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重污染红色预警下的北京办公室，窗外的“西山晴雪”不见，几百米外的楼变得朦胧。“看北京，念巴黎”。此时，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正如火如荼。可以想见，谈判必然是焦灼的。这个周末究竟能否达成协议、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还是未知数。 

这让我想起六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赴现场报道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情形。那次是我亲历国际谈判的重要经历，但大会却最终以失败告终--不管怎么粉饰。用一位参会的对手媒体的同行的话讲，这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哥本哈根也给我自己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创伤。还记得2009年12月19日凌晨，我坐在空旷阴冷的哥本哈根“贝拉中心”的会议大厅，失望而愤怒地在社交媒体上控诉。那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学习全球治理过程中缴纳的一笔昂贵的学费，也是我个人从业的一次难忘经历。 

从哥本哈根归来到现在，气候变化在舆论场里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这和中国自身的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正在走向制造业强国；另一方面，2009年以后中国大范围的环境污染，特别是雾霾，塑造了舆论场。一个极端认为，气候变化根本不存在或并非人类活动造成，“气变就是西方遏制中国发展的阴谋”。另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那么重，再不无条件减排（注：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更待何时。　　  

我不是科学家，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发言权。不过，目前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主流的环境科学家认为，以变暖和极端天气增加为典型现象的气候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有90%以上可能性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类活动包括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砍伐森林（从而减少了吸收二氧化碳）等。反对者（也被称为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认为，气候变化不存在，或者存在但并非是人类造成的。我们不能排除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我对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保持尊敬，并期待有更多的研究和争论。 

在此，我们仍然按照主流科学家和主流政治家（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的意见，认为气候变化存在且很有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在这个逻辑下，人类就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那么，问题来了。“人类”是谁？“谁来减排”，就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在缺少一个“地球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减排的责任、排放的空间、权利的补偿在各国间的分配，就成为我眼中气候谈判的本质，这就是我所说的“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学”。 

我强烈支持中国采取措施减缓乃至减少排放（重要事情说三遍），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不计任何后果（大幅度经济减速与大规模失业）地减排，更不是一笔勾销西方对气候变化的“欠债”。我们要尽到责任，但也不能当冤大头，不能忽视我们的权利和他人的义务。我们要减缓、减排，但西方也有义务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这是我对气候政治之于中国的基本看法。 

科斯定理的失灵 

有人可能会觉得，谁排放的，谁来治理，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呵呵，要是有这么简单，那气候谈判就不用花这么多年、这么周折了。在这里，存在一个科斯定理失灵的问题。 

有害排放在经济学中属于“负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科斯提出，即使没有权威性中央政府的存在，排放者与受害者之间也可以自行达成协议，解决“负外部性”。原因是，受害者能够支付较小的代价，避免较大的损失，而排放者可以用受害者支付的来减排。 

然而，这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很大的问题。科斯定理有三条看似无害的假设：假设有一个法律框架；假设信息对称；假设谈判成本为零。遗憾的是，在现实世界，这三条假设均不成立。 

第一，无法律框架。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中央政府，因此也就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框架。有人认为，不是有国际法吗？国际法的效力与国内法是不可比的。比如，根据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作出了国别减排承诺。然而，我在一年前做的一份研究发现，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均未达标，其中美国偏离目标还很远，违反了协议。（参见附件“主要发达国家多数未完成《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不过，违反了协议又怎么地，因为并没有人能管得住美国。 

第二，信息不对称。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并不像卖多少东西一样，是可以无异议计算监控的。事实上，碳排放主要靠估算而非测算，这里面就有很大水分。例如，美国页岩气的排放数据就存在争议。美国官方认可的研究显示，美国页岩气的全生命周期（LCA）温室气体排放为1179磅等量二氧化碳/百万瓦时（lbCO2e/MWh），仅仅略高于常规天然气的1140，明显低于煤炭的2453，因此有利于减排。然而，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霍华兹就认为，页岩气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还要强，同等单位质量的页岩气的排放要高出二氧化碳25倍。信息之间存在如此巨大差异，原因是页岩气（主要成分为甲烷）易发生“飞逸性排放”（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漏气”）。而页岩气发电过程中到底漏了多少气，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了。 

第三，谈判成本高昂。我探访过位于德国波恩莱茵河畔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那确实是一个还算精干的团队，但每年的谈判，场地、人员、材料、差旅等各方面的花费不菲。还是拿美国说事，美国代表团大量聘请专业律师。根据我的调查，他们的出场费按小时计算，每小时上千美元是常态，有的金牌律师更高。而在谈判期间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也是常态。这样算下来，开一次会十来天，一位美国律师就可以进账20万美元以上。气候圈经常笑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都用在支付律师费上了--这个国家花在规则制定上的钱是不计血本的。 

