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和增长动力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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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演化,海外经济常态化节奏受疫情影响延迟但趋势难改,美国引领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复苏但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进入紧缩周期,增大我国经济金融调整压力。从国内看,在疫情扰动、就业不足、债务压力增大等影响下居民消费有限恢复,房地产业转型将对相关领域投资带来较大下行压力,出口增长将随海外供应链逐步修复、供应链本地化结构调整等变化见顶回落。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准确分析把握国内外形势重要变化,抓住上半年窗口期靠前发力,坚持在“先立后破”原则下依靠深化改革激活发展动力,有效破解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1年我国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三季度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一系列重要变化,并将在2022年进一步发展演化。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准确分析、积极应对国内外重大变化,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一、2022年外部经济环境的三大变化

(一)海外经济常态化节奏受疫情影响延迟,但经济常态化趋势难改

2022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走向依然是一个重要环境变量。“德尔塔”变异毒株在2021年大范围传播,使新冠病毒的传播系数(即R0)从2.6大幅上升至8以上,导致实现病毒“群体免疫”所需要的疫苗接种率从65%左右上升至90%以上,难度大大增加。近期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则使全球防疫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总体看,2022年病毒虽然仍将继续变异,但病毒变异将遵从传播率上升、致死率下降的演化方向。如果新冠肺炎死亡率不再出现明显反弹,病毒变异威胁则相对可控,全球疫情风险将逐步下降,海外经济特别是疫苗充足的经济体将迈向常态化,加强针和特效药的推广有望助推这一进程。

(二)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复苏,但对我国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

2022年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将继续分化,美国在服务消费恢复、房地产需求高景气、基建投资计划启动实施等支撑下,仍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领头羊”。欧元区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守、能源供给扰动等影响,多数新兴经济体受防疫能力较低特别是疫苗接种落后影响,经济增长都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疫情前趋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10月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将增长5.2%,欧元区将增长4.3%,发达经济体整体将增长4.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5.1%。

美国经济虽然有望较快增长,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一是因为美国服务消费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拉动远不及美国商品消费。疫情蔓延以来,美国的商品需求在财政货币化等高强度政策刺激下快速增长,导致美国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商品出口国形成了出口拉动。但依靠刺激政策推动的商品需求难以持续,美国商品消费从2021年二季度起已开始回落,2022年美国国内需求将进一步转向服务消费。二是因为美国库存总量已基本恢复。从以往看,美国商品进口与商品库存高度相关,当库存较低、补库存需求较强时,美国进口就会较强。疫情以来,美国零售库存大幅下降,衍生出强烈的进口需求,而目前美国库存总额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特别是制造商和批发商库存不低。零售商库存不足主要与供应链物流阻断有关,未来随着供应链问题逐渐缓解,零售库存将得到补充。

(三)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将进入紧缩周期,增大我国经济金融调整压力

2021年,由于就业市场恢复较慢、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美联储在美国经济明显转好的情况下没有大幅调整货币政策,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增大,9月份美国商品消费通胀创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最高水平。美国货币政策2021年的慢调整,将迫使其在2022年必须要加快调整。美国联邦基金期货隐含的加息预期从2021年10月开始不断升温,11月市场预期一年内美联储将至少加息2次。12月15日美联储会议决定将减码宽松的速度提升一倍,每月购债减少从150亿美元调整为300亿美元,点阵图显示2022年美联储将加息三次。除美国外,市场近期对主要发达国家在2022年的加息预期也都有所提前。随着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中美利差将会缩窄,人民币汇率将承受贬值压力,我国资本市场将伴随出现波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资本外流甚至金融动荡。

此外,过去两年在“中稳美松”的流动性格局下,全球资本特别是美国的跨境资本可以通过“做多”中国资产获得丰厚收益,美国资本逐利诉求与美国遏制我国的政治诉求难以统一,美国针对我国的金融打击等措施暂未落地。随着美国进入货币紧缩周期,我国资产价格面临下跌压力,美国资本与政治的诉求将会统一,中美金融“脱钩”等挑战可能将随之出现。

二、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预计变化

(一)国内消费有限恢复

2020年以来,受疫情反复、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等影响,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剔除季节因素后消费增速始终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趋势。2022年,国内消费增长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一是疫情损伤居民资产负债表,2020年我国家庭部门的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138%,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较大的偿债压力将明显制约居民消费增长。二是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等结构性因素将制约居民消费倾向提高。1962年至1972年出生人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潮”,2022年将开始陆续达到退休年龄。疫情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持续慢于收入平均数增速,表明中低收入群体受到疫情影响更大。三是房地产景气下行将显著影响家电、家具、建材装潢等相关消费。2021年8月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两年平均月度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为负,2022年房地产市场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四是疫情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服务业消费,缓解汽车消费面临的“缺芯”约束也需要一个过程。在以上因素影响下,考虑到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已跌破4%,2022年社零全年增速若能恢复至6%―7%已很难得,这一增速水平下最终消费将拉动GDP增长约3个百分点。

