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ICT技术发展，数据和信息在城市中无处不在。复杂的城市网络，包括信息、能源、交通、医疗、教育、消费等要素网络，促使城市向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变。相应地，数字城市与未来城市的讨论与实践愈加热烈，并延展至社区空间与组织层面的人本尺度。国家与上海的“十四五”规划，均对数字社区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打造数字化应用场景、提升数字社区治理能力、数字赋能社区创建幸福家园等专项内容。
同济大学近日组织了一次以“数字未来社区”为主题的论坛。通过研讨数字赋能未来社区，从不同层面解读未来社区的发展。同时站在多学科视角，思考教育和实践，进一步明确未来教学、实践与科研方向。这些不同学科教师的想法，可以给城市社区管理者、从业者和学习人员以很好的启示。
对数字城市和社区的认识
杨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区，近几年在上海、成都等特大城市也参与了一些社区更新和品质提升的实践。“数字社区”是社区研究的新课题，对此我有三点认识。
第一，在当前城市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如何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进行配置一直是规划学科关心的问题，数字技术无疑可以提升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第二，数字社区可以帮助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更方便地享受医疗，教育、文化、公交出行等公共服务。第三，数字技术可大大提升社区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目前上海黄浦区、浦东新区等社区已经在老年人看护、垃圾分类和社区安防等方面打造了不少智慧场景的应用。可以预想，未来会有更多居民体验到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刘骝（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主要关注数字孪生和各种城市问题的研究。通信和计算机等技术领域较为关注物联网设施、城市基础数据的采集和处理等，重视研究新技术的发展潜力。而站在规划角度，更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应用新技术。以大数据位置研究为例，计算机等领域着重考虑位置的准确性研究；而城市规划则更注重相关性研究，拿到数据后，更多是考虑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支持规划决策。
数字社区体现了规划与科技的结合，并给公众提供交流交互的数字化平台，例如面向现实场景的VR和AR等。通过交互技术可让居民进行便利的互动，从而辅助社区规划。这种交流互动的成果，或能有效地促进社区发展。
翟宇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城市公园、游憩与健康。从景观学的角度认识数字社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描述层面，用数字去描述物质空间及空间对行为与感知的影响，如对城市开放空间中的行为和心情的相关定量研究，基于微博数据的情绪分析等；第二，学科发展层面，数字化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评价设计及设计的影响；第三，关于实践，数字技术已大量应用于城市开放空间，例如，可测量使用者生理指标与运动量的智慧公园，这些技术为传统规划设计带来了新方向。
但是，对数字社区的发展也存在担忧，怎样认识未来脱离物质关系的虚拟社区，或完全基于数字化的社区，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晏龙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更关注技术的影响，揭示技术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首先，数字社区是政府自上而下推进，是为了经济发展所做的新的推动。借用MIT Carlo Ratti教授的话：“不应去预测未来，应该去创造未来。”同样，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应以问题为导向，投入实践，实现自身擅长的场景设计。
赵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社区发展和社区规划。我认为数字是手段，而智慧是通过技术手段达成的目标。现在数字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存在差异，数字发展快于人的发展，以至于数字技术无法切实服务到人。比如：数字化管理的平台都是技术人员，对城市运行理解不够，不能很好地应对规划相关问题，数据采集后怎样用于治理？如何服务到不会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社区的温度和数字以及智能化之间存在差距。因此，研究技术推进时，人机互动环境应建设得更友好，让技术服务于人、服务于社会。
此外，还要注意可持续能源系统的重要性，如李京生教授提到过，技术和数据需要能源支撑。为了维持运转，我们应关注整个能源系统的可持续。
邵钰涵（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系副教授）：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视觉景观的评估。数字未来，首先是一种从决策者到社区学习者的身份转化，我们要做“大脑”，就必须进行数据的学习，知道需要哪些数据，怎样用，如何决策。这要求我们多与数据方交流。他们的诉求和我们不同。
以景观为主导的城市设计，讨论城市更新问题时，要从土地中梳理出留白空间，加强对绿地的管控。城市中对绿地更新系统的建成，除了空间设计和场所营造以外，还要考虑景观更新设计是一种持续性的策略。在我的理解中，景观不同于建筑和规划，是嵌于两者之间的衔接，需要关注到留白，不能全部开发，应权衡自然和公共的关系，在自然主导和公共主导之间把握一个度。
沈尧（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目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模型以及空间分析。在英文中，数字的（digital）和数字化（digitized）不同，前者存在可见的主体，后者孪生于虚拟空间。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我们的重点。
各种技术改变了传统社区的结构及其定义。社区不再是单纯的空间概念，而是社会的空间投影。比如，行为大数据可能会帮我们重新界定什么是社区，而社区的边界、大小和结构都会被技术重构。比如，我们可以将社区边界理解为本地人与非本地人社交模式转换的地区，用空间分析手段勾勒的不同人群画像，并识别他们的互动模式与空间投影，可能会挑战传统社区单纯依赖于物理空间的界定。因此，社区的空间边界也许不再一成不变，不同时期，不同人群构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出行行为模式等，会不断更新我们对社区的理解。
当前的数字社区，更多是基于被动感知系统，缺少主动感知系统。未来新的数字社区形态应该会更多介入主动感知，例如一些传感器或用户APP的使用。同时，隐私计算将成为主流，尽量少用原始个体数据，通过智能手机将城市计算在个人终端完成一次封装，来保证个体用户隐私数据不被泄露，却又获得群体算力。这将使得数字社区能更快速响应瞬时需求。当中，政府也许不再总是主导，而是参与者之一——或许不存在主导方，而是各方通过各种社区交互的协议共同参与治理和建设中。
数字社区需要多学科参与，而并非一个学科的义务或专长。此外，数字社区也会影响传统的规划设计，改变传统的空间设计语境，比如，非空间的超链接会使得空间设计的叙事性重构。面对新的对象和新的叙事结构，原先较为静态、低频的规划设计会转向新的、数字化的、动态高频的规划设计。
刘洋（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讲师）：我近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增强的城市决策支持系统。我认为当前智慧城市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方法和与之配套的工具，来创造一个高性能的城市系统，以应对人口增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公共健康等多方面挑战。当今的城市基础设施设计和城市规划设计决策过程，却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这些决定着城市发展命运的决策形成过程，缺乏数据和实证支撑，而这些数据和实证是预测城市性能和复杂的人的活动的关键。当前的“数字城市”和“智慧社区”物联网技术关注对现有系统的优化，而非足以应对上述挑战的颠覆性的新策略。我所参与的Cityscope城市视景平台就提供了在新策略新工具方向的探索。
刘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智慧社区分实验中心负责人 城市规划系助理教授）：我主要致力于智能可持续的建成环境研究与设计。数字社区的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西海岸出现到现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合、从ICT基础设施实施到社区全维度管理的发展与演变。提升网络基础设施赋能社区效率，创造高品质生活、生态环境、创新机制，发挥以个人与组织联动的优势是数字社区的全维目标。就目前看，线下空间的重要性不会马上消失，人们仍对活动、交往有需求。公共活动空间会凸显更多元的线上、线下融合的使用价值。
尽管数字化为社区赋能方便居民生活，但数字化对社区的影响不总是正面的，有时它严重压缩了人的亲子、家庭、社交的时间与空间。数字社区核心不在于信息技术应用本身，而在于技术成为方法来提升社区经济与社会活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来源：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38126 发表时间：2021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