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制度优势
在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40多个地区的国际竞争中，中国是过去40年中世界上唯一的实现了四个历史大变迁和发展奇迹的国家：一是从世界最大的绝对贫困社会到最大的小康社会的国家，中国已经消除了每人每日低于1.90美元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数从1981年的8.84亿人减少至2015年的96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88.3%下降至1.32%，占世界总数比重从46.45%减少至2015年的0.7%，是世界上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的减贫贡献达到3/4；二是从极低收入到上中等收入水平（2018年中国占上中等收入水平组国家总人口的52.3%），是世界上罕见的从极低收入水平跃升到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三是从低人类发展组到高人类发展组（2017年中国占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国家总人口的59.2%）（见表1），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低人类发展水平跃升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四是1978—2018年中国保持了9.4%的高速经济增长率，是世界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占世界GDP（2011国际元）总量的比重迅速提高，从1990年的3.65%提高至2018年的18.62%，相当于美国比重（为15.05%）的1.24倍，相当于欧盟比重（为16.14%）的1.15倍（见表2），这反映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不进则退。
中国创造了最大的减贫奇迹、经济发展奇迹、人类发展奇迹，已经载入人类发展史册之中。
那么，创造中国奇迹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创造发展奇迹的根本保证。
制度自信来自于制度自觉，制度自觉又来自于自觉认识中国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中国独特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持续发展、不断强大的根本原因。
二、从开拓中国道路到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道路。
到底中国应当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标准？对此邓小平有高度的制度自觉、高度的制度自信。1980年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这三条标准来检验。我把它称之为“邓小平标准”，即“中国制度标准”，而不是西式制度标准。这在中国刚刚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可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引进西方的资金和各类人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中国市场，让中国制造进入世界市场，其目的就是在经济上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绝不照搬照抄西式民主制度，而是要创造超越西方的中国式民主制度，即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创造了中国特有的人民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超越了西式选举民主。
与中国成功道路相反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邪路。1990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西方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等，同年3月，戈尔巴乔夫亲自担任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为此，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统帅职务，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解体（1分为15个国家）、大倒退、大灾难，世界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严重曲折。而中国有效地抵制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媒体抹黑，顶住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保证了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大局，捍卫了中国制度、中国道路。
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呢？有什么判断依据呢？对此，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8个方面的判断。他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我把它称为“习近平标准”。由此可知，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不是根据名义上、文本上、口头上的判断，而是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社会检验、历史检验，是否能够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真正行得通、真管用、有效果。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经过近40年世界最为广泛、最大规模、最为复杂、最为丰富的改革实践检验，中国不仅达到了“邓小平标准”，而且大大地丰富了这一标准，这就充分体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之中，首次系统梳理、全面总结、高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既揭示新中国70年发展奇迹的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整体制度优势、长期制度优势。
我们如何自觉认识中国制度优势？这就需要认识中国制度从何而来？《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需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国际比较来分析、阐述《决定》所总结概括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那么，如何更好地说明中国制度优势呢？中国制度优势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事实，充分体现在治党治国的治理绩效上。我们采取两种互补性方式：一是实践的标准，让实践检验，让事实证明；二是国际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特别是要与美国等竞争对手比较，我们才能真正自觉认识中国制度优势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
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大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执政党领导国家社会人民的能力。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又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核心力量，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始终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最重要方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只有经过长期执政实践逐步建立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在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差异甚大、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形成强大的国家领导力、执行力和创新力、竞争力。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总书记是最关键的因素，领导集体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领导人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会成功的根本原因。
首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经历了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建党），1927年的党领导军队的创建（建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建根据地），直到1949年创建新中国（建国）。前后经历了28年的浴血奋斗，几千万人付出了生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约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伤亡人数总和的1/3。
