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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娜、王慧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

作者: 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慧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布日期: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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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

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推动商品、技术、信息、服务、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当代全球化从根本上突破了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人类交流与互动的障碍被不断克服,珍视和平、反对战争、鼓励创新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将发展作为内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如何将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进步相联系,把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相结合,对内减少社会不平等,对外建设包容型的世界经济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民粹主义盛行、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全球治理遭遇新的挑战。

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已经广泛影响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复合相互依赖态势进一步加强,高低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外的分野日益模糊。[1]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要素增加,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逆全球化呼声日渐高涨,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总体论断。习近平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核心内涵既包含宏观意义上的体系及其成员的变化,也囊括微观层次中领域议题的调整。

体系之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日益迫切。源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序幕,爆发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结构。两次世界大战并未打破“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权力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转移和交接。现今的全球秩序仍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以西方国家占据政治、经济领域的传统优势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位于较高层次,他们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掌握主要话语权。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善于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部分后发国家真正迎来发展的契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相对式微,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化。与全球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秩序表现为滞后性,全球治理的“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愈益扩大,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受阻,构建与全球权力格局相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国家之变。主权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滋生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致使民粹主义在全球盛行。当前经济全球化引发经贸不平衡、经济失衡和分配不公等问题,[2](8)造成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汇聚起来,形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进而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已达到继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民粹主义不仅促使各国政府更加“向内看”,还侵蚀着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基础。[3]民粹主义抬头,突出体现为特朗普当选并奉行“美国第一”以及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美国后,推崇贸易保护主义和频繁退出国际组织,不仅是推卸全球责任的行为,更是对其他国家的不良示范,加剧了大国间、热点地区的冲突,扰乱了全球化秩序,多边体系受到挑战。英国脱欧使全球多边合作治理面临巨大考验,削弱欧盟的全球影响力,给全球治理增加了新的阻力和不确定性。[4]

问题之变。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应对的难度倍增。当前国际社会不仅要解决尚未得到根治的传统政治难题,更要面对由全球化负面效应引发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而且,相较于以军事冲突为代表的高政治问题,此类全球性问题涉及领域更加多元、波及范围日渐广泛、潜在危害性更高,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致使全球风险叠加,导致全球多元议题相互交织。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伊始,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都缺乏有效应急策略,与医疗相关的物资紧缺,全球产业链收缩趋势明显。疫情使得内外需求锐减,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负增长4.9%。[5]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下降6%,OECD国家的失业率升至9.2%。[6]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一些国家国内治理不力,企图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地缘政治竞争随之加剧。例如,印度疫情严重,国内医疗卫生体系落后致使防控不当,为转移国内对莫迪政府的不满,6月中旬,印度一线边防部队跨越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蓄意挑衅,引发两国肢体冲突和人员伤亡。疫情导致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多种风险和难题叠加在一起,不仅使得解决问题的难度不断上升,还加深了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阻碍了彼此合作。

竞争焦点之变。科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一环,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民众更加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地丰富的、最新的信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它们可能先于政府决策形成民意。广泛的民意使得政府及政治精英不得不重视并给予回应。国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可借助互联网直接与民众互动,亦可直接与他国决策者对话,如开展推特外交等。现代科技支撑下的国内外互动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内、国家间的沟通方式,还迫使国家决策者制定内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更多要素。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国家政府对议事日程的控制被削弱了,决策自由受限,国家的控制能力下降;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成本降低,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的掌握信息资源并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与国家分享权力。[7](241)

二、世界之变推促全球治理发生变化

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从国际体系到国家行为、从宏观国际机制到微观问题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治理在全球、地区、国家、国内等多个层级亦发生诸多改变。

第一,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导致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伊朗核协议等,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长此下去恐导致某些治理工作停滞甚至倒退。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构。国家间权力重新分配,现有治理机制难以回应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故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成员的投票份额做了调整,却仍未能改变美国主导决策的现实;世贸组织面临运行效率有待提高、上诉机构停摆等问题,目前改革缺乏实质进展。基于此,新兴发展中国家探索创建更加公正、平等和高效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亚投行是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旨在促进本地区的互联互通,以资金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东亚主要行为体的协力推动下,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以共同市场为基础的自贸网络。这些新型治理机制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共有观念和共识为基础,既讲求运转效率,又兼顾成员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新机制并不寻求与既有机制在理念和规则上发生冲突,而是力求与之形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在制度建设层面促进南北合作。