因此，自动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事情，科斯定理在这里失灵了。况且，受害者向排放责任主体支付利益，这不符合道义与公平（我将在下一小节阐明）。 

有趣的是，国际政治学中也有“自由制度主义”一派，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叫罗伯特·基欧汉。不过他对经济学中的自由制度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应当把科斯定理“倒置”过来--也就是说，需要先有个国际机制，才能解决法律框架、信息对称和谈判成本的问题。这是国际气候谈判在国际政治学中的理论支撑。 

不过，谈判会场搭起来了，谈什么呢？我以为，万变不离其宗，本质上就是“谁来减排”的责任分配。 

谁来减排？ 

目前，中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即期碳排放第一大国--为什么强调“即期”，下文会有说明。据此，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对等乃至首要的减排责任。他们说，“中国（还有印度）排放越来越多，为什么要我们美国减排，还要提供资金，这不是耍赖么？”这在国际气候界并不得到广泛认可，但由于美国超强的舆论塑造能力，这个观点被很多人视作理所当然，甚至包括很多中国人都深信不疑。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呢？ 

这里仍然是科斯定理的失灵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肇事者是谁”并不容易认定。 

首先，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认定历史责任。根据目前科学界的主流认识，当下的气候变化要是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 

以近几年中美的“排放第一大国”之争为例。在中外媒体热炒“第一之争”的同时，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以历史累积排放计算，截至2010年，美国占全人类的29%，稳居第一；中国只占8%，和英国（当然包括历史上的大英帝国版图）、德国（同理）大体相当--具体数字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也许存在差异，但大致方向如此。 

历史责任不是虚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温室气体具有在大气层中“驻留”的特性。以二氧化碳为例，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可以长达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不“消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头顶上的二氧化碳，可能还是1769年瓦特发明的那台蒸汽机排出的。 

根据约翰·洛克的财产理论，如果为其他人留下足够公共品，也就是其他人能“有整条河流可喝”，个人是可以占用公共资源的。然而，西方国家的历史行为并没有留下“整条河流”。 

在工业革命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约为287ppm（即百万分之287）。然而，2014年夏威夷观测站的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数值已突破400ppm，距离气候界公认的450ppm临界值已经很近了。而这其中大多数是西方国家造成的。当初，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没有任何碳排放约束，完全是无节制地排放，挤占了后来者的碳排放空间；现在轮到中国搞工业化的时候，却面临碳排放约束--“我们好不容易吃上肉了，你却让我们吃菜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通俗说，就是“你走的路让我们无路可走”，西方国家欠了“气候债”。因此，公平起见，西方国家理应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减少排放提供资金和技术。这是发展中国家主张的法理基础之一。 

第二，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碳排放的生产国为碳排放的消费国买单。在计算责任时， 仅仅抓住本土排放是有局限性的，还要看清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排放”。随着西方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产能，新兴经济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承接地，这就是“碳排放外包”。发展中国家冒着黑烟的工厂，是为了给发达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产和洁净环境。 最具代表性的是光伏产业--中国生产的光伏把减排出口给了欧美，但污染却留在了中国。而且，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似乎更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而发达国家普遍所处的较高纬度可以降低这种脆弱性。这又加重了不正义性。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气温每上升 2.5°C，印度的经济增速将下降5%，非洲将下降4%。但是，发达国家在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时候，却并不向后者支付“碳排放税”。 

第三，更根本的是，西方国家通过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了生产体系与发展路径。当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理论”的时候，他想的是剔除“剥削”概念，认为任何国家都能遵循普适的路径发展经济。然而，这同时也输出了当时西方的发展路径。后发国家逐渐发现，只要搞工业化，就难以完全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这是现代世界生产体系中内生的。而且，当中国已经起飞、印度正在起飞、非洲尚未起飞的时候，又有了碳减排这个重压。显然，这不应仅仅由后发国家承担。当瓦特打开了蒸汽机的潘多拉魔盒的时候，现代世界体系的创建者们就应当在享受现代成果的同时，为这个体系的负面后果买单。 

因此，气候谈判，就是穿透“谁排放、谁治理”的“认知雾霾”，厘清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而其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1997年，在京都气候大会会场上，流传着一幅漫画。漫画是这样画：一个衣衫褴褛、身材消瘦的人（喻指发展中国家）在拾柴烧火做饭，这时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喻指发达国家）指责他，说“碳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 