其次，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这经历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建国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党的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党的八大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再次，没有强有力的党中央就没有强大的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面，进一步健全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制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规则。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完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从2015年开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专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体现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和机制。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中央政治局继续坚持集体学习，围绕重大治党治国专题，邀请专家学者讲解和建议，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19次集体学习。党中央成立了多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统一各委员会名称，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健全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党，这就根本不同于美式的两党制。后者看起来很民主，轮流在国会成为多数党或选举出总统候选人，但是实际上是“翻烧饼”机制，为了获得选民支持，两党之间具有极大的排他性，必然相互攻击、相互拆台、相互掣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更谈不上政策的连续性、可预期性。美国执政者的不确定性又造成世界的不确定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常常被西式国家或媒体视为“一党制”“新威权主义”等等，例如2019年11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德国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时，公开攻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正在塑造一种这个世界很长时间都没有遇见的新威权主义”。从攻击中国到攻击中国共产党，从分离中国到分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反驳道：蓬佩奥攻击抹黑中国政治制度，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博弈思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百年历史一直就是受到来自中国内部的反动派、西式霸权主义的抹黑、攻击和敌视。这是尖锐的，甚至是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从某种意义上看，蓬佩奥等人惧怕仇视攻击中国共产党不是什么坏事，反倒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正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正确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在美国当局者眼中，这是最可怕的最大威胁、最大挑战。
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就是通过党中央决策机制来治国理政。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例。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验，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点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2019年2月28日、3月29日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文件起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文件起草。4月7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就全会议题征求各地区各部门意见和建议，对《决定》的主题提出建议，共反馈意见109份。9月初将《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各方再次反馈意见118份，9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各方共提出意见1948条，集中了全党政治智慧，在此基础上正式召开中央全会，以会议制度的方式作出这一《决定》。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制度的优势，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身攻击型，另一种是事件攻击型，加剧了美国政治分裂、社会分裂。为此，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洛佩西称，特朗普为了获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职权、危害国家安全并威胁选举。为此，她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起草了对特朗普的弹劾案。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民主决策，听取各方意见，而不是由总统个人决策。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之上，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政治智慧，中央政治局集中领导集体政治智慧，当然就优于总统个人智慧。最重要的是以一整套会议制度方式，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等，作出正式决定，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决策优势。这完全不同于美国总统个人下命令或发推特个人决策。从1973年以来，美国总统在涉及“战争权力决议”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干涉达20余次。仅本世纪以来，小布什总统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伊拉克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都成为美国独裁决策的战争包袱，又不得不由下一届总统奥巴马结束战争或撤军。同样的是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了解并比较中美决策的不同制度、不同体制、不同方式、不同程序，就可以增强我们对中国制度以及决策机制的自觉性，进而增强制度自信。
中美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竞争、国家治理竞争，更是国家领导人决策力、领导力竞争。最高决策者任性随意做出的决策，必定是糟糕的决策，如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所言，2003年小布什总统基于1%的风险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同样的是特朗普总统也是沿袭了这一错误逻辑发动对中国的科技战，断言华为的5G设备留有后门，使中国政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监测，损害全球安全，其目标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这使我们更好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国家制度优势、国家治理优势、国家领导人决策优势。
四、人民民主制度优势
发挥人民民主制度优势，极大地调动十几亿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它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