第二,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8](65),全球治理的能力亦受到质疑,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龙永图指出,区域一体化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区域层面治理发生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全球治理机构重心向地区转移,如安理会维和行动更多授权区域组织;二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在地区范围重新整合,如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分别召开区域合作抗疫特别会议。[9](148)区域治理不同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松散联系,也不同于国内治理的高度同质化,区域内行为体互动的频密程度明显高于全球体系。[9](148)同一区域内,国家间贸易相互依存度高、经贸投资的联系密切,且大多拥有业已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协调机制,为地区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例如,拉美地区的《美墨加协定》(USMCA)、“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之下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以及正在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些地区经济治理机制各有侧重且各具特色,如能在世贸组织(WTO)的既有框架下协调经贸规则与行业标准,这种“地区—全球”的治理思路相对于世贸组织与其成员国逐一协调可能更为有效,还能避免全球治理的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在地区层面协调多样化的成员利益,由地区治理机制将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统一输出为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进而与其他地区治理机制乃至全球层面治理机制通过讨价还价,协力促成更广范围的合作。

第三,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多元主体协作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除主权国家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国家是多个治理主体之一,且全球性问题单靠国家无法解决,故有说法认为,民族国家无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治理。[10](71)甚至出现“民族国家终结论”,提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正被废弃或废止。[11](290)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仅没能在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下得以解决,反而愈加复杂交织。由此,全球治理常被批评低效甚至无效。在全球化大势未变的情况下,“找回国家”的呼声强烈,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凸显出来,各国欲利用国家竞争优势以占据全球化有利地位。[12](38)应对此次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自救措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期望和信任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60%的丹麦民众、42%的瑞典民众、41%的葡萄牙民众认为本国政府“表现良好”。[13]国家借抗疫之机收回更多权力,发展“大政府”;扩展到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国家因掌握医疗资源且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成为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力量。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应对疫情以及由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共同体通过筹集资金、组建专家组等途径发挥协调配合的作用。

第四,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相应改变。具体表现为:一是西方大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着现有多边经贸治理机制。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扭转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以应对其国内经济失衡、贸易逆差的现状。特朗普政府认为WTO和G20等全球多边经济治理机制鲜有成效,有损美国经济利益,倾向于通过单边或双边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导致主要大国间的宏观经济合作受阻。[14]面对此情况,新兴经济体合力探索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维护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二是西方国家国内民粹主义势力壮大,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兴起,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它们因经济利益受损或身份认同问题而反建制、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反对既有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极大地冲击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还使全球治理遭遇挫折;三是互联网技术的推广赋予了民众参与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机会,进而对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投入和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民众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内外各领域信息,迅速形成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民意。一方面,在国内资源紧缺和急需的情况下,考虑到国民需求,国家可能削减对全球治理特定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在对国际机制是否参与及参与程度上,除考虑国家利益外,政府还不得不兼顾民众的偏好和态度。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

“全球治理”概念自提出伊始,就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与全球定位的积极变化,中国尤为重视全球治理,寻求为应对全球风险贡献中国方案。2012年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及“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15]2015年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6],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和参与随着全球形势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被赋予新的意涵。并且,中国的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7]。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意义愈益凸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强调在深度融入全球秩序的同时,更加奋发有为,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富成效的公共产品,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既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要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利益乃至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发展方向、推动体系变革、创新合作模式及理念、有效解决具体问题。

第一,跳出西方传统的“国强必霸”逻辑,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亚洲乃至全球权力转移速度的不断加快,西方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愈益强烈,他们或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只是外交辞令,或断言中美间的关系必将落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18]面对西方国家的质疑,中国用言语和行动予以双重回击,“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19]在出访德国期间,习近平进一步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目标、砥砺奋进的历史、世界发展大势四个角度详细阐述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20],强调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在实践中,中国也长期践行“和平发展”的理念,不断深化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关系;维护联合国的宪章与宗旨,始终强调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坚持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谋利。

第二,改革既有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中国也始终是既有全球秩序的参与者和融入者,但若要更好地完善既有的体系,则必须改革其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因为时代在发展,全球权力格局在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变革集中于“破”和“立”。一方面,中国要破除既有体系中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的不公正要素,以争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为抓手,推动全球化朝向更加平等、普惠的方向发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权和发言权。”[21]经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国际货币组织于2010年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将超过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欧洲国家将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转让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2](119)另一方面,中国也致力于将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贡献给国际社会,并尝试将自身治理理念与经验应用于解决全球问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长期坚持的开发式扶贫、发挥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主导作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模式等治理经验得到国际社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认可,并应用于全球的减贫议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23]

