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近日在发言中指出，金融对外开放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但当前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加大；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的超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复苏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和体系脆弱性有所增加，主要表现在杠杆率易升难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外部输入性风险增加。这增加了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控难度。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需要更加坚定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有序扩大金融开放。

核心观点

金融对外开放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不仅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也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宣布了50多条对外开放措施。

短期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疫情外部冲击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各国经济复苏态势面临分化，新兴经济体复苏面临困难较多。

在生产力层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关联。疫情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全球分工格局、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可能面临重塑。同时，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冲突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这些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加大。

面对复杂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有序扩大金融开放。

金融业对外开放要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前提下稳步有序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测，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和国际金融风险传染。

从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社会总产出规模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主要差距体现在单位总产出所创造的增加值和发展质量上。要利用金融开放，吸引全球要素整合，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

以下为尚福林理事长出席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第三届研讨会的致辞发言。

中国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

也是扩大开放的倡导者

对外开放是中国基本国策。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受益者更是贡献者。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和生产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均稳居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中国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连续3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连续11年保持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据IMF统计数据测算，2009年至2018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34%（按市场汇率核算）。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国有效控制疫情并率先实现经济强劲复苏。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达到历史新高，提振了全球信心。

金融对外开放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不仅为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也为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迈出新步伐，宣布了50多条对外开放措施。截至目前，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已完全取消，外资股东资质限制和外资机构业务范围不断放宽扩大，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等领域给予了外资国民待遇，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已经清零。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外方独资人寿保险子公司等一批具有标志意义的外资项目已相继落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机构通过引进资本、人才、管理，引入外资竞争者，机构竞争力和稳健性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当前外部形势对金融开放的挑战

一方面，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发达国家与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部环境出现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一是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原有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短期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疫情外部冲击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各国经济复苏态势面临分化，新兴经济体复苏面临困难较多。

二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在生产力层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三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关联。疫情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全球分工格局、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可能面临重塑。同时，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冲突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部分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社会内部矛盾更趋激化，族群对立和政治斗争加剧。这些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压力明显加大。

另一方面，金融领域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金融体系自身看，主要经济体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普遍采取了超常规货币和财政政策，让全球金融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相对稳健，但同时也使金融风险和体系脆弱性有所增加。

一是杠杆率易升难降。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刺激力度空前，全球债务水平大幅度攀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口径数据，2020年三季度，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分别为118.6%和59.3%，较2019年分别上升18.6和7.6个百分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均达到历史高位，分别为102.3%和104.1%，较2019年上升11.8和11个百分点。为救助企业、保持流动性，融资环境明显放松，是重要助推因素。未来为支持经济复苏，仍需要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支持。同时，从全球范围看，杠杆加速累积攀升，可能增加未来经济活动的下行风险。

二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受疫情和疫苗接种情况、主要国家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较大。前期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大幅扩张，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外溢效应已经显现。在低利率水平下，市场风险偏好上升，推高了资产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考虑到世界经济复苏尚不明确，缺少经济基本面支撑，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很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影响和宏观政策调整而加剧动荡。

三是外部输入性风险增加。在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央行普遍采取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元贬值、中美利差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末外资已经连续25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同时，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转向，可能引起资本跨境流动，增加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控难度。

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需要更加坚定深化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也是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攒下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复杂形势，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有序扩大金融开放。

一是要将金融开放放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十九届五中全会全面深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金融业对外开放要在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前提下稳步有序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宏观金融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将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密切配合，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测，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和国际金融风险传染。

二是要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配套的制度环境。重点是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营商环境，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发挥竞争制度的基础性作用，鼓励中外金融机构平等竞争、深化合作、互相借鉴、促进创新。将外资进入带来的竞争力转化为改革发展的动力，将自身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推动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

三是要用好国内超大市场潜力，更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中国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从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社会总产出规模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主要差距体现在单位总产出所创造的增加值和发展质量上。要利用金融开放，吸引全球要素整合，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通过金融服务业开放，学习借鉴外资的先进经营理念和成熟的市场经验，实现国内金融行业在科技、业务、产品、流程、管理、制度等领域的创新。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https://mp.weixin.qq.com/s/97HWJQQAVFmCwVUqlJFs4w 发表时间：202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