为什么中国创新并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经过历史淘汰和历史选择的过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对此，毛泽东有高度的制度自觉性，作出了历史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9月，毛泽东就指出：“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同样的是，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先后于1946、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实行总统制，1949年蒋介石被迫逃到台湾岛上，在中国大陆彻底失败。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新中国“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政府。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国家制度创新。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设想：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形象地讲，前者是铲除旧中国的地基（指旧制度），后者是建立新中国的地基（指新制度）。毛泽东是新中国新制度的创意者、创建者。当时他最重要的建国制度设想之一就是创建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一步到位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试建、创建、发展、中断、恢复和不断进步完善的历史过程。1949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就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新中国的根本制度。实际上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任务。到1954年9月正式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宣布：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结束。从1949年算起，花了5年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正式建立起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后，在长达十年（1965—1974年）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地方人大及其人民委员会则被所谓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到1975年1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6年、1977年也没有召开全国人大会议。直到1978年2月召开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每年召开全国人大会议。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再次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一是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二是所有国家机构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三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两院制，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四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五是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六是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七是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人大的制度，而且是宪法所确定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是符合中国政治国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政治制度。没有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就没有长治久安，没有长治久安就没有经济繁荣，没有经济繁荣就没有人民富裕，没有人民富裕就没有人民幸福。这是60多年来长期实践证明的有效制度、好制度。所谓好制度，就是能够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地方利益与全国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或多数人）产生极大的激励，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利益最大化、长期化为目标。这在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独具特色，更具制度优势，但一直被西方政客、媒体等扭曲为“橡皮图章”。
与君主立宪制、两院制、多党制等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大政治优势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会像西式议会制、多党派相互争夺席位、决策相互对立、久拖不决、社会分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就是从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既包括各级人大代表通过民主产生，又包括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人士，具有广泛的全民性、代表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会像西式的民主受各种利益集团影响和捕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保证各类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每年召开全国人大会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并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这与英国议会是否“脱欧”进退两难“假民主”“烂民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国家法律法规，不会像西式两院制、多党制出现各种否决制的失败国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式议会制、两院制，实行一院制。对此，邓小平有高度的制度自觉、制度自信，明确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式议会制度具有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西式议会通常只是立法机关。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实行了“议行合一”原则，体现在国家机构的组成原则上，“一府（政府）两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全国人大并对其履行监督职责。充分体现了这一制度的人民性、代表性、协商性三项民主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
国家主席制度也是十分独特的中国国家机构制度安排。国家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也是国家机构之一，处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从属地位，形式上是国家的最高代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联合行使中国国家元首的职权，履行公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的职责。
为什么中国没有实行总统制，而实行国家主席制呢？这体现了毛泽东的制度创新。1954年他在亲自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总统制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国务会议，为国家做出他的贡献。对此，第一部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共计7条，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帅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等。这是典型的“三位一体”领导核心体制，即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刘少奇政治冤案，1968年以后这一国家主席职位悬空。因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制度之争，197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部成文宪法不再设立国家主席建制。1981年邓小平提到宪法修改问题时说：“还是要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职位。中国是个大国，设国家主席，对国家有利。”1982年12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宪法草案，重新设立了国家主席制度。对此，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设立国家主席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恢复了“三位一体”领导核心体制。这表明，国家机构制度明确健全依法执政是国家制度优势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
