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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杰棠:中国创新:趋势与变革

作者: 田杰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副研究员 发布日期:20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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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体上应该逐步从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动+技术追赶”型创新体系向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开放合作”型创新体系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增强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不仅需要思想观念上的重视,更需要了解中国创新模式的特点,把握创新体系的变革趋势,不断提高创新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高要素投入向高生产率的转换。

提要:新常态下只能从创新和改革两个方面探寻未来增长动力的源泉,必须要把创新摆在与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

创新的地位更加凸显

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和生产力的增长,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主要是指资本和劳动资源在产业间、城乡间、国内外之间配置的优化程度,最优的配置将使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使经济增长等于潜在增长水平。资源利用效率则是指在配置效率最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以及创新生产组织模式,依靠创新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要素投入,包括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的大量劳动力投入和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及其背后隐藏的资源能源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既包括部门内的效率改善和跨部门的资源再配置,又包括解决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还包括跨国界的配置效率改善。三是通过激发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追赶,使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推,潜在增长水平获得提升。既包括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激发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积累的科技能力和科技人才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直接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也包括通过开放在技术上不断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

中国经济之所以会进入新常态,不仅因为这是国际普遍规律,更是由中国发展的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决定的。一是高要素投入已经不可持续。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阶段最终会遇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使高投资速度逐渐下降,引进外资的数量也逐渐趋于稳定;劳动人口比例已经达到峰值并可能开始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二是前期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再配置红利逐渐耗尽。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来看,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行动都会引发一轮新的高速增长周期,但持续一段时期之后增速逐渐下降。三是技术追赶的空间逐渐减少。一方面,中国技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逐步减小。科技部针对中国1100多个技术领域向国内外的科技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在17%的领域,中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31%的领域与国外处于同等水平,52%的领域落后于国际水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越来越重视防止技术外流,使中国技术追赶面临的壁垒越来越多。如美国通过《经济间谍法》、高技术出口管制、外资并购审查、国会安全审查机制等方式严控技术外流,尤其对中国更加严格和谨慎。

由于要素投入受劳动力数量增长极限、资源能源与环境容量等因素限制,不太可能继续保持以往的高速增长速度,因此,新常态下只能从创新和改革两个方面探寻未来增长动力的源泉,必须要把创新摆在与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以新一轮改革来放开更多的市场领域和投资机会,使资本边际报酬有所提升,从而使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更有效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除了继续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还要激发来自市场的更多创新创业行为,鼓励包括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积极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不断提高资源能源效率和要素生产率。

提要:中国企业仍位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较低。

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中国:优势与差距

在当今世界的创新格局中,已经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东亚“三足鼎立”的态势。从研究开发(R&D)经费投入来看,这三个地区几乎是各占三分之一。从专利产出来看,美国和东亚的中日韩三国近年来专利申请数量保持较快增长,表现较为活跃,欧洲则相对比较平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研发经费和人员、论文产出和专利数量、高技术产业规模和产品出口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位于世界前列,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2013年,中国研发经费达到1912.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2位;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53.3万人年,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研发人员总量的30.5%;SCI论文数量达到21.3万篇,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2位,是排名第三的英国的2倍,占全球总量的15.1%;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70.5万件,占世界总量的44.1%,连续四年居世界首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4.4万件,居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二,占世界总量的21.4%。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总量的24.5%,连续6年居世界第二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连续8年居世界首位,占全球总量的28.7%,分别是美国、德国的3.4倍和2.8倍。

尽管已经取得了上述进步,但是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在这些数量和规模优势的背后,难掩中国创新能力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的较大差距。从专利产出来看,尽管欧洲国家专利数量增长缓慢,但是欧洲国家专利质量非常高,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技术贸易盈余额。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技术贸易盈余国,但是地位有所下降。在东亚地区,日本是技术贸易盈余国,中国则始终处于技术贸易逆差状态,每年的技术进出口逆差额大约在100亿美元左右。从产业角度来看,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1.68%,与美国(19.74%)、英国(11.10%)、日本(10.50%)的差距非常之大。即便是作为后起之秀的韩国,其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也是中国的3倍多。虽然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加工贸易部分仍然占了出口总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出口企业是外资企业。这说明中国企业仍位于全球生产链的低端,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高度依赖进口的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低。