这幅漫画形象地说明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要义与面临的困境。当时，这幅漫画曾引起在场发展中国家谈判代表的强烈共鸣。最终，《京都议定书》确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气候谈判中的法律地位。 

从国际法角度，应对气候变化天然具有“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从义务主体上看，生态环境天然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或按照经济学术语，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世界各国都共同负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另一方面，从责任主体上看，由于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不同，治理的责任也就存在差别。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逐渐成为国际谈判中的一项规范用语。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开放签字，《公约》第四条正式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京都议定书》第十条确认了这一原则，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细化。它规定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减排的量化义务，而没有严格规定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具体体现。 

2002年通过的《德里宣言》最终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德里宣言》明确承认，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认为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这一点被此后的各项协议所认可。 

然而，“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在受到削弱和攻击。 

京都会议后，发达国家在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方面进展缓慢，最终多数国家未能履行义务。美国于2001年干脆退出《京都议定书》，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为了把美国拉入减排，并尊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2007年的巴厘岛气候大会上设立了“双轨制”，即除美国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美国参加“长效合作行动”（LCA）的减排。然而，如此迁就，加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亲临现场向美国代表施压，美国都一直未能同意。最后，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在美国代表发言时抢下话筒，抨击美国“要么带头，要么滚蛋”，赢得全场掌声。最具戏剧性的是，美国代表居然在最后时刻同意了，大会也在掌声和欢呼声中喜剧般的结束。 

按照“巴厘路线图”，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本应完成谈判。不过，这次大会在减排承诺、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等问题上均未达成一致，可以说陷入失败。关于哥本哈根大会的种种细节，至今仍是一个“罗生门”，与会者各说各的话，足以单写一本专著进行论述。我作为亲历者，也至今没有掌握足够信息。所谓奥巴马强闯中巴印南四国领导人会场，中国部长指着奥巴马鼻子说“滚出去”的事情，也只是听说而已。 

国家领导介入气候谈判，哥本哈根是史上第一次。那次交锋美国在明明不占理的情况下完胜，中国在占理的情况下输了局面还输了舆论，时隔六年后，我仍然觉得还需要总结经验。 

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上，“双轨制”寿终正寝，《京都议定书》也名存实亡。其背后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专业谈判人员，不断加强LCA的权力，削弱《京都议定书》的空间，一方面弱化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一方面拉发展中国家减排，最终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两轨并一轨”，即所有国家在一个机制下减排，不论其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美国的舆论塑造能力极强，关键时刻能够高级官员直接深入全球媒体中间进行阐述。因此，虽然美国长期是气候圈里的“公敌”，但圈外人并不知晓。 

纵观整个气候谈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核心，但也在不断被削弱。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国受到的减排压力势必增加。这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有明显体现。 

不过，2009年以后，中国加速从“要我减排”转向“我要减排”。这和2009年以后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很有关系。 

雾霾与气候变化 

雾霾与气候变化是两回事（重要事情说三遍）。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的，而雾霾（被认为）是与二氧化硫密切相关。而且，正如气候变化有怀疑论者，也有不少人认为雾霾也是纯自然现象，“天要下霾，娘要嫁人”，人类无法治理，所谓“APEC蓝”只是碰巧。 

姑且认为雾霾是可以人为治理的。根据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说法，雾霾与气候变化“同根同源”。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也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二者存在较高关联度，有研究认为关联度达三分之二。因此，为了自身的健康，也要加大减排，这解释了中国在2009年后加速了气候治理，也进一步调整了气候谈判的立场。在学理上，这是国内政策对外交政策的渗透。 

不过，我仍然从“谁来减排”的角度看。节能减排，其实减的都是纳税人的收入，减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即碳强度）降低40%-45%。根据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的研究，若降低40%，GDP将年均减速0.64%；降低45%，GDP年均减速1.11%。减排数字越高，经济减速越呈几何级数上升。而从目前趋势看，中国的减排或将超过承诺值，那么经济减速效应也将超过1.11%。这也部分解释了目前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那么，问题又来了。你愿意为节能减排付出经济减速的代价吗？换句接地气的话说，你愿意为了更好的空气，承受股票下跌、腰包缩水、付更多燃油税、少开私家车吗？你愿意为因减排而失业的钢铁工人直接或间接补助吗？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留给每个人回答。我以为，这也是全社会的、超越国界的责任，需要我们“共同但有区别的”承担。 

当然，新的经济机遇也由此而生。环保产业、绿色金融等将迎来发展的机遇期，这是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要义，给我们“霾过天晴”的希望，正如正要收笔时，窗外的天空已放晴。

来源：“秦朔朋友圈”微信公号，2015-12-11，http://rdc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