一个典型反面例子就是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后，提出所谓“新思维”，大力提倡西式“民主化”“公开性”和所谓人道主义，推动修改苏联宪法，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推动多党制、总统制，加速了苏联解体。为此，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1年12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正式解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政治优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渠道。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即“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完善，代表性更加广泛，民主党派参政能力不断提高，如民主党派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包括民主党派中央每年以调研报告、建议等形式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反映情况、提出意见等。这就不同于西式政党制度，两党制、多党制，轮流坐庄，恶性竞争，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以选民为王为理念，以选票最大化为目标，以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每次选举都会出现否决机制、翻烧饼机制，进而演化为不同利益集团公开冲突，造成社会撕裂、社会分裂。以自称世界最大的民主社会印度为例，在近14亿人口中的印度，分布在27个邦（省）、6个联邦属地及1个国家首都辖区，有包括7个全国性大党、40个地区性政党在内的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参与国会选举竞争，堪称世界最大零和博弈的选举“战争”，人为制造了胜利者与失败者。
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主席制度，还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等国家制度体系，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经历探索—创新—成功—试错—再创新—完善—再成功的实践过程、发展过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五、全国一盘棋举国体制优势
习近平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
发挥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优势，集全国之力办全国大事。在不同时期，举国体制都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发挥了不同的历史作用，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财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全部工业合计固定资产只有100多亿元（1952年价格），人均固定资产仅为20多元，无法启动工业化。我国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首次实现了9.2%（1952—1957）的经济高增长，近20%的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这包括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等，不仅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而且也远远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增长速度，还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之作。
举国体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本质上是举全国之力办全国人民之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重大工程，就是最典型的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如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扫盲运动（三次）和业余文化学习、爱国卫生运动、防止重大传染病（如血吸虫病）。按国家重大工程开工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如陇海铁路（1950）、治理淮河工程（1951）、荆江分洪工程（1952）、宝成铁路（1952）、兰新铁路（1952年开工，1992年复线）、“156项工程”（1953）、鞍钢三大工程（1953年竣工）、康藏（后改为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1954）、武汉长江大桥（1955）、《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两弹一星”工程（50年代中期）、川黔铁路（1956）、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1957）、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1958）、成昆铁路（1958）、青藏铁路（1958,2001）、南京长江大桥（1959）、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70）等。这些工程也成为工业化、城镇化、交通运输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至今使人民受益、国家受益、地方受益、后代受益。特别是“两弹一星”则确保了中国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了一大批基础性、标志性、跨区域性的重大工程，起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长期的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科技效应、生态效应。三北（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工程（1978）、宝钢工程（1978）、“八六三”计划（1986）、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90）、载人航天工程（1992）、“211工程”（1993）、京九铁路（1993）、三峡工程（1994）、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1994）、“985工程”（1998）、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1998）、西电东送工程（2000）、退耕还林工程（2002）、西气东输工程（2002）、南水北调工程（2002）、武汉长江隧道（2004）、南京长江隧道（2005）、高技术产业工程重大专项（2006）、重大科技专项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06）、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工程（2006）、生态保护重点工程（2006）、环境治理重点工程（2006）、特高压电网工程（2011）等。这些重大工程如同当代的“都江堰”，满足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长期发展需求，更好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规律，让全国城乡各地互联互通，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这里仅以高速铁路建设为例（见专栏1），全国高速铁路网，从“四纵四横”网络到“八纵八横”网络，即以沿海、京沪等“八纵”通道和陆桥、沿江等“八横”通道为主干，城际铁路为补充的高速铁路网，覆盖全国80%以上大城市，一小时到四小时内将所有50万人口及以上的城市连接到一个大城市，为每个省级城市群创造两小时以内的交通圈。下一个目标是高速铁路里程达到4.5万公里左右，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极大地促进了人员往来，至2019年已累计运送旅客数量超过113亿人次，也超过了日本（1964—2017年）新干线旅客总数110亿人次，大大缩短了旅客出行交通时间，旅客节约了时间，也获得额外的各种收益，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新型模式，还会产生明显的溢出规模效应。高速铁路修建采取了新的举国体制模式，一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依据，先后制定《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4），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两次修订（2008、2016），保持了规划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实施的可行性；二是创新融资模式，扩大直接融资规模，由中国铁路总局和地方政府股权出资，合资公司的银行贷款（开发银行）、中央预算和各类建筑债券，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和运营，2005—2015年期间高铁建设累计投资2.5万亿元（折合3700亿美元），创下世界之最；三是自主创新高铁技术，建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铁自主研发体系，如2008年制定了《中国高铁自主创新合作协议联合行动计划》，汇集了6家大型中央国有企业、11家一流科研机构、51个国家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组成了拥有68名院士、500名教授和1万多名工程技术人员的科研队伍。自主开发关键设备、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形成中国品牌和中国企业品牌。
