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resilience）是一个起源于物理学、工程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概念，指一个系统遭受外部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近年来，韧性概念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关注，在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成为研究热点［1］。区域经济的发展总会遇到的各种冲击或扰动：周期性的经济衰退、竞争对手的出现、市场变化、技术革新带来的挑战等，无论是激烈的形式如金融危机、技术革命，还是慢性燃烧（slow burn），都可能使其陷入困境。有些地区在冲击后能够迅速恢复重回增长轨道，有些地区则逐渐衰落下去。学术界引入了区域经济韧性（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的概念，试图理解不同地区抵御经济冲击和恢复能力的差异［2］。政策制定者同样对区域经济韧性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近年来有关国家、区域和地方层面经济发展的政策论述中，充满了“构建韧性区域经济”重要性的讨论［3］。
为了说明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热度，我们基于EBSCO-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英文数据库进行一个简单的文献统计分析，选择该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主要是利用其去重和筛选功能。分别以re？gional resilience、economic resilience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有关区域韧性和经济韧性的国外文献呈快速增长趋势。相比之下，国内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也缺乏对国外新近研究成果的关注。事实上，虽然有关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尚不成熟，但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可以用来阐明区域经济抵御冲击并调整自身发展路径的能力［1，4-5］。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一些地区如东北，虽然曾有不俗的经济表现，但现在由于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经济增长已显现疲态，而深圳等地则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悄然完成数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区域经济韧性对解释这种现象有很大帮助。本文旨在梳理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丰富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管理手段。
1 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Holling［6］首次从生态学角度提出韧性概念，指一个系统从外部冲击影响下复苏的能力。Reggiani首次把韧性概念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畴［7］，之后韧性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被引入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区域经济韧性指社会经济系统遭受冲击后的恢复能力［8］。区域经济韧性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10年），是区域经济韧性概念的形成和起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很多思想来自其他学科的理论，经济学者试图把韧性概念从生态学等领域引进经济学，同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区域锁定、协同演化、沉没成本、区域恢复力等概念相结合，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9］，并对其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性进行讨论［10-12］，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10年有很高引用率的《剑桥区域、经济与社会杂志》做了题为“韧性区域”的特别专题，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汇总［13］。
这股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世界各地不断遭受各类危机（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恐怖袭击等）的冲击，有的地区从此一蹶不振，有的地区却能够迅速恢复，重回快速发展的轨道，不同地区抵御冲击和冲击后恢复能力的异质性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14］；第二，其他学科对韧性研究日益深入，尤其是生态学领域扰沌理论的提出［15-16］，给予经济地理学者很大启发；第三，19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兴起和韧性概念有相近的研究视角，从多均衡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13，17］；最后，全球各地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各国经济遭受的损失小于预期。
这一阶段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借鉴其他学科的痕迹浓重，缺少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经济地理学界对韧性的认识还停留在规范概念或理论框架阶段［18-19］。与此同时，很多批评指出该阶段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不足。首先，是韧性理念包含的多均衡思想。早期构建的区域经济韧性框架蕴含强烈的多均衡思想（这与当初直接照搬生态学韧性不无关系，一般认为生态系统是多均衡的），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变化是一种连续过程的思想有所冲突［20］。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看来，区域经济由许多异质性主体构成，其行为具有复杂性，厂商、产业、技术和制度等都在相互影响中渐进式变化，不断重组、整合其内部资源，演化成新的增长路径［21］。但这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而此时韧性概念包含的多均衡思想强调的是从一种增长路径直接切换到另一种，这种激进的变化与演化经济地理学思想相悖［22-23］。
