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网络毫无疑问是当前全球化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的推动力。与此同时，关于不平等加剧的焦虑和批评也贯穿全球化进程，而全球价值链中权力与财富分配状况成为这一关切的焦点。当“不平等”遇到“全球价值链”后，整个问题变得空前复杂。不平等本身是一个高维概念，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国际国内各个层次进行考察。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网络，也是一个流动型网络（flow network），要求对不平等问题的考察兼顾个体与结构、固态与变化。关于不平等的维度，笔者在此仅聚焦于财富和权力分配，并主要集中于国家之间分配情况。其他维度和层次上的不平等问题笔者暂不讨论。针对全球价值链，笔者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视野、概念和方法，在全球网络结构中讨论不平等问题。
全球价值链又被称作全球产业链，是生产活动在功能和地域两个方面的片段化（fragmentation）。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经常和“全球产业链”“全球供给链”等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但全球价值链概念的独特性在于它透过可直接观察的“产业”或“供给”联系来考察不可直接观察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过程和结果，结合价值增长和流动来理解当前的全球生产分工。价值创造是效率问题，而价值分配（价值捕获）则是关乎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当代契机，也有实证证据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深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但不平等是相对问题（社会性），不是绝对问题（经济性）。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及其主导企业或者产业如何相对盘剥发展中国家劳工的问题，前者设计、选择、建立、控制和调整全球价值链，后者身处逐底竞争的无可奈何境地。很多发展中国家怀抱着对技术转移和产业链升级的期待参与全球价值链，但随着发达国家在全球推行保护知识产权规范，为它们的主导企业获取和扩大垄断租金（rents of monopoly）提供保障，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期待几乎落空。目前主流的观点是，全球价值链扩展和加深的过程也是财富权力分配不断集中的过程。
不平等问题争议的核心其实是测量问题——如果无法令人信服地得知不平等的水平和动态变化，则不平等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等进一步的话题皆无从谈起。众所周知，即使在纯经济（收入）不平等维度，这一测量任务也十分艰巨且富有争议。例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创新性地使用税收而不是民调数据来测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的不平等，让他的《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但同时也收获同样多的质疑。从学术角度来看，皮凯蒂的最大贡献正是在于掀起了一场壮丽的“测量竞争”，让更多研究者加入到这场推动关于国内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与研究的盛大学术竞技中。这场竞赛产生了不同数据和方法，得到了关于不平等幅度和增长速度的不同结果，丰富和精确了我们对不平等问题的理解。
笔者及其研究团队进行了关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财富与权力分配的测量研究。这里的权力是基于财富的权力，而财富专指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同时，我们将权力置于结构中进行定义，而避免传统上在微观层次将权力理解为国家的个体特征。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曾提出结构性权力概念，主要是指在组织结构中所处位置带来的影响力，它的重要性在于对结果的影响和控制。这个概念值得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而目前方兴未艾的新结构主义国际关系学理论正是围绕结构性权力展开的。但在不平等主题的讨论下我们先暂时不对结构性权力进行过多的辨析。重点是，斯特兰奇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强调结构性权力是无法测量的，只能从历史角度去理解和感受。但当时的她难以预见到当今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发展的突飞猛进。今天的新结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正是通过对结构特征以及行为体在结构特征当中的位置的占有，来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力。社会网络分析之所以适用于对全球价值链中财富和权力的测量，还因为全球价值链这个概念不是指一条一条生产的平行链条，而是相互交错的很多生产链条，它们之间进行交错、互联（inter-connected）形成了复杂网络。在现有文献中，映射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可以用中间品贸易来表达全球产业链或者全球价值链，也可以追踪一个特定的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过程（比如对苹果公司产品的追踪）。如何映射全球价值链网络取决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在不平等问题上，我们的核心关切是权力与财富的“收益”如何在整个网络中的国家之间进行分配。这样，我们从“收益”角度来进行全球价值链的映射工作，具体方法是使用跨国投入产出表。跨国投入产出表非常复杂，本身就是复杂网络的一种表达方式，只不过是以表格形式来呈现。在跨国投入产出表中，每一行将每个国家产业的总产出分解为最终消费和中间品，而每一列将总产出分解为中间品投入和附加值。因此，列是生产的视角，而行是使用的视角。基于考察问题的需要，我们聚焦于跨国投入产出表的附加值矩阵，采取基于库普曼等人的附加值溯源分解法（简称KWW方法）。我们所使用方法的实质就是用尼昂惕夫分解法（Leontief Decomposition）对跨国投入产出表中的附加值矩阵进行分解，得到每个国家—行业出口中的附加值的最终来源地。KWW方法本质上是为了更精确地研究国际贸易，我们在此借用KWW方法来观察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
我们把这个方法用在UNTCAD所提供的跨国投入产出表上，包含188个国家从1900—2015年的数据。根据这些国家出口中的附加值来源，以及两个国家之间的附加值的来源建立国家间附加值输入和输出网络。限于篇幅，笔者在此略过关于网络分析的具体方法、数据和图表，而将与不平等问题有关的主要研究发现进行分享。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和KWW方法构建的附加值输入输出全球网络的密度非常大，而且逐年升高，体现了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而且，从网络结构特征上，我们也发现全球化和地区化这两个一直共存、并行不悖的趋势。那么，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权力结构的分配如何？我们用网络中心度测量国家在结构中的重要程度作为它们的结构性权力，并对结构性权力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变化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全球价值链中结构性权力在国家之间的分配的不平等性非常之高，年均的基尼系数在0.75以上，也就是绝大部分权力集中在非常少的一些国家手中。
从不平等的时间变化来看，从1990—2015年，我们并没有看到不平等的明显加剧，这跟现有的感性认知不太一样。现有定性讨论的文献基本都认为不平等在持续极端化，并强调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具有不平等自我加强的机制和逻辑。但至少基于我们这个数据和分析方法，我们并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逻辑；相反，作为买方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在这26年来的波动相对较大，但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的结构性权力分布在整体上呈现平稳的趋势。
