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正在席卷全球，各国都已正确认识到需要采取重大举措来“拉平曲线”（flatten the curve），即通过降低传染速度以避免为医疗卫生系统施加过重负荷，从而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然而，这些极为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却引发了全球经济的混乱。“社交隔离”（social distancing）让企业承受了突如其来的生存压力，造成全球资本市场空前动荡，并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衰退甚至更糟结果的普遍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预测此次的经济和金融困境将与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当，并可能逼近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的水平。各国的央行和财政部门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许多政策措辞含糊且难以实施，未能受到投资者们的认可。

为制定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冠衰退”（coronavirus recession）的正确政策，必须从正确判断疫情会造成何种经济冲击入手，那就是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迎来一次广泛且深度的萎缩。而应对这一冲击的最佳方式是采取彼此关联的三步式举措：对可以遏制新冠疫情传播的行动进行投资、为因消费需求缩减而遭受打击的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一场金融危机。三步式举措方案的花费会是多少呢？如果能够在美国迅速推行，那么这一方案的总成本可能在1万亿至2万亿美元之间，且将主要由联邦政府以增加债务的形式承担。若无法推行充分融合且具有进取心的应对措施，那么即将出现的经济衰退或许最终会以“新冠衰退”的名字被记入史册。

超越衰退？

纵观历史，经济衰退通常发生在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低于总供应能力的时候。需求短缺导致工厂产能闲置和工人失业，反过来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压力。

在广泛采用的标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需求被分为四大类：消费需求（来自于个人和家庭）、投资需求（来自企业）、政府需求，以及净出口。大多数的经济衰退是由投资需求下降所致，通常发生于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时。

即将到来的新冠衰退将不同寻常，因为它将由家庭需求直线下降引发。无论是建议人们限制社交聚会的规模，或是由军方保障的封锁，社交隔离限制了人们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导致消费需求急剧下降，进而抑制了总需求，使经济陷入混乱。

以中国为例。新冠病毒2019年年底在中国出现。2020年1月和2月，中国有数亿人受到出行限制的影响，致使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汽车销量下降近80%。根据分析师目前的预测，今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年化）将萎缩10%甚至更高。

疫情对美国消费需求将造成至少同等程度的打击。美国2019年GDP为21.43万亿美元，其中家庭消费占14.56万亿美元（68%）。为实现“拉平曲线”的目标，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敦促（一些州甚至直接命令）民众停止消费行为：停止去餐厅、停止乘坐飞机、停止去影院、停止去剧院。2019年，美国餐饮服务和住宿业（1.02万亿美元）、娱乐服务业（5870亿美元）和交通服务业（4780亿美元）的规模总计2.09万亿美元，约占所有消费的1/7，占GDP近10%。如今，这些数字虽然不会全部下降为零，但是降幅十分可观，其连锁反应也将波及至更多领域。

美国有记录以来GDP最大幅度的季度收缩是2008年第四季度的8.4%（年化），而如果新冠疫情最终持续时间达到3个月，对家庭消费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使GDP再次出现同等幅度的萎缩，而对总需求的冲击幅度可能更大。正如我们从中国过去几个月的情况中所看到的，消费者可能会减少在其他领域的支出，比如汽车和其他高价耐用品。2019年，消费者在汽车及零部件（5310亿美元）和家具及耐用家用设备（4180亿美元）的支出总计近1万亿美元。

企业可能通过减少投资来应对消费需求的大幅下降。许多企业因疫情不得不进行的裁员将进一步加剧对总需求的冲击。截至2020年2月，仅餐饮服务和住宿行业就提供了近1440万个工作岗位（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11.1%），另外有50万人受雇于航空运输业；250万人受雇于艺术及娱乐行业；零售贸易行业雇员更是有1570万人。近期已涌现出一波又一波的停工、工作时间削减和裁员浪潮。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失业率达到10%的高位，而在此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中，这一数字很可能会更高。劳动力市场所承担的这些压力更可能影响那些本就最脆弱的群体，即那些没有足够财富去抵御经济下行周期的人。