第三,勇于开创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鼓励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24]。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后发国家,中国深知传统的“中心—边缘”模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因而在其具有综合实力,能够对外提供公共产品时,必然会推己及人,改变不平等的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推行全新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国家倡议,以实现与丝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联通、民心相通为主要目标,借“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互利共赢、险责共担”的国际合作新理念。在此理念的引领下,“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在全球实现了与联合国、博鳌亚洲论坛等既有国际机制的对接,还在国家层次实现了彼此发展战略的对接,更在实施层面实现了与沿线企业具体项目的对接,并由此构建了多领域、宽渠道的交流合作平台,为人类探索更好的合作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消减全球治理失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中远海运与希腊企业合作经营比雷埃夫斯港项目以来,比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6倍,全球排名从第93位跃升至第36位,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集装箱码头;中企收购了连续亏损7年的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不到一年时间便使其扭亏为盈,保住了当地5000人的就业岗位;中企承建的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厂为斯方供应超过其全国40%的电力,解决了2000多万人的用电问题;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累计为肯尼亚创造近5万个工作岗位,带动肯尼亚GDP增长约1.5%。[25]

第四,促进全球问题的有效解决,广泛参与多领域的治理进程。当前,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交织,传统的民族国家自利观早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世界大势,中国提出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总体方针。十八大之前,中国虽然已尝试增加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但发挥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在此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受国内政治掣肘对治理全球问题持退却态度时,中国毅然扛过了全球治理的大旗,以应对全球问题为己任。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国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鼓励并推动自由贸易。在全球贫困与发展领域,中国在改善国内贫困状况的同时,坚持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生态环境领域,中国对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对外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单个国家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一些全球性难题关乎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人类命运紧紧相连。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以全人类整体利益为目标,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合作共赢、灵活务实的方向发展。

“共同体”一词虽并非源起于中国,但将它由普通的学术话语转变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则归功于中国。[26](20)它首次出现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中要追溯至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7]2012年,“共同体”逐渐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2013年,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时,第一次将此概念带入国际社会。[28]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渡过理念初创时期,进入丰富和发展阶段。2015年和2016年,习近平陆续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第十一次峰会上详细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2017年,它被写入联合国的正式决议,[29]成为处理全球事务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应对全球问题的顶层治理方案,它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强调以人类的共同发展为核心,将国家的进步同世界的未来相联系,主要内容涵盖以下方面:

第一,实现共同安全,追求持久和平。“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30]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念,主张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以合作促发展和安全,中国愿与各国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安全合作。[31]

第二,坚持合作共赢,达到共同繁荣。在全球化负面效应日益凸显的情势下,中国提出的“发展”不再基于旧有的“中心—边缘”模式,也不再是国际社会中极少数国家的经济繁荣,更不是以邻为壑、你输我赢的丛林经济法则,而是建立在开放共赢基础上的共同繁荣。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力促对话协商。建国以来,中国就始终与霸权主义做斗争;在综合实力增强后,中国也坚决否定西方盛行的“国强必霸”逻辑,坚信各国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都具有平等参与全球事务的权利,也有同等地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中国在实践中进一步践行此种精神,寻求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双赢原则指导国际合作,“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32]

第四,秉持文明互鉴,传承开放包容。各国都有权利根据特殊的国情、民情、社情,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多种文明、不同发展模式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第五,倡导绿色低碳,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当今生态环境问题日渐严峻,人与自然的关系愈益紧张,人类在不断增强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保护环境的意识亦需同步发展。中国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倡导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观。对内发展清洁能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引领全球气候合作,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摒弃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提出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新型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建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33]是因应世界变局的治理新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提出,又以解决现实的全球性风险与培育共同体精神为基本和最终目标,追求“国家”与“全球”的利益融合并在理念上形成共识。立足于中国发展的需要及国际地位的变化,着眼在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不可预测性日渐增强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加剧,部分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持退却态度,多种社会思潮、治理理念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方案为大变局背景下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可能的解决之道。

