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则直接带动了民族地区工业格局的调整，初步改变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据统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工业、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52年的约7∶3变为1978年的约6∶4[8]150。

社会交往方面，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在同一生产单位劳动、居住、生活，交往频率大大增加，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他们有的结亲、有的成为朋友，相互帮助的例子数不胜数，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农牧民通婚比例也明显增加，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较为普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知识青年以和当地农牧民结婚来表明自己的革命性、扎根农村的决心，更是增加了通婚的比例。西藏是汉族人口迁入较少的地区，但是有研究表明汉藏通婚率较多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9]。此外，有些知识青年在边疆地区当教师、“赤脚医生”、兽医、会计、技术人员等，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感情。

文化交往方面，人作为文化的载体，人口流动不但是空间位置、地理的迁移，更是一种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流动，其本质在于社会文化的流动[10]。移民在和当地农牧民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作中，逐渐建立起了民族间、地区间文化的相互认同并进而促成了双方文化的变迁与相互融合。一方面，汉族移民往返于边疆地区与内地之间，他们将内地文化引进、传播到边疆地区，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习俗、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性；另一方面移民也“入乡随俗”，将民族地区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生存的文化因子吸收进来，积极学习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如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呼尔其嘎查插队的北京知青，他们与牧民们朝夕相处，双方相互增进语言、饮食、生活习惯等交流，在思想观念上，知青和牧民们也相互影响，知青对牧区男女严格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产生了影响，而知青也逐渐接受了当地早婚等观念。经过数年的生产、生活交往，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对当地有很强的身份认同，都认为自己是“半个蒙古人”[11]576-580。可以说，知识青年在融入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增进了牧民们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融合。

二、改革开放40年来人口流动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经济结构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在市场的驱动下，资本、技术、信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自由流动，带动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也使得小城镇和各大城市陆续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限制，跨区域跨民族流动变得日趋活跃。在西部大开发及城镇化背景下产生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及人口在不同城镇间的流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

1.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伴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崛起，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国家区域间的经济社会整合。在此背景下，1999年中央政府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国家发展规划和各项投资优惠政策的推动下，中央政府、东部沿海地区和境外的大量资金投入到西部各省区。随着资金、信息、物资的流动，西部地区在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新增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劳动力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中部地区向西部各省区流动，也包括部分西部农村人口向省内或在西部省际城市流动。有学者于2005年先后选取了西部六个城市（乌鲁木齐、拉萨、西宁、兰州、银川、格尔木）进行了针对西部流动人口状况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该调查显示，政府估测的各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分别为：兰州市56.9万、乌鲁木齐市48.0万、拉萨市10～20万、银川市14.7万、西宁市12.3万、格尔木市5.8万。从人口特征和就业领域来看，这些流动人口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多数为已婚跨省流动，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毕业生居多，大部分在服务业、个体零售业、非技术体力劳动领域就业。在民族构成上，大部分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一些人口大省如河南、陕西等地的汉族，也有一小部分来自西部当地农村，如四川、甘肃的少数民族[12]。虽然该调查仅覆盖6个城市，但是从中仍可窥西部流动人口的大体样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实施，由东中部汉族地区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投资、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13]。在城镇化背景下，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也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以经商务工等主要形式涌入市场经济活跃的东中部城镇地区，形成了一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军。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为1683.86万，且从增长速度来看，已超出了汉族流动人口的增长率[14]。甚至有学者预测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15]。有学者运用“五普”和“六普”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和流动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较低，但普遍比留守人口要高；从事职业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第二产业为主，其次是商业、服务业；流动范围以省内流动为主，但跨省流动规模逐渐增大，跨省流动主要是流向广东、浙江、福建、北京、江苏、上海等发达地区，而且家庭化迁移和定居化趋势明显[14]。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2020年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标志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六普”数据统计，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为32.87%，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近17个百分点[16]。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仍将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人口流动打破了传统同一民族“聚族而居”的现状，改变了原有民族间的空间居住格局，极大地扩展和加深了各民族成员的经济、社会交往，促进了东、中部文化和西部文化、农牧文化和城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经济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人口在统一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各民族成员间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多，促进了东部和西部经济的共融发展。如城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过向东、中部城市迁移，进入城市就业市场和经济结构中，一方面弥补了城市发展中劳动力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根据本民族在某种经济活动中的语言、文化优势，经营各种民族特色食品、土特产、民族餐饮等，促进了东、中部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发展[17]。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汉族流动人口对西部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调整改变了当地产业结构，使西部的建筑业、运输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逐步发展起来，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及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