若不采取积极的政策应对，新冠疫情所致的经济衰退或许会比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衰退更为严重。如果社交隔离对经济的冲击最终引发金融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可堪比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29年至1933年间萎缩了30%，失业率最高升至20%。换言之，若无应对计划，新冠衰退很容易变成一场大萧条。

战时精神

为避免这种结果出现，美国应采取相互关联的三步式举措。首先，联邦政府应集中所有的道德和法律权力来支持医疗卫生系统，并缩短实行社交隔离的时间。对人口流动性的严格限制持续越久，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就越大，对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会越大。美国消费的下降折合成年率为2万亿至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个工作日损失约100亿美元。

因此，美国政府应投资于：生产更多的检测试剂盒、提供更多的医院床位，以及购买更多呼吸机、防护服和其他医疗设备，同时应投资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应从私营部门、联邦机构、各州和各地方召集起所有能够领导这些行动的人，统一的协调、提供资金支持和个人激励。特朗普政府还应援引《国防生产法案》（Defense Production Act）来放松反垄断考量、允许企业合作，以快速使医疗设备和疫苗的产量最大化。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消除一切相关的贸易壁垒，使国外生产的医疗设备能够尽快且尽可能便宜地抵达美国。

这段时间美国需要那种在二战期间为击败轴心国而增加物资生产的努力和精神。实际上，联邦政府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和转移支付，至少应该参考二战时的的标准。若处理得当，在遏制病毒传播和疫苗研发上的的数百亿美元投资将增强美国的科学知识储备，并在未来提高私营部门的生产力。

除了限制社交隔离等干预措施的持续时间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害以外，这些投资还将有助于恢复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众对于公民领袖的信心逐渐减弱，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愈发认为，政府无法在应对公共问题时避免贪污和腐败。因此，联邦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所做出的大规模的、显著的、成功的努力将有助于重建信任。

坚实后盾

一旦疫情得到控制，那么社交隔离等干预措施就不再需要。美国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对因家庭需求骤降而受损的企业提供支持，包括餐馆和酒吧、体育团队、航空公司和许多收入来源因疫情而崩溃而无法支付工资、货款和房租的其他企业。如果没有一种机制可分摊“拉平曲线”所需的成本，那么社交隔离等措施所造成的负担将由这些企业独自承担。

为弥补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影响，联邦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大额的转移支付（前提是这些企业要维持危机前的薪资水平），应通过增加财政赤字为这些转移支付提供资金，即现阶段加大举债，之后再用税收偿还。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财政支持构想，呼吁政府充当“最后的买家”（buyer of last resort）。此类财政支持不应包括贷款，因为无论贷款的条款有多么慷慨，任何美联储或其他来源的贷款最终都需要偿还，也就是说所失去的商业收入将永远无法得到弥补。而财政转移支付不需要偿还。

此类支持计划也不应被视为“救助”（bailout），因为救助的言下之意是：对本可以通过更为谨慎处理来避免的错误埋单。数百万的美国企业不可能合理地预见到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给行业带来的冲击，也无法预见到公共卫生政策的应对措施会大幅削减它们的收入。我们认为，目前转移支付的措施不太可能会让企业在未来的大流行病期间用不负责任的行为来换取政府支持。

同时，将转移支付对象定为企业，会比直接将其提供给低收入和失业人员及其家庭来得更为有效，因为这会从源头上防止企业裁员，并防止因非自愿离职而带来的经济混乱和个人危机。已经被解雇的人员将继续享受失业保险福利，而接受了政府转移支付的企业则会重新雇佣当初被解雇的人员。若没有遭受这次历史性冲击，或许有数百万的企业都能够持续正常的运营，而这样的转移支付方案则会防止对这些企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这样的一项计划必将面对行政管理能力上的挑战。政府必须明确哪些行业因新冠疫情受到了严重损害，以确定计划的支持对象。最简单的方式或许是从最显著的案例着手，比如政府强制关停的那些经济部门。接着，政府有关部门需决定对这些部门的收入损失进行多大程度的弥补。为了最大程度地分担风险，我们建议应弥补100%的收入损失，也就是说政府将吸收此次危机的所有损失。最后，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转移支付：从撰写草案到正式讨论，再到最终通过立法都是需要时间，而受益企业或许是数以百万计的，因此相关的联邦机构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资金的转移。我们期望快速逼近的新冠衰退，能够引起美国领导人史无前例的关注。