在“一穷二白”“一大二弱”的极低初始条件之下，依靠举国体制用了三十年时间迅速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现代军事和国防工业科技体系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既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机制，又要利用举国体制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尤其是在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如公共服务、关键性重大科技创新、全国性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饮用安全水、乡村公路、电网、灌区等）、资源环境、国防安全等，实现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的优势互补，实现了中国举全国之力，办全国人民之大事。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反映在中国实行的五年规划之中。在“十一五”规划中，共计12类领域，103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首次明确中央政府支持的重点领域：新农村建设（14项），公共服务（18项），资源环境（5项），自主创新（5项），基础设施（12项），共计54项。在“十二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扩大为19个领域、139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在“十三五”规划中，再次扩大为23类、165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在以上三个五年规划中，共计有407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相继开工，创下了中国工程、中国项目的历史记录，更是创下了当今世界的数量最多、覆盖人口最广、水平最高的现代化工程和项目的记录，有效地支撑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六、民族大团结优势
发挥中华民族大团结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我国基本国情之一，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从中国历史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国有两大惊人之处，一是从小国林立走向大一统，二是从不同民族走向中华民族。根据历史记载，在商汤时期有三千余国，西周时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时有一千二百国，战国时仅剩十余国。从秦始皇之后又经过了两千年，成为当今世界最大人口的国家，显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市场统一，文化上的统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汉朝、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可以发现在公元元年到200年，汉朝和罗马帝国处在同样的鼎盛时期，管辖疆域面积都在500万平方公里以上，总人口规模均在6000万以上，尽管汉朝被三国所替代，但是作为中华民族至今并没有解体，而西罗马帝国于476年分裂为十个王国，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现为43个欧洲国家。奥斯曼帝国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于1922年解体，国土面积仅为78.36万平方公里，仅为鼎盛时期550万平方公里（1683年）的14.2%，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保持了“三个统一”。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赞叹到：“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是通过从思想上的统一，以达到政治的统一；通过文化的统一，以达到天下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两大历史发展趋势，到了现代即新中国成立就必然进入“一体多元”现代中国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创新了民族区域制度，保证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1949年人民政协筹备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对新中国到底采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进行过深入的讨论。结论是，中国和苏联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苏联少数民族约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47%，与俄罗斯民族差不多。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6%，并且显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几个少数民族之间往往相互杂居或交错聚居。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报告中说：今天帝国主义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都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权利。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总纲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的现代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是典型的“一体多元”，即单一制下的“一体”国家，各民族区域自治。作为14亿人口的中国，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占总人口的91.51%之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9%，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见专栏2），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目前我国有5个省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7个自治县。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中统一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保证了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各民族大团结，促进并带动了各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言：70年沧海桑田、波澜壮阔，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他将民族区域自治制的宝贵经验概括为“九个坚持”（见专栏2）。
这里以西藏为例。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神权至上，官家、贵族、寺院三位一体，牢牢控制着西藏的资源和财富，人民灾难深重，毫无自由可言。那时的西藏社会如同欧洲中世纪一样黑暗、落后。西藏不仅曾是中国最落后的地区，还曾是世界最落后的地区，落后于时代几百年。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477.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1951年的263.81倍，年均增长8.7％，2018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34万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0年西藏人均GDP（2011年国际美元）为1178国际元，低于所有周边国家水平，如尼泊尔、印度、不丹、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人均水平，更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到2018年，西藏人均GDP已上升至10867国际元，已经大大高于所有周边国家，比地理条件优越的印度人均水平高出57.5%。1990—2018年期间，西藏自治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8.26%，也大大高于周边国家的速度（见表3）。旧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现在西藏以公路、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完善，到2018年末公路总通车里程97387公里，其中：有铺装路面总里程27080公里。接待国内旅游者3321万人次，相当于全区总人口（344万人）的9.65倍，成为重要的国内旅游市场。这充分反映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有利于促进自治地区跨越式发展，更有利于促进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西藏现代化的发展核心是西藏人民的大发展。具体体现在人类发展指数（HDI）实现跨越式发展。1980年，西藏HDI低于所有周边国家；1990年，西藏HDI仅高于阿富汗；2000年，西藏HDI高于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低于印度、孟加拉国、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0.550以下）；到2015年，西藏HDI达到0.638（相当于世界排位127），明显高于印度（0.624，世界排位131）、不丹（0.607，世界排位132）、孟加拉国（0.579，世界排位139）。在1980—2015年期间，世界平均HDI增加了0.158，中国平均HDI增加了0.315，西藏HDI增加了0.432，远高于中国周边国家HDI同期增加幅度。其中，西藏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阶段15年的免费教育，提高了人均受教育年限。这表明西藏充分利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赶超了所有周边国家（见表4）。