社会交往方面，流动突破了传统民族交往的地理界限，带来了居住格局的改变，大大增强和提高了各民族成员社会交往的机会和频率。马戎教授2005年对西部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汉族流动人口有52%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54%的人表示与本地人的关系是好的；少数民族中有70%的人表示有其他民族的朋友，近六成人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是好的[17]。可见，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总体还是正面的。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外出流动则使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43个少数民族在各省区市都有分布，分布范围最小的民族也遍及25个省区市，少数民族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12个，56个民族齐全的城市已经有13个[18]。人口的散居化分布使各民族之间社会交往明显增多，各民族的婚姻观也出现了很大变化，“族内婚”观念逐步淡化，异族通婚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异族间通婚现象增多，而且有研究显示，少数民族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现代化程度越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异族通婚的意愿越强[19]。

文化交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在促进民族间经济、社会交往，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也促进了以农牧经济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以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相互学习语言，随着各民族间交往越来越频繁及市场经济的驱动，少数民族逐渐认识到只懂得本民族语言不但会限制与外界的交往，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无法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在少数民族内部能够掌握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一些西部的汉族流动人口由于工作、交往需要，也开始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二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上相互影响。少数民族在同汉族的交往中，逐步从最初引入竞争的不适应到接受新的市场观念、知识、信息，市场竞争和相互合作意识逐渐得到增强，城市舒适、便捷、时尚、科学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的行为方式、娱乐休闲、传统服饰、居住建筑、饮食结构、艺术形式等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汉族在和少数民族交往中，逐步增进了对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少数民族服饰、传统音乐、风味饮食、特色产品等的了解、认同与欣赏，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经验与挑战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各民族人口流动突破了民族交往的传统地理限制和居住形式局限，使民族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均匀，加强了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促进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人口流动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作用的宏观社会基础和交往特征却是不断变迁的，在新时期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口流动以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汉族人口向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流动为主，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总体型社会”结构模式背景下发生的。“总体型社会”的基本特征为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大系统高度重合、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20]。整个国家按照统一计划、集中管理、总体动员的原则被组织起来，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极为强调“集中和统一”及“全国一盘棋”。国家通过增加人民对国家总体目标和组织荣誉的认同进行思想政治动员，推动全国范围内一批批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知识青年、学生、工人、年轻干部、转业军人等纷纷带着革命理想，自愿投入到支援边疆建设中，以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民族地区经过建国初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各民族空前团结，对社会主义建设抱有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响应和服从“总体型社会”的各种安排，支持国家的各种战略部署和人口流动政策落实，与这些来自东中部发达地区的汉族移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家园，在生产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该时期各民族的交往多集中于民族地区的农村、山区等，民族交往呈现出较为封闭、群体性交往的特点，集体所有制时期共同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大大提升了不同民族成员交往接触机会的获得。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屯垦戎边中兵团军事化的管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农村生产互助合作社及“三线建设”中企业单位制的生产生活管理方式，使得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往大大增强，形成了融洽的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后40年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下，人口流动进入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呈现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双向流动的态势，既有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汉族聚居区的流动，也有东部和中部的汉族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的流动，且以市场化流动为主，流动动机主要为经商、务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在市场的支配下，各族劳动力就业逐步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商业服务业转型，从农牧民转变为拥有一定就业技能、熟悉现代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方面这有利于各民族成员被整合进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共同体中，进行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但另一方面市场原则也加剧了各族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部分少数民族成员由于语言、技能等因素，在统一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还处于劣势。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逐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市场、交换成为各族成员社会交往的重要纽带，城市不同民族成员间职业的分工合作、社区生活的交往接触、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入与流出，使城市民族间的交往广泛又开放，族际交往无处不在，在交往形式上呈现出非组织性的个体交往的特点，伴随个体间交往机会的增加，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新矛盾。未来如何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整合协调好各民族成员间的利益、构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期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相信未来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与挑战将不断得到解决，也必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更深层次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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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thn.cssn.cn/mzx/shwh/202006/t20200628_5148010.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