一言以蔽之,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性国家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但是这条大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多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经验与问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描述为五个方面:一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是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事实上,中国的创新体系并非如此清晰,它不是一个简单系统,而是一个复杂系统。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创新体系背后有一个强大而一致的政府主导力量,其实不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育,不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能力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而且政府部门之间也远非一致。

“中国创新模式”的路径一直是多元化的,至少存在以下三种路径。一是科技成果转化,这是代表科技部门思路的主要模式。主要形式包括科技人员下海、高校和院所办企业、科研院所转制,以及政府资助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典型企业包括方正、联想、科大讯飞、维信诺等。二是从模仿到创新的技术追赶,这是代表从过去的经贸委到现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产业部门思路的模式。主要形式包括:从制造、工艺到产品的“逆向工程”,通过中外合资寻求技术合作,以及各种形式的“市场换技术”等。从低端制造环节起步,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迈进,不断缩小与国外的技术差距。典型案例包括汽车、高铁、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等行业。三是发端于市场机制的“准硅谷模式”,代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精神。这一创新模式的特点在于:与风险投资紧密结合、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新技术应用特征明显,而且留学海归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典型企业如搜狐、阿里巴巴、腾讯、光启理工等。当然,三种路径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当前中国的创新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这三种典型的创新路径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或困难。对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而言,由于中国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投入不足,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会越来越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承担政府基础研究项目,能直接转化的成果可能不断减少。对技术追赶模式而言,随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意识的不断强化,追赶空间将被进一步挤压。第三种“准硅谷模式”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国内存在一些制度性问题,许多领军企业主要靠国外风险资本支持、注册在境外并采取“VIE”模式、选择在境外上市,导致其引领中国创新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这类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往往会产生一些“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语)的力量,对传统行业产生冲击,对政府管理能力带来挑战,因此会遇到较多阻力。

走向未来:中国创新体系的发展与变革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创新环境正在发生一些趋势向好的变化。一是政策越来越注重鼓励市场导向的创新。国务院已经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二是市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在增强。2008年中国房地产、采矿业、金融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利润率分别为12.62%、23.16%、12.56%和41.56%,而高技术产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只有4.89%,创新活动则得不到有效的市场激励。而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出现变化,高技术产业的利润增长速度已经超越了许多传统行业,创新的机会成本趋于下降。

中国的创新特点也在悄然发生一些演变:从以制造业创新为主走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创新齐头并进;从科技创新为主走向融合了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创新的全面创新;创新主力军从科技人员走向以整合重组现有技术并实现其价值为己任的企业家。展望未来,中国总体上应该逐步从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动+技术追赶”型创新体系向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开放合作”型创新体系转变。具体而言,为了在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上继续前行,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和变革。

一是要处理好产、学、研的角色定位和互动关系。继续减轻企业负担,适度削减产业化和应用研究项目资金预算,减少政府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干预和扰动,使企业在创新活动决策中成为真正的主体;明确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任务定位于基础研究以及共性技术研究,淡化对科研人员成果产业化业绩的考核要求,提高科技项目中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比重,建立和完善公益类研究机构的运行制度;培育一批社会化、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机构,探索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新型组织形式,并在机构运行、专利交易等方面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由这些机构来承担起联系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纽带。

二是增强创新体系的开放性,从单纯的技术追赶走向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逐步打破藩篱、增进交流,继续简化对外投资的政策和程序,创造适宜海外人才来华创业的生活环境;学会适应并适时影响国际规则,建立形式上符合WTO规则的补贴政策体系,适时调整DCP(国产化率)等政策;积极主动开展国际科研合作。

三是继续改善国内的创新创业环境。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规范政府行为、不得违法违规干预企业行为;适度放松对资本募集的管制,继续丰富全国性和区域性私募股票交易市场,探索私募债券交易市场;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北京等地知识产权法院试点基础上,探索跨省市的知识产权巡回法庭试点;开放更多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准入,给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此外,还要逐步深化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尤其是应该试点发展非营利机构性质的私立高校。既要利用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减税和适当收学费等多种方式保障其运行经费,又必须确立非营利机构的基本原则,即盈余不能归属任何人、只能继续投入学校建设,这需要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媒体、公民等各种方式加强监督。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15年第8期 发表时间:2015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