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
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决定》首次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又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各种混合经济等，更好地激发各类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这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这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为7.86亿人，比OECD（36个国家）的6.41亿人多出1.45亿人，仅靠公有制很难为城乡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这就需要两个“毫不动摇”，如同东方巨人，要靠两条腿走路。
首先，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不断改革、持续发展，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国防安全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实现了国有资产迅速增值，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基础。突出表现为：一是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具有最大规模的国有资本。根据作者估计，1952年全国国有资本为241亿元，到1978年增至5144亿元，占全国总资本的80%。到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10.4万亿元、国有金融资产总额264.3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33.5万亿元，三者合计为508.2万亿元，扣除负债总额382.7万亿元，净资产总额为125.2万亿元，相当于GDP总量（90.0万亿元）的1.39倍。2018年，全国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86万亿元，比1952年增长658倍，2017年固定资产原值达到30.94亿元，比1952年增长2076倍。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极大地增强，是我国经济实力、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重大标志。二是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根据《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统计，1990年中国只有1家，2000年为13家，2010年为54家，到2018年已跃居世界第一，达到129家，而美国从179家降至121家。其中国有企业从2000年的9家提高至82家，占世界总数比重从2%上升至23.8%，根据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2019全球1000强银行排行榜，中国入选世界前50强的银行合计12家，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别位居全球1000强银行前4位，交通银行为第11位，中国招商银行为第19位。三是中国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高度融合，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平等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且集体迅速崛起，跃居世界前列。四是中国国有企业带头走出去，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先行者”“主力军”，更要借此成为各自行业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领军企业，成为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标杆企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打造“中国名片”“世界工程”方面成为中国企业的成功案例（见专栏3）。日益强大的中国国有企业，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竞争对象，常常遭到抹黑、遏制、排斥、限制。
这表明，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被西方攻击为“国家资本主义”，除了意识形态之争，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无法与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是中国带头打破了上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垄断、产业垄断、金融垄断、科技垄断的格局。
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非公有制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大规模到超大规模，不断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表现为：一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主体国家。全国市场主体总数从2002年的3111户上升至2018年的10900户，相当于2002年的3.5倍，其中实有企业总数从734万户上升至3435万户，相当于2002年的4.7倍，其中私营企业从264万户上升至3105万户，相当于2002年的11.8倍，个体工商户从2377万户上升至7237万户，相当于2002年的3.0倍。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1倍。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超大规模的就业岗位。私营个体就业人数从2002年的8135万人上升至2018年的37413万人，相当于2002年的4.6倍，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比重从11.1%提高至48.2%（见表5），这是中国能够创造世界最大规模就业人数（7.76亿人）最重要的原因。三是优秀的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四是民营企业已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一半以上，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占比均超过20%。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同时也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此外，外资企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已达2.5万家，吸纳就业人数达931万人，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4万亿元。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与民营、内资与外资混合经济类型，形成共生、共融、共成长的经济生态，各自发挥比较优势。
同样的是，坚持巩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又一大优势，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感到更大的不安，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带头限制打压华为等中国公司，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打击我国私营企业，赤裸裸地维护美国私营企业，也打破了所谓的美国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神话！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如同东方巨人的两条腿，它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相互抵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坚持两条腿走路，相比一条腿走路，走得更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可以与强大的老牌的西方跨国公司、金融机构进行公开国际竞争。这就体现了中国混合经济所有制的竞争优势，将不同的市场主体的优势和功能体现出来，国有企业带动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企业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外资企业促使国内企业的科技进步，国内企业走向世界。事实已经证明，不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而且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国内经济与外资经济可以同样发展、共同发展，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生态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创造力、创新力。