是对政策和制度环境因素的忽视。这一阶段很多韧性理念的思想来自于生态学研究成果，生态学韧性提倡多样性、反对集中主义，此时的经济韧性概念强调不同经济主体的分散化自主决策行为。但现实世界中，政策和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上级政府的施压或政策引导很容易产生微观主体一致性的决策结果。Swanstrom［24］指出韧性研究没有考虑行政力量的影响，当然，这种因素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未必是消极的，一方面，体制僵化会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但另一方面，中央集权政府同样会创造机会促进区域经济成功转型和重生［25］。事实表明，无论老工业基地转型还是经济危机后的应对，行政力量都是重要影响因素［13，26-27］。
是对社会资本和知识网络的忽视。这一阶段不少实证文章强调社会资本的负面效果，即知识网络内较强的联系和社会资本会导致认知型锁定，从而削弱区域经济韧性［28-29］。但Hassink［30］指出，社会资本、知识网络和文化等是区域适应力的重要来源，对区域经济韧性同时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过去的韧性研究对此重视程度不够，忽视了其积极的一面。
最后，这一阶段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缺少定量分析方法的支撑，与理论研究取得的丰厚成果相比，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为案例分析。
这一阶段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很多思想来源于生态学等学科，但经济系统毕竟不同于生态系统，研究者对韧性的认识仍有很多分歧：区域经济韧性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如何进行测算？怎样提供政策干预？［14，31-32］虽然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正如Pendall 所言，学术界对区域经济韧性尚未形成共识［32］，但这不是我们抛弃这一概念的理由，恰恰相反，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付诸努力，阐明其内涵，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和演化［1］。
面对这些批评，很多学者付诸努力试图解决问题，相关研究蓬勃发展，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入第二阶段（2010年至今），大量有深度的理论和实证文章开始涌现，这是经济韧性研究的探索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被引入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相关实证分析迅速发展，众多学者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韧性的测算和韧性影响因素的评估，诸多政策研究机构也对经济韧性表现出极大兴趣。相比之下，经济韧性的理论研究进展放缓，一直没有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由于研究者来自经济学不同分支的学科，研究兴趣的出发点不同，区域经济韧性的概念框架和准确定义仍然存在争议［33-34］。
2 区域经济韧性的新近研究进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识到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意义，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分析框架上取得一定的理论创新［35-36］之外，区域经济韧性的测算方法、影响因素和各国经济韧性的实证都受到极大关注。
2.1 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
由于研究视角不同，目前区域经济韧性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并且韧性的概念内涵的确很难一句话界定清楚。为了给出区域经济韧性的准确定义，Martin在系统总结相关文献后给出了区域经济韧性的四个研究维度［37］：第一，是抵御冲击、吸收冲击的能力，代表一个区域经济系统面对经济冲击或扰动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第二，是冲击后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当然，区域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往往与其恢复的速度和程度存在关系。第三，是区域经济系统在冲击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调整自身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能力，从而维持产出、就业和收入水平等稳定。第四，是区域经济路径创造的能力，在遭受经济冲击（衰退）后改变原先的增长路径，开启新的发展路径重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上述四个维度全面概括了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内容，是目前比较准确的定义。区域经济韧性可以被视为一个地区固有的特征，它能够长期、持续地提升该经济系统的关键属性。
关于resilience的翻译，胡晓辉、彭翀都译作“弹性”［38-39］，苏杭译作“韧性”［40］。本文认为韧性是更合理的翻译，首先“弹性”容易和经济学中已有的概念elasticity混淆，而且“弹性”似乎过于强调冲击后的回弹、复苏过程，显然不能全面涵盖上述区域经济韧性四个维度的含义。另外，韧性概念近年来也出现在城市规划发展研究的文献中［41-42］，研究视角偏向于城市规划和管理，与本文关注的区域经济韧性有一定区别。
2.2 区域经济韧性的测度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韧性的测算，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种是指标体系法。Briguglio［43］最早通过构建一篮子指标体系的方法来测度经济韧性，之后一些智库如地方经济战略中心（CLES）、奥雅纳工程顾问（ARUP）、IPPRNorth等很倾向这一测算方法，分别使用了多种指标体系来评估区域经济韧性［44-46］。但指标体系的方法有一定缺陷：首先，至今尚无公认的合理的指标及其所占权重；第二，这种测算方式可能会混淆因果，研究者选择的部分指标是区域经济能够体现韧性的原因；第三，已有研究选择的指标体系在预测区域经济韧性的实践中被证明并不准确。