沿用皮凯蒂对不平等的阶层考察方法，我们将处于权力不同层级的国家群体所拥有的以附加值捕获所反映出的结构性权力加以分层考察。首先，处于权力底层的国家，即结构性权力排名后5%、后25%和后50%的国家群体，在1900—2015年均处于断崖式下降之中，其中虽有短暂而小幅度的回升，但总体上都是一路下行。从获得权力的水平上来看，后50%的国家（即构成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一半国家），它们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只占到这个系统总权力的不到5%。
那么，是不是在最顶层的国家以底层国家为代价在不断扩张其权力和财富呢？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处于结构性权力排名前1%、5%和10%国家拥有的权力在整体上也呈下降趋势。这一发现也与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与不平等问题的判断相悖。处于权力最顶端的前1%国家只有两个，大部分时候是德国和美国，且德国长期以来位列第一。2014年及之后，中国代替了德国，在附加值供给国影响力上处于第二名的位置。尽管中国一直保持着较快的结构权力上升势头，但顶层国家的整体权力依然在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权力下降较快。虽然下降较快，但从拥有权力的绝对水平来看，前10%的国家仍占据了整个网络中65%以上的影响力。
我们看到后50%国家的权力在下降，而前10%国家的权力也在下降，不难想见处于前10%—50%的国家整体上经历了结构性权力的增长。而实证观察的结果也正是如此。这个国家群体的结构性权力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前10%—25%的国家在1900—2000年是主要权力增长群体，而前25%—50%的国家在2000年之后结构性权力得到最突出的增长。这些发现印证了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现实，顶层国家并非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财富和权力的收割机。我们看到所谓的中上层国家是全球价值链发展在相对财富和权力方面的最大赢家。
除了从“阶层”角度审视不平等外，我们还可以从地域角度考察全球价值链中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分析结果来看，西欧和北美是占有最大结构性权力的两个地区，东亚国家位居第三。而整个非洲地区处于全球价值链权力或者影响力底层。
此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国家是否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而改善在其中的权力地位？或者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越参与越被剥削，但由于别无选择只能逐底竞争？我们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和价值链参与程度之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相关分析，发现这两者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关系：（1）只有极少数国家或地区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其影响力成负相关关系，但它们并非是文献指向的最欠发达地区，而是日本和台湾地区；（2）对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150多个）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我们不能认为参与和影响力之间有关联；（3）共有28个国家越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其结构性权力越是增大。在这些国家中，德国和中国的结构影响力随着参与程度的增长在幅度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以上所述的关于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之间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财富（附加值）分配的不平等状态和趋势的发现，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也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全球价值链是一个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上相当不平等的网络，附加值创造和获得都集中在极少数国家，相应的结构性权力也高度不平等，一半以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方面微不足道。这种高度不平等也体现在地区不平等上，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我们也看到，全球价值链由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两个同时进行的进程所推动，因此地区间的不平等究竟是通过全球化还是地区化能够得到缓解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察。
第二，从全球价值链中权力与财富不平等的动态趋势来看，全球价值链系统并没有像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具有不平等持续极端化的倾向。我们看到，处于顶端的国家并没有能够成功利用他们的中心度优势继续加强这种不平等，权力阶梯的上升渠道似乎并没有完全封锁，结构僵化和阶层固化现象并不明显。
第三，不平等问题最终是底层问题，后50%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影响力的持续下降，是严肃和严重的问题。换言之，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平等问题，不是当前要求分权和平等的声音最大的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似乎缺乏其自己声音的欠发达国家的问题。这些国家如何调整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价值分配来争取其影响力，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四，为什么权力顶层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运用它们已有的权力地位来巩固和扩大其权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对结构性权力的绝对垄断呢？例如，在我们的分析结果中，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一路下行，从幅度上看是降幅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之一。而中国在我们数据的最初几年里并没有进入到前10%，但结构性权力增幅长期居于世界之首。在21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和美国政策界就在提出美国当务之急是要保持美国在全球重要经济技术网络当中的中心位置。但是，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在全球价值链网络这样最为重要的网络之一中，美国没有能够挽救权力下降的颓势，也没有能够成功遏制住它视为竞争者的中国的权力地位的上升？这是因为结构性权力向行动性权力转化中的障碍难以克服，或者是对结构性权力消长的认知不足以致于国家会错失良机来挽回颓势？
最后一个供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给全球价值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构性影响及其对不平等问题的含义。当前疫情仍在肆虐，在系统证据之上讨论这些问题为时尚早，我们只能进行一些前瞻性的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对价值链安全的深切担忧，一部分来自对全球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对远距离运输安全等的切实威胁，另一部分来自疫情凸显意识形态因素，很多国家强调供给链安全需要确保关键的产业链环节掌握在“可靠”伙伴国的手里。这些都指向全球价值链的一种可能转变，那就是价值链网络的设计将会从单一追求效率转变为追求韧性和稳定性而牺牲一部分效率。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会以缩短价值链的物理距离（加强区域化）和因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进行链条的重组。区域化加强这种可能将直接影响到不平等问题，会进一步让欠发达国家的议价能力降低，逐底竞争可能加剧，它们的附加值的捕获和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力将会同时下降，进一步恶化其增长政策和福利政策不可兼得的困难局面。
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1年第一辑 总第九辑 发表时间：2021年5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