目前这一方案最大的障碍就是成本。不幸的是，此次方案所需的资金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会在实质上给美国财政的未来蒙上阴影。最终的花费将取决于“拉平曲线”所需的时间，即取决于政府在遏制病毒传播一事上所做出的初期努力是否会取得成功。假设需要用为期6个月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来“拉平曲线”，那么根据上述分析，消费需求将受到1万亿至2万亿美元的冲击——这都将通过政府向企业提供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弥补。

这笔额外的联邦开支将出现在美国政府本已负债累累的时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发布的报告称，2019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9840亿美元，2020年的预期财政赤字为1.02万亿美元。而为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可能会使这一赤字水平扩大一至两倍。

我们并不清楚这一级别的联邦借款增加会对美国利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承认美国的财政前景已足以令人警醒，而鉴于美国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的不断上升，国家债务的持续攀升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即便做出另一种选择也不能维持稳定的财政赤字，赤字水平也会因企业倒闭和税收收入锐减而不断提升。

美国在过去的危机时期，包括二战期间，都一直依赖于财政赤字维持开支。美国政府也没有强迫那些在战争期间的纳税者承担全部因战争而增加的开支，而是发行了规模创记录的国债，并在之后多年逐步偿还。美国的联邦财政赤字GDP占比从1940年的3%左右上升到了1943年的27.5%，而美国联邦债务总额GDP占比在1941年到1946年从44.5%上升到了惊人的119.1%。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财政盈余（或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足够低的财政赤字）使这些数字得以下降。就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由当时的美国政府与美国人的子孙后代共同承担。面对新冠疫情，美国政府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案。

警觉的银行家

面对潜伏在不远处的新冠衰退，美国应首先采取的两项措施主要涉及财政政策，即国会和总统的职责范围。第三项措施主要涉及美联储和那些管理资本市场的行政部门（如美国财政部）。第三项措施属于指令性措施，且具有进取性：保持警惕、保持创新——尤指提供必要的借贷新机制——以使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损害不会波及金融市场并引发新的危机。

历史上出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如2008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和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许多都是由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引发的，进而扩散至企业和家庭部门。如上所述，新冠疫情所致的经济损失并不是由资本市场引起的，而是由普通大众所引起的（因为消费者无法进行正常的消费）。而企业若无法偿还债务，那么消费需求的崩溃就可能会损害资本市场。我们很难预测市场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但它们的基本功能——将储蓄与投资机会对接并进行风险管理——可能会受到损害。而且，我们很难预测若银行被迫吸收数百万企业和数千万人同时出现的还款困难（或直接违约）的影响后将会出现的情形。

最近几周，美国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多个领域已出现压力。例如，尽管美联储大幅降低了利率，但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不降反升，这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正好相反。央行和其他监管机构需保持警惕、保持创新，以使美国资本市场的定价和交易尽可能的稳定（即使是在数百万企业难以甚至无法偿还债务、市场压力不断增强时也是如此）。包括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在内的多国央行已采取行动，通过大幅降息和宣布新的债券购买计划来缓解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损害。但由于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市场，因此各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也已倾其全力。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遏制病毒传播，并为企业提供支持。政府和国会在第一和第二项举措中取得越大的成功，美联储和其他监管机构在第三项举措中需完成的工作就会越少。

时不我待

新冠疫情不一定就意味着历史性的经济损失，只是我们能够通过行动来防止一场严重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萧条的时机正迅速从我们的指间溜走。经济所遭受的损害已开始显现于一些领先指标（如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升）和前瞻性指标（如预示着企业收益将下降的股价下跌）中。日历往下每翻一页，企业损失就会增加数十亿美元。从危机开始至今，已有数万亿美元从人们的退休账户中消失，各国领导人们现在是时候做出回应了。

来源：美国《外交事务》 发表时间：202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