由于指标体系法存在不足，近年来相关文献开始选择另一种方法测度区域经济韧性：分析一个区域对经济冲击反应程度的核心变量，通常选取就业人数和GDP。例如，Martin分析英国各地区九个产业部门就业人口构成的变化，研究了英国各地区的经济韧性［1］；Davies、Brakman 都使用失业人数和GDP 测算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洲国家的区域韧性［47-48］；Bergeijk以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贸易量的下降代表各国的经济韧性［49］。
这种方法来测算区域经济韧性有以下需要注意的方面。第一，要设置一个作为参考的基准状态，在经济周期理论的视角下，考虑到不同地区原有的增长路径和速度不同，我们要测度的是冲击后一个地区产出或就业人口和趋势值的缺口，从而计算冲击的程度和冲击后的恢复速度。例如Han等以县为单位，选取月度就业人数数据，通过构建复合增长率指标计算各县的预期就业人数，进而测度金融危机后美国各地区的经济韧性［50］。其次，要准确定义冲击，因为区域经济始终在不断发展演化，并不存在均衡，从宏观层面来说，各种形式的冲击很多，很多是在“慢性燃烧”（slow burn）的过程中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重组和转变，只有某一冲击达到一定强度之后，对研究者而言才是可观测的。第三，相似类型的经济冲击对不同地区而言未必同时发生的，要根据各地的发展路径，将其视作相互独立的个体，分别研究经济冲击对其产生影响的时间；最后，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空间尺度要准确定义，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来看，区域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研究对象应当是连续的，因此空间尺度应比较微观，如Bristow and Healy［51］选取就业人数和实际GDP分别从NUT1、NUT2、NUT3层面测度了欧洲各国的经济韧性，实证分析表明NUT2和NUT3的结果相似，明显好于NUT1。
2.3 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
2.3.1 产业结构
现有文献普遍把产业结构视为区域经济韧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多样性和主导产业的种类。就前者来说，由于外部经济冲击一般直接影响的是一个或几个产业，而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能有效分散风险，这类地区面对冲击时能体现更好的韧性；相反，单一结构地区容易遭遇区域锁定（regional lock-in），原因在于主导产业一旦出现大幅下滑，短期内难以找到新的替代产业，工人往往技能单一，失业后能够选择的就业机会更少。
对主导产业的种类而言，不同产业对经济韧性有不同的敏感度，近年来很多实证分析关注了这点。一般来说，重工业为主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差，因为这类企业为追求规模效应，会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基础设施、密切的企业间联系，由于在纳税、解决就业等方面贡献较大往往能享受体制内的大力支持，这些因素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造就了封闭的社会文化，成为创新的阻碍因素。此外，高昂的沉没成本和退出壁垒，使地方政府淘汰落后产能时顾虑重重，以致积重难返。从美国底特律到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已经是一个世界性难题。Glaeser［52］的研究指出，1950年代，纽约曾经是高度专业化于纺织业的城市，但纺织厂规模往往只有一两千人，企业退出灵活，因此并没有成为日后纽约经济转型的障碍。
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Brown and Greenbaum［53］利用俄亥俄州35年来县级就业数据的变化，研究产业多样性和经济韧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遭受外部冲击后，产业多元化的县有更好的表现，产业集中度高的县经济韧性较差。Davies［4］研究了部门结构对欧洲各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业占比高的地区韧性显著较好，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地区韧性较差。Xuand Warner［54］对美国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制造业部门占比较高的地区经济韧性较差。
2.3.2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近年来，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逐渐被关注。Agder认为社会资本对提高区域适应能力有积极作用［55］。Hauser提出，社会资本积累过多，或者说社会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过多的关联，会形成区域内的一致认知，导致认知型锁定（cognitivelock-in）［56］。社会资本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无疑有正反两个方面。
Crespo构建拓扑学模型研究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网络是由通过连结（tie）相连的节点（node）构成，节点根据连结的多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如果高级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过多，容易导致区域锁定，只有高级节点和外部低级节点之间保持适度关联才有利于区域韧性［57］。结合Adler等的研究，社会资本可分为相对封闭的聚内型和相对开放的联外型［58］。因此，社会资本应促进多元化个体和认知，避免出现集体的盲目和短视行为。
Hassink研究了韩国大邱的经济韧性，大邱是韩国“纺织之都”，然而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并未唤醒当地人的危机意识，1980年代曾有专家提示注意中国的竞争对手出现，但大邱认为中国不会构成威胁，产业转型一再拖延，后来大邱纺织业的衰落导致当地经济严重滑坡，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和投资至今仍难以实现转型［13］。
2.3.3 政策和制度环境
政策和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分析和解释区域经济韧性重要因素。Boschma认为制度因素在两个方面影响区域韧性：一是技术—产业多样性；二是区域受到外部冲击后培育新的增长路径的能力［37］。Whitley把社会经济系统分成三类：企业主义、联合主义和发展主义［59］。企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最具创新活力，经济韧性最好，以美国为代表；联合主义是一种政企合作的模式，中央政府会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私人部门，代表国家有德国和北欧；发展主义常见于东亚国家，是一种以政府为中心、以经济规划为主导的模式，容易导致区域锁定，削弱经济韧性。这三类社会经济体系的韧性由高到低，如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在决定重点产业的发展上有很大权力，容易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流向少数行业，影响产业多元化，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较少、政策环境宽松的地区，社会多样性和经济韧性较好；政府权力较大或干预过多，不利于新的增长路径形成。