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坚持按劳分配制度为主体，同时允许和鼓励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调动各方积极性，多劳多得，多要素多得。怎样才能让十几亿城乡人民都富裕起来，显然仅靠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还是不够的，这里有一个从单一收入来源到多元化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收入、转移收入）来源的过程。
1978年，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收入来源几乎100%靠工资收入，其中计时工资比例达到85%，计件工资比例为0.8%，到1983年计时工资比例降至63.5%，计件工资比例上升为8.5%，各种奖金比例从2.3%提高到11.1%。到201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下降至60.6%，营业净收入比例上升至11.3%，财产净收入比例上升至10.3%，转移净收入比例上升至17.8%，显示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非工资性收入比例上升，成为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几乎达到了总收入的40%。
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从集体得到的工分收入比重为66.3%，家庭副业纯收入比重为26.2%，到1983年两者分别为54.7%和36.8%，已经出现了收入来源多样化。到2018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例降至41.0%，明显低于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比例提高至30.7%，转移净收入比例提高到20.0%。
1978—2018年期间，按可比价计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16.28倍，年均增速为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19.45倍，年均增速为7.7%。其中，在城镇来自劳动要素工资性增长仍为主导，与其他要素收入增长的比例为“六四开”，在农村来自劳动要素工资性增长也是主要来源，与其他要素增长的比例为“四六开”。城乡居民非工资性增长比例不断提高，反映了多种要素的收入来源，这正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实行多种分配方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主要由政府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再分配调节。既反映在城乡居民家庭收入转移支付比例，也反映在中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此外，发挥第三次分配机制作用，鼓励民间自愿捐赠、支持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帮助困难和弱势人群。
中国在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已经走出一条多样化、多元化、混合化的分配方式，让城乡人民都富裕起来，也让全体人民走向了共同富裕。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来看，经历了先上升达到高峰再下降的过程，实际上提前实现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核心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从2007年3.14倍下降至2012年的2.88倍，到2018年已降至2.69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从2013年的2.47倍降至2018年的2.15倍；同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0.1%下降至27.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4.1%下降至30.1%，属于更富裕类型。特别是农村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实现从贫困型（恩格尔系数大于60%）到温饱型（恩格尔系数大于50%），再从小康型（恩格尔系数大于40%）到富裕型（恩格尔系数大于30%），进而到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小于30%）。
第三，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从政府与市场对立论到合力论，这如同东方巨人的两只手，即“看得见的政府服务之手”与“看不见的市场竞争之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人对于如何认识、处理政府与市场这一对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试错过程，逐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要各就其位、各扬所长，两手都要硬、两手都要活。“两手都要硬”，是硬而不僵，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都要活”，是活而不乱，充分发挥“两只手”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是配置各类资源的有效方式，要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商品市场充分发展，由市场决定商品价格，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强化保护消费者权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积极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职责。
无论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并非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两手并用、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从而充分利用两大优势，切实发挥两大作用。
总之，这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部分，起着规范方向的作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属性和经济发展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八、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优势
发挥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优势，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显著性标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集中体现执政党的这一根本宗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能够保障维护好发展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并依靠全体人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的生活比新中国成立前有了较大的改善。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等事业，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生到1978年已达到2.1亿人，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的7倍。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运动，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消灭或者基本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1.0岁上升至1978年的65.9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2.2岁）。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以上降至1982年的22.8%；小学入学率从20%上升至1978年的110%，高于世界平均入学率（94.6%），其中女生占45.4%，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1949年的18.5万人上升至1982年的665万人，高中文化程度人口达到6834万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达到18038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1.0年上升至4.6年，相当于1950年的4.6倍。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有效突破贫困陷阱，提倡“先富论”，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基本解决温饱（1990年）到初步达到小康水平（2000年），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从“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从人的全面发展到“五大发展”。人民是中国最大的财富，投资人民就是提高人民的发展能力，就能够不断创造最大的财富。具体地讲，就是从人的发展生命周期出发，对不同的阶段进行各种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五个有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到“七个有所”（包括幼有所育、弱有所扶）。
