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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云:多难兴邦——中国共产党化苦难为财富的政治智慧

作者: 龚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发布日期:20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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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艰难磨难多,从全局来讲,1949年到1978年经历的主要磨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王朝更替,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变革的历史,实现新天新地新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中国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全新发展道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山架桥。这对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革命斗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们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但是不可能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曾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把苏联当作自己的老师,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要求“全党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但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实践,认识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缺点和错误,提出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独立探索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中国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只能在实践中探索。

邓小平同志在后来回顾历史时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总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事的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业,探索就是新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失误、曲折、磨难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新中国的探索,是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既遭到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围堵遏制,又受到同一阵营内部的国际力量的掣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的是国际正义的事业,这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发达国家,他们希望的是仰他们鼻息的附属国。因此,全面封锁、战争威胁就成为新中国成立时面对的国际环境。1949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经历的磨难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发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开启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1956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遭遇了很多风险挑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磨难,主要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决裂和边境冲突、抗美援越战争、“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磨难性质和程度都不完全一样,但对新中国发展进程构成严重挑战。从全局来讲,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经历的主要磨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

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10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的一场全局性挑战。本来朝鲜半岛两个政权内部为了实现统一是朝鲜民族自己的内部事务,但由于美国的介入,演变成为一场国际事件。美国不仅派兵武装援助韩国,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还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新中国一方面为了捍卫新生的国家政权,同时也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决定派遣中国志愿军援朝作战。新生的人民政权利用这次机会化危为机,在国内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不仅与朝鲜人民、军队合作,进行艰苦作战和谈判斗争,迫使美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而且巩固了民族独立、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磨难。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落后的中国人民急于摆脱落后面貌,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经济建设将以超常速度推进。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之从中央到地方,少数领导同志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过分相信群众运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58年爆发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经济结构严重被扭曲,加上遭遇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场磨难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长达10年之久的全局性重大曲折,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同先进国家差距拉大。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是从这场巨大民族磨难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49年到1978年经历的磨难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原则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成熟起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忧患意识、底线思维。1949年到1978年经历的磨难启示我们,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重大风险,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我们一定要提防可能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各类“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都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告诉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预判风险,把握风险,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防范风险、化解风险的先手和高招,打好防范风险和抵御风险的准备之战、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迎难而上、奋勇搏击。

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原则。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在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头脑清醒,从实践中总结教训。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后来,毛泽东同志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是一个在实践中摸索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验只能来自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坚决反对教条式预测未来和规定未来社会的具体细节,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条件相结合,必须在实践中寻找最合适的实现方式,不可能一步就建成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接力探索的事业,成功的实践是财富,失败的教训也是财富。毛泽东同志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认识的盲目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对过去的巨大代价的补偿。

历经1949年到1978年的磨难,中国共产党人变苦难为财富,奠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基础

面对磨难,中国共产党人变苦难为财富,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正确认识。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等等。这些正确认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奠定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基础。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中国1949年到1978年的历史,是新时期中国再出发面临的客观基础,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础、物质准备、正反经验、国际环境。不能隔断历史,不能像恩格斯当年所批评的在倒洗澡水时把婴儿也倒掉。“大跃进”这场大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急于求成,犯了急性病,不尊重客观规律,瞎折腾。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曾经讲过,32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张低速度。安排速度总是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能够达到的速度而不去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陈云同志总结从1949年到1978年探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时说:“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美国学者哈特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评价道:“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第二项成就就是使国家经济体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此外,毛泽东通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宣传,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革命中获得了成功,而且在社会革命中也取得了胜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的忠于家庭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忠实于整个国家的观念。”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美国《纽约时报》评价说:“毛泽东青少年时,中国的历史地位正是几乎最低的时候,经济上贫穷不堪,军事上无力自卫,军阀割据,外患频仍。那时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地理名词;今天的中国,经过毛泽东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已成为强国之一,8亿中国人民找到了新的团结和新的力量,使他们成了世界上空前的重要。尼克松总统1972年前往北京访问毛泽东,这肯定地证明了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位湖南农人之子的成就。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https://mp.weixin.qq.com/s/MNijcQ_lQdCvbEJlic35Gw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