2.3.4 文化因素
区域文化、风俗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有重要影响。Glaeser认为，在一些老工业基地如底特律，文化相对保守，父母普遍希望孩子继续在工厂从事稳定的职业，这就导致地方文化趋向封闭，创新力不足，缺乏应对产业转型所必需的人才；而纽约的社会文化氛围更具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ial），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实现从服装业向金融业转型［53］。相关实证研究开始出现，Huggins等分析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更开放、多元化、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生产活动的重组和复苏，体现出更好的区域韧性［60］。
2.4 各国经济韧性的实证研究
区域经济韧性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近年来被各国学者广泛用于各国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
除了上文已经提到了对美国的研究，Brakman从城市视角研究欧洲国家的区域韧性，将城市人口分布划分为市中心、通勤区（距市中心0.5~1小时通勤时间）、乡村区三个类型，通勤区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地区表现出较好的韧性［61］。Fingleton通过就业人数变化率分析了英国经济衰退和复苏时期各地区的区域韧性，结论表明经济冲击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就业情况都有永久性的影响［62］。Caro研究了意大利的区域韧性，结论表明制造业部门占比较高的地区有较好的韧性［63］。Cuadrado等研究了后危机时代，西班牙各地的生产专业化程度及其对区域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那些在高生产率、更具活力的产业（能源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有较高专业化程度的地区韧性更好［64］。Williams研究了研究了希腊城市的经济韧性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65］。Sendzimir 研究了东欧蒂萨河流域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乌克兰等国的经济韧性［66］。Putten研究了澳大利亚东南部面对气候变化的经济韧性［67］。
亚洲方面，Hassink对德国、韩国部分城市的经济韧性进行研究，认为重工业地区未必会陷入区域锁定，还与地方政策和制度环境有关，中央政府的正确指引提高了韩国庆南作为造船业中心的经济韧性［13］。Todo研究了供应链网络对东日本大地震后区域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多样化的供应链网络对区域经济恢复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的影响，但正面效果更强，拥有更多供应商和客户的企业能够迅速寻找替代者、分散风险，在灾害后更有韧性［68］。
3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简评
回顾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虽然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但在解释区域经济转型和适应力的差异性方面，已经对现有理论形成了很好的补充和拓展，并且在未来有更大的研究价值，因为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重点，如社会资本、知识网络、制度和文化因素等，都是研究热点。区域经济韧性有潜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概念，在政策制定和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章简要评述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第一，区域经济短期增长和韧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权衡取舍关系。这一点在不少有关区域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中都有所体现，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社会资本单一化程度高的地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遭受经济冲击的时候难以分散风险，经济韧性较差。相反，多元化特征明显的地区，虽然短期经济效率不是最高，但有很好的韧性。这种现象对政策研究有很大意义，能够拓宽政策制定者的视野，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视牺牲区域经济韧性的风险是不可取的，并且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缓解可能的经济冲击造成的波动。
第二，制度环境和文化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缺少有效的实证分析工具。目前不少文献通过案例分析来研究地方政策、制度、文化等因素对区域经济的韧性，但难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现有研究尚无有效的测度方法，各种定量和定性分析都有一定缺陷，这是研究制度和文化因素影响区域经济韧性的最大障碍。
第三，区域经济韧性的定量分析方法还不成熟，尤其要忽视了演化经济地理学思想。Wink［69］指出，现有的区域经济韧性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无不蕴含均衡分析的思想，但演化经济地理学并不支持均衡思想的方法。事实上，早期的区域经济韧性理论框架很多内容来自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启发，但至今没有形成成熟理论体系，未来要努力探索，把演化分析方法纳入到区域经济韧性的研究框架。
