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疫情短期内对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造成明显压力，宏观政策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重要性凸显。加大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发挥商业银行的政策传导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政策协调与金融体制形成合力，对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2018年底，“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提法频繁出现于高层会议中，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科学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将成为贯穿2020年宏观政策的主线。经济周期变化决定着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方向。由于经济运行存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的波动周期，在经济过热时采取收缩政策，而在经济下行时采取扩张措施，通过制定与经济周期逆向的财政、货币、金融监管等政策，政府可运用“有形之手”应对经济波动，降低系统性风险。

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并且在信贷投放方面以“量大价低”的方式支持着重大民生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在当前加大逆周期调节、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发挥好投贷联动商投互动的角色更为重要。加大宏观逆周期调节力度，发挥商业银行的政策传导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政策协调与金融体制形成合力，对于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三个维度

逆周期调节是基于经济金融周期波动进行的政策调整，其主要目标在于“稳经济”，但又不只限于总量增长目标的考虑，其中的经济结构性因素也被越来越多地纳入调控政策框架内。自2019年7月国常会提出“六稳”要求以来，我国加大了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其中结构性调控较以往更为突出。综合来看，逆周期调节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政策工具的维度看，包括了财政、货币、监管等诸多层面。从政策目标的涵盖范围看，逆周期调节不仅需要熨平经济周期本身带来的波动，同时又更多涉及了经济当中若干结构性问题的考量。

财政政策层面的逆周期调节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衡量财政的周期调节性使用的最直观表征指标即为财政赤字率，也即财政收支差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财政赤字规模要适度扩大，实际财政赤字率由2014年的1.8%上升至2015年的3.4%，并于2019年上升至4.9%。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专项债及多项类财政支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应纳入财政逆周期调节政策的范畴予以考量。整体上看，以上各项类财政支出大多于2016年迎来高峰，并于2017年经济企稳后有所回落，在2019年促基建稳投资的政策背景下重新冲高上升，相较于仅考虑一般公共预算的狭义财政赤字，广义财政支出具有更为明显的逆周期调节特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未平，突发疫情短期内对我国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造成明显压力，宏观政策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重要性凸显。相较于货币政策，我国财政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扩张空间及结构性调节优势。一方面，我国赤字率安排多年低于3%，赤字仍有扩大空间。此外，在地方融资平台“堵后门”后，加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力度成为“开前门”的必然和唯一之选。另一方面，相较于以总量管理为特色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针对性更强，能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2019年起，我国实施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减税降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是政策红利的主要受益者。2020年，减税降费或将由“更大规模”转向“落实落细”，受疫情影响较重的行业与区域预计会获得更多政策倾斜。

货币政策层面的逆周期调节

提高逆周期调节效率要求提高货币政策的及时性和灵活性。近年来，央行更加考虑实体经济的波动，及时进行更加精准化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逐步加大，短期工具将利用得更加充分。央行自2016年以来已8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有效应对经济下行时期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值得关注的是，央行于2019年8月改革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标志着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向着更加及时和更加灵活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LPR报价方式结合了政策因素与市场因素，锚定目标从相对固定的基准利率更换为浮动的中期流动性操作便利（MLF），增强了LPR的市场化和灵活性，有利于强化政策利率向市场利率传导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长期以来，民营和小微企业在融资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曾经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措施难以控制资金流向，使得部分资金一方面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无法流向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流向实体经济的资金更多青睐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民营和小微企业更是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在逆周期调节背景下，央行采取了更多定向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民营和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领域。近年来，央行在结构上加大了定向调控、精准滴灌力度。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包括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下调支小再贷款利率、扩大央行担保品范围等措施。

金融监管政策层面的逆周期调节

金融监管政策也处处体现出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导向。央行于2016年初开展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亦即大众熟知的MPA考核。宏观审慎管理的本质就是逆周期性管理，针对信贷繁荣和萧条时期系统性风险的加强和减弱，需要MPA进行相应的逆向操作，同时也需要MPA全方位的监管。该考核体系评估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等七大方面，将评估结果分为三个层次，并以差别准备金利率等进行激励约束。根据形势发展和调控需要，央行需要不断完善MPA。例如，资管新规出台后，对于通过各种措施确实难以消化、需要回表的存量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在MPA考核时，合理调整有关参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支持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回表需求的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又如，为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央行适时调整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适当调整MPA参数设置，将降准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的情况、降准置换MLF支持小微的情况均纳入了MPA考核，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和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

逆周期调节下商业银行发展的新机遇

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出债务周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在旧有驱动因素减弱导致经济增速放缓、金融债务风险积累的情形下，逆周期调节政策开始更加强调对经济结构因素的精准调控。因此，商业银行应当深刻理解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准确把握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意义，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为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寻找新的机遇。