到目前为止，中国用了70年的时间，使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困的国家，实现了全体人民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跨越式的历史进步，我国人均总国民收入从1950年的172国际元增长至2017年的15270国际元，相当于1950年的88.8倍；人均预期寿命从41.0岁上升至76.7岁，提高了35.7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从1.0年提高至10.6年，人类发展指数从0.145提高至0.752（见表6），从1949年5.4亿人口的极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跨越成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
我国成功地构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又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人口全覆盖，是世界之难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难题。2012年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超过了13亿人，参保率始终稳定在95%以上，到2018年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2.27亿人。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过去四十年中世界HDI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1980年中国在世界124个国家排名第92位，仅相当于世界前74.19%，到2017年中国在世界189个国家排名第86位，已相当于世界前45.5%，向前提高了28.69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到2025年左右，中国将进入极高人类发展组，将使该组人口总数由2017年的14.4亿人翻一番。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让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还要建成平安社会、平安中国，确保全体人民安居乐业，全社会安定有序。这就需要为人民提供公共安全、社会安全、人身安全。只有比较才能鉴别。为此介绍两个案例，来说明中国所具有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衡量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否安全，至少有几个重要指标，可以做一个中美横向比较。一是暴力犯罪案件，2017年由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伤害、抢劫、强奸、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19.27万件，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分别为10.3万件、11.3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2017年9月发布的《2016年美国犯罪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共发生暴力犯罪约120万起，相当于中国的6倍多，而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26倍；二是杀人犯罪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供的国际比较数据，在2011—2016年期间，杀人犯罪率每10万人数，日本为0.3人（世界最低），香港为0.4人（世界第二低），挪威和瑞士为0.5人（世界第三第四低），中国为0.6人（世界第五低），美国高达5.4人，相当于中国的9倍。三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枪支生产贸易国。据日内瓦高级国际与发展学院2018年进行的“全球小武器调查”显示，美国人口约3.27亿人，民用枪支却多达约3.93亿支，其人口占世界比重为4.4%，而拥有枪支占世界比重的42%。仅2016年美国共发生枪击事件58125起，共造成15039人死亡。2017年10月1日晚，拉斯维加斯发生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枪击案，造成近60人死亡、800余人受伤。四是监禁率，在2004—2015年期间，每10万人口监狱服刑人员，中国为119人，美国为698人，美国相当于中国的5.9倍，是高人类发展组平均水平（为284人）的2.5倍，美国监禁率居世界第一，受过监禁的人数累计高达7000万人，占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也成为世界监狱服刑人数最多的国家。五是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开支国，2018年美国军事支出达到6488亿美元，占世界总数（17824亿美元）的36.4%，有极高的机会成本，目前美国海外军事基地374个，分布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驻军27.26万人；本土基地871个，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对美国而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威胁美国，只有美国暴力犯罪、杀人犯罪、枪支泛滥、监禁率才是最大的威胁。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实行霸权主义，花出最大的国防开支，养着世界最现代化、最昂贵的军队，还强制性要求北约欧洲盟国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但却连国内公共安全、社会安全、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充分显示了美国制度的劣势。
中国用了40年时间，从世界“自行车王国”变为世界“汽车王国”，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保证公共安全，特别是交通安全。中国开始进入汽车普及阶段（占人口比重的15%以上），2018年普及率已经达到15.9%，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从2012年突破1亿辆，到2017年突破2亿辆，2018年已达到23231万辆，居世界第二，美国为2.68亿辆，普及率为83.7%；我国私人汽车从1985年的28.5万辆到2018年达到20575万辆，家庭私人汽车普及率超过50%，为55.6%；与此同时，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经历了一个从上升到高峰年，2002年达到了10.93万人，再到迅速下降的阶段，2018年比高峰年减少了46112人；每万辆汽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89.3人下降至2018年2.7人，下降了86.6人。一方面，说明我国交通安全有了显著改善，这也是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规模仍很大，2018年6.3万人，仍是最大杀手。这就显示了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在不断提高，同时还有更多提高空间。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建设平安中国。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真正实现维护好发展好14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创新力，创业、创造财富能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九、结语：
中国制度优势集与长治久安
总之，13个显著优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形成了系统优势、综合优势、整体优势、长期优势，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创新力、创造力，既是当代中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根本原因，更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本优势、综合优势、强大优势、长期优势。
其中在所有的显著优势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又能够形成包括其他12种“中国优势”合力，形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合力，不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未来，也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时特别引述邓小平的长远设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习近平讲道：“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
从中国的历史长河来看，每一代都经历了不同的万里长征，每一代都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每一代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重要创新，都为了使中国能够在人类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繁荣发展，更要长治久安。
图表略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LDpEm58h0BYiUB0VPkV_8g 发表时间：2020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