第四，区域经济韧性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除了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之外，韧性概念在城市规划、公共安全、危机管理等领域都有应用。现状，很多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韧性概念在实践中指导政策管理的重要意义，但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是在对这些韧性概念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不加区别地应用，容易造成混淆。
4 区域经济韧性在中国应用的探索
4.1 国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
相比国外，国内对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的重视程度不足，现有研究以文献评述为主，如胡晓辉［39］、彭翀［40］、苏杭［41］等，并且这些评述的内容基本都是国外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第一阶段的内容，对近几年国外各类深入研究的成果缺少关注。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且研究方法并不成熟，张岩等采用DEA方法对中国各省的区域韧性进行了探索性的评估［70］；符文颖等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后危机时代珠三角电子产业集群的发展和转型，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创新转型［71］。
4.2 区域经济韧性应用于中国的探索
近年来东北地区陷入经济增长失速的困境，振兴东北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有关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很多，而区域经济韧性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区域锁定是区域经济韧性研究框架中常见的概念，Grabher［72］定义了三种区域锁定的类型：功能型锁定（functional lock-in）、认知型锁定（cognitive lock-in）、政治型锁定（political lockin）。东北的问题在于，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锁定，导致经济韧性很差，具体分析如下。
功能型锁定有关企业层级结构和大小企业间的联系。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规模庞大的重工业国企在地方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同外部小企业联系很少，压榨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但小企业的多元化和创新活力恰恰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动力源泉，东北地区国企“一家独大”的结构导致区域缺少所谓的技术知识跨界搜寻能力（boundary span？ning），经济韧性差。在重工业出现行业性危机的背景下，大型国企转型和开拓新市场的能力都不足，难以克服危机。
认知型锁定指人们形成的一种共同认知，将自身发展的困局归因于外界客观因素。东北地区从官员到普通民众有一种常见的观点是，过去东北的资源供给全国使用，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东北被国家“抛弃”，这才面临衰落的困局，需要国家提供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部分东北人有昔日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自豪感，不认为今天的经济失速有自身原因，一味将其他地区的增长归因于中央的政策扶持。此外，东北地区很多人进入体制内工作的意识浓厚。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无疑会限制当地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政治型锁定指地方政策和制度环境阻碍了区域资源的重新整合。行政力量在东北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GDP、税收、就业等往往高度依赖于少数几家企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等因素倾向于为大企业提供更多服务和优惠，在行业拐点出现后，不但不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反而会集中资源维持支柱产业的正常运转，以致产能过剩愈发严重，积重难返。另外，地方政府官员任职大型国企高管在东北地区比较常见，这也导致当地复杂的政企关系和权力寻租现象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大型企业的地位，阻碍了潜在经济转型和资源重新整合的可能。
每个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锁定的风险，但东北地区面临的是三重区域锁定，因此摆脱困境的难度很大。东北地区由于较强的区域锁定，经济韧性差，在作为区域支柱产业的重工业整体下滑的背景下，无力实现产业转型和资源重组。振兴东北的关键要打破区域锁定，恢复韧性。其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非一日之功。首先要做的是改善制度和政策环境，减少行政干预，营造对中小微企业更友好的环境。其次要培育更具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使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并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
事实上，真正区域经济韧性好的地区，其产业转型和复兴的过程往往是悄然完成的（quiet re？structuring）。深圳是中国区域经济韧性非常好的城市，曾经深圳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形成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充满活力的创业氛围和服务型政府，这些因素确保深圳面对外部冲击时有很强的抵御能力和复苏能力。在出口加工业衰落和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深圳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挫折，并能够迅速走上更高质量的发展路径。今天，深圳已经形成以互联网产业、金融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导的全新经济结构，并且能从容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波动。
全文图表略
来源：微信号“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网”，https://mp.weixin.qq.com/s/BKD3ZsY5diERAqEc4CsDnA 发表时间：2020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