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信贷和投资机会

过去20年，中国凭借要素优势、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齐全的配套设施融入了国际化大分工中，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2017年已达到27%，较2001年增加17个百分点。不过，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核心技术的限制。一方面，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需求萎缩，全球化退坡，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与产业升级，发达工业国家制造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中国压力，导致中国国内企业大规模、系统性地获取外部技术的可能性变小。这样的外部环境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需求侧仍然疲软，而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增加了行业发展压力。综上所述，受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小压力。

在“中国制造2025”之前，国家提出重点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并提出到2020年战略新兴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要达到15%的目标。商业银行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所列重点支持领域，进一步调整信贷支持投向、投量和方式，将信贷资源投入支持先进制造业作为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主攻方向。在这些国家战略重点发展的行业，将存在很多的投贷联动业务空间，值得深入挖掘。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

2018年以来，国家财政加大力度投入以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领域。新基建，最早由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区别于以“铁公基”为主导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偏重于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代表未来转型升级方向的基础设施领域。2019年，广西、山东、安徽、湖南等多个省份密集发布新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涉及规模达数万亿元，其中以新基建为代表的领域得到了重点支持。此外，对于传统的“铁公基”中，加快特高压、高铁等中高端产业建设，补齐传统产业短板，拉动基建投资增长。

5G板块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拉动大量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建设投资。上游的传输设备、基站建设以及下游的终端开发，对于人力、资金等资源投入需求巨大。而以5G为载体的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也将催生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些涉及新基建的热点领域给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带来巨大机会。此外，各地提前下达的专项债中大部分为基建领域注入资金，这对于基建投资的政策支持，意味着未来几年专项债规模存在较大扩张空间，也利好于商业银行债券类业务创造增长机会。总体来看，商业银行在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将大有可为。

高成长性的民营和小微企业蕴藏机遇良多

国家非常重视民营、小微企业的发展，在融资方面一直给予其较大支持，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支持力度会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银行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第一，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加大信贷支持防疫的力度，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继续夯实客户基础，在开展信贷业务同时主动深度挖掘投贷联动、债转股等业务机会。第二，抓住政策窗口期，加大疫情相关企业债券发行绿色通道的机遇，加大债券发行营销力度，为疫情防控作出贡献。第三，积极开展股权投资类业务，寻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标的，特别重点关注疫情防控有关的医疗类企业，并用好上市、并购等手段支持企业做强、做大。

过剩产业和政府平台债务风险化解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2012年开始，我国包括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冶炼等部分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幅长期处于负区间。因此2016—2017年，我国开启去过剩产能的模式，一些落后产能被淘汰，传统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虽然如此，传统行业仍积累了较多的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经营中积累的债务，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是通过借款进行的技术升级，由于市场需求下滑，引发新产能未达到之前预期，从而导致流动性出现问题。因此，一些大型传统企业也出现违约、破产的情况。商业银行应把握机会，积极参与这些行业的债务化解工作，在对企业进行甄别的基础上，采取债转股、资产处置、智力支持等多种措施帮助企业解决债务问题，缓解企业流动性困难。

稳妥科学应用逆周期政策，探索有序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隐性债务显性化，尤其是针对平台企业的非标融资，设计产品将其转回表内或用资本市场产品承接，令风险能够完全显现在市场当中。二是积极推动债转股落地，增加企业债务久期，拉长企业还款周期，缓解企业近期还款压力，如果最终实现转股还能增加企业长期资本。三是加大创新支持力度，针对优质项目可考虑使用永续债权融资或其他权益工具的方式来解决资本金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催生的新行业快速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出台了多项政策来对冲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2月1日，财政部与一行两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提出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金融机构要与实体经济共度难关。商业银行应当发挥好逆周期调节作用，保障防疫项目资金需求与日常金融服务，对疫情相关行业、重点地区加大金融定向支持力度，加强重点领域信贷服务。同时，要着眼于生产建设的恢复，结合实体经济需求，增加金融服务的广度与深度。此外，应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后医疗健康、远程办公等新行业的发展机遇。