在坚持独立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主张推进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34]国家既是独立个体,又命运与共。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解决全球问题的最基本前提是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能够得到完全确保。中国针对具体领域所提出的治理理念也进一步弘扬了主权原则。例如,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了“网络主权”的概念,认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和扩展,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坚持尊重网络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35]一方面,只有做到国家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有可能发现合作契机、保持持久合作;另一方面,只有实现共赢才能保证合作的持续开展。2020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36%,3月以来共运送国际合作防疫物资367万件、重2.7万吨;在海运和空运受疫情影响之际,更多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运输,上半年运送货物总量达46.1万标箱,同比增长41%。[36]搭载防疫物资既满足了购买国对医疗资源的急切需求,又使国内生产厂商获取经济收益;运送普通货物,不仅解决了购买国因受疫情影响货物运输难的问题,也使货物生产企业和班列都收获可观效益。

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治理模式创新。全球治理致力于发展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多元治理模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鉴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利用全球化的能力有所不同,就更加不可能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并倡导多种发展道路间的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中国与47国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形成“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37]这其中囊括了不同政治制度、有差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多种发展模式的国家,它们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都期望通过合作合力应对关乎全球经济增长、全人类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审视一个地区的治理程度还是考察全球治理水平,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国家,其国内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都有较大差异,对全球治理的期许及其参与程度均有差别。故新型治理机制不能一味固守对成员的“高标准”,应在设置一致的规则和标准时兼顾成员差异,避免治理机制的僵化,强化制度建设的灵活性,进而创建以“包容性发展”为特征的新型治理模式。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例,中国“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行动中,更为注意结合被援助地区的本土性文化特征和区域卫生发展状况,致力于研究和实施中国经验的‘异地性融合’”。[39](144-145)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构建命运与共的治理网络。然而,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力量上升、国家间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地区尤其是周边打造命运共同体更有现实可能性。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39]例如,中国和湄公河五国共同创立澜湄合作机制,启动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并以此为起点,继续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40]此外,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对周边国家加强了防疫援助,将研制疫苗和特效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给周边国家,探索与周边邻国共建东亚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41](73)这也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地区实践。

“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可率先在分歧小、认同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重要方面高度契合,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是国际社会分歧最少、共识最多并最具号召力的领域,中国在扶贫减灾、全民医保等政策领域的成功经验可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42](24-25)工业化加速发展加剧了全球环境恶化、气候变暖等问题,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提出正是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在经济与环境等相关领域,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动全球治理的长效发展。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新产业促使经济社会低碳转型,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43]全人类的健康亦属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针对疫情全球蔓延而提出的合作倡议。卫生议题的关联性、扩散性和防控紧迫性亟需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治理赤字挑战。[44]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全球共识有助于弥合国家间分歧,助推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新架构,为国际合作的深化及扩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五、结语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治理从理念到机制、从路径到议题都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从强调与国际体系和其他主权国家“和平共处”到“主动融入”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再到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指导下提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它将具有如下发展趋势:

一是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的战略文化内核将得到延续。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独立自主与兼容并包精神一直贯穿中国对外政策的始终,也指导着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策及行动,在可预期的未来,它也将继续保持。一方面,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依旧会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底线,中国绝不会容许任何国家侵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坚持尊重多元文明和多样发展模式。中国凭借“非西方模式”取得了综合国力的长足发展,但它未来不会强制输出自身的发展模式,更加不会强行以单一文明主导世界。

二是对既有全球体系奉行融入与塑造并进的相处方略。1949年以来,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经历了由抵制排斥到主动接近的过程。正如斯图尔特·哈里斯(StuartHarris)指出,中国现今的整体战略环境受到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入影响,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中国带入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全球化的压力使得中国深度融入既有的全球秩序。[45]当前中国对全球秩序积极且深入的融入,在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持退却态度时,中国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而且,中国并非“盲目融入”,它深刻剖析了当前逆全球化态势的爆发根源,即全球化的不均衡特性造成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中国联合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当前的全球化及相应的全球治理体系去粗取精,力图革除其中的不公正与不合理,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形成。

三是将致力于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富成效的公共产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全球主义特性将进一步加强。全球化时期,公共产品的供应范围由国家间向洲际间扩展,公共产品的类别也日益多样化,可大致分为防治疾病传播、解决气候变化、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保持贸易体系开放、促进和平与安全、跨领域议题等。[46]对于多种公共产品,除了保证供给量,还应注重其供应途径。中国致力于创新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包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通过国家间合作联合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等。新时代,中国结合全人类共同利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辅之以“一带一路”倡议加以具体实施。在未来,面对全球风险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它将在既有基础上加深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参与度,“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参考文献略)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