逆周期调节下商业银行发展的建议和思考

适应新形势主动对接资本市场，优化经营模式

近年来，受金融强监管影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在2018年出现明显收缩，减少主要来自信托、委托贷款等非标融资，资本市场融资也出现下降。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强化监管以收缩社会融资规模来控制债务增长只是短期手段，从长期来看，债务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提升以股权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为代表的资本金融在社会融资规模的占比，对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实现经济增长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资本金融”角度考察行业的金融主体会越来越多，对新兴行业动态价值的挖掘就会更加充分，也会使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所降低，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克服货币金融的顺周期风险，提高对实体经济服务的适配性。资本金融参与主体增加，对新兴行业发展前景的把握会更为深刻，这种中长期投融资的价值观也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确定未来方向。对比顺周期调节特征明显的货币金融体系，资本金融，特别是一级市场的资本金融投入，能够一定程度上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发挥逆周期调节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商行投行对产业升级转型的支持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引起了全球关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迅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扶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的重大决定。事实证明，有效的股权融资能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可以预见，在经济结构转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股权融资将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作为股权融资的主要提供方，国内资本市场存在制度不够完善、产品不够创新、资金不够活跃等问题，融资难问题较为凸显，使得该产业相关的企业发展受到制约。而且，我国金融市场中债权融资仍处于主导地位，股权融资渠道有限，私募基金发展的规范性有待提高，资管新规后银行理财子公司的股权投资功能弱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压仓石应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商业银行应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大力探索发挥理财子公司、债转股子公司、投行子公司的综合化经营优势，通过股权直投、产业基金、创投基金等形式深度参与到实体项目的管理和运营中，同时主动联合创投（VC）、私募（PE）等机构通过认股期权贷款、私募可转债、直接股权投资等股债结合的方式，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融资难题，支持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等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战略的高科技企业，成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兴力量。

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实现存量资产的流动性转换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市场在联通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方面的作用得以发挥，使利率之间的传导得以畅通，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资产证券化作为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实现存量资产的流动性转换，降低金融风险积聚，并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得到监管层的大力推动。从资产证券化新规发布以来，各大银行、证券公司、社保基金、城商行等机构纷纷参与资产证券化业务，投资者日趋多元化，资产证券化的产品也日渐丰富，包括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ABS）、权益基础设施ABS、应收账款ABS、供应链A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类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多个产品，覆盖电信、交通、电力、房地产、旅游等多个行业，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日渐明显。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应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支持，以多种方式参与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帮助企业盘活存量资产。一是商业银行可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ABS产品的发行，投资符合内部风控要求且现金流充沛的基础资产的优先级份额或次级份额，间接帮助企业获得资金。二是商业银行可借助资金及客户优势，主动承揽、承做、承销全流程运作ABS业务，协调券商、信托、基金等共同发行ABS，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主动发挥重组顾问对财务困境企业的纾解作用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重组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可通过投行工具“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化解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产业结构，在为困难企业纾困、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作用凸显。一是缓解企业融资集中到期之“难”，提前做好大额融资集中到期前的再融资安排。商业银行投行可筛选经营正常、现金流稳定、主营业务突出的企业，主动以重组财务顾问身份介入，帮助客户合理优化债务结构。对于债务集中到期难题，可结合企业融资结构的具体情况，协调债权银行一致行动，对企业存量融资进行置换并调整期限结构，帮助企业有效维持流动性并降低融资成本。二是救企业债务负担沉重之“险”，支持企业降杠杆增效益。对于已经出现风险的大中型企业，商业银行应发挥与企业长期合作、互助互信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企业重组工作。通过向企业提供重组顾问服务，摸清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家底”，找到企业资产效益与负债支出不匹配的“病根”，采用“股权重组+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综合施策、表里兼治的方式，推动其回归主业，剥离低效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提质增效。对于符合债转股条件的企业，还可将“债转股”作为整体重组安排的重要实施手段加以运用，切实帮助企业走出财务困境。

疫情之下，一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能会受到影响，严重的可能会有违约情况产生。面对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商业银行应依据实际情况主动采取上述措施应对企业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问题。

探索发展顾问咨询业务，加强对企业战略转型的指导

在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的时期，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在面临环境挑战的同时，也将面临来自自身条件的制约，如何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实现企业战略转型，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课题。商业银行是金融系统的基础，拥有广泛的客户资源和信息渠道，对行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均有着深刻而专业的理解，商业银行可利用自身信息及专业优势向企业输出顾问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有效管理经营风险，主动谋划战略转型。一是商业银行可利用自身在财务及市场上掌握的信息，为企业量身定制行业发展、财务状况、企业运营等方面的分析报告，助力企业持续健康经营；二是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内部沉淀的历史数据，并结合企业及市场现状，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战略咨询、行业咨询、财务顾问服务；三是商业银行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搭建信息平台，一手对接专业分析机构，一手对接不同行业的企业，经过自身整合分析，为企业提供顾问服务。大力发展商业银行的顾问咨询业务，不仅有利于引导企业价值链和核心功能的运营战略转型，还可帮助企业进一步优化经营管理、实现资本回报和股东价值。

来源：微信号：清华金融评论，https://mp.weixin.qq.com/s/zQ8Xtlst3C95xUgzwm2aOA 发表时间：202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