(二)房地产将是投资最大变数

投资方面,2022年最突出的挑战是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将明显加大。2021年下半年以来,在行业严厉监管调控、个别大型企业违约等因素叠加冲击下,房地产销售、投资出现断崖式下滑,10月份房地产销售、竣工、施工、新开工、购地等五大指标单月同比增速均低于-20%。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税试点落地、房企出现交付难、房价上涨预期改变等因素将持续制约居民购房和企业投资意愿。此外,房地产行业转型的大趋势下,一批房地产企业存在较大转型风险,如果处置不当,有可能引发全行业流动性危机。制造业投资方面,2021年制造业投资增量主要由黑色金属冶炼延压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医药、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专用设备等受益上游涨价和下游出口的行业贡献,前11个月这五个行业贡献了制造业投资的95%以上。2022年,随着出口下行、高耗能行业严控新增产能,相关行业投资增长将明显受限。基建投资方面,受项目储备不足、专项债规范管理、地方隐性债务化解等影响,2021年前11个月基建投资增速仅有0.5%。2022年,为了对冲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行压力,基建投资将更加积极,增速预计可达到5%―6%。假设基建投资增速上行可以完全对冲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则2022年全年投资增速可保持在过去两年的平均水平,也即4%左右,拉动GDP增长约1.6个百分点。

(三)出口增长将见顶回落

2021年,在供应链阻滞、大力度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发达国家商品进口需求旺盛,拉动我国出口强劲增长,有效弥补了国内需求疲软。前三季度,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7%,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1.9个百分点,这一拉动贡献是2006年上一轮出口增长高峰都未达到的水平。2022年,我国出口增长将极大概率见顶回落。一是全球经济已度过最快复苏阶段,全球贸易增速将随之回落,主要国家为改善供应链安全还可能将重新启动“去全球化”进程。二是发达国家供应链阻滞和零售低库存问题缓解,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生产能力逐步恢复,都将影响我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三是全球流动性收紧,大宗商品价格见顶回落,也将削弱出口增长。如果剔除价格因素,我国出口数量实际上自2021年4月份就开始回落。2022年,如不出现新的重大变化,我国出口增长预计将下降到2019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即5%左右,净出口将拉动GDP增长约0.7个百分点。

三、政策启示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准确领会会议精神,认真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变化,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一是要高度重视稳增长工作。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各地区各部门要共同努力确保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二十大召开创造良好经济环境。客观看,我国进入风险高发阶段,如不保持必要经济增速,很多风险会随着经济下行“水落石出”。从国际国内边际变化来看,2022年下行压力因素较多,我国GDP增速要达到5%以上,需要各方面积极因素同时具备,特别是不出现新的重大风险,且政策要有效发力。从区域层面看,2021年三季度,全国有24个省级区域GDP两年平均增速都在下行,有11个区域的GDP两年平均增速已经跌破5%,经济增速在5%以上且未下行的区域仅有北京、山西两地。可以说,2022年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既定目标,挑战是不小的,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增强忧患意识,早做准备,避免因局部信息、短期数据、惯性思维造成对经济形势出现重大误判。

二是要抓住上半年窗口期靠前发力。过去两年,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制定实施政策、调节经济运行时采取“依势而为”“下后手棋”的思路,这一思路总体上是稳妥的。但2022年的特殊情况是,不少压力因素可能要到二季度甚至下半年才会凸显,经济内生增速可能是“前高后低”。如果按照常规思维,等到下半年才调整政策,就可能出现政策迟滞,甚至错失有利时机。比如,据相关预测,美联储将于2022年6月首次加息,而美联储加息一旦启动,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就会极大缩窄。因此,2022年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有相较以往更强的前瞻性,已经研究好的政策要及早出台落地,已经规划好的项目要尽快开工建设,已有表现的风险隐患要抓紧处置化解。

三是改革要做好配套工作,坚持“先立后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更多依靠深化改革激活发展动力。2021年我国在绿色转型、反垄断、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有的地方、部门没有把握好工作的时度效,改革系统观念不强,出现了“前门”没开就关“后门”、“病灶”未除就拔“管子”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民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022年推进改革,要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特别是在直接涉及民生、就业的重点领域,如能源结构调整、房地产业转型、规范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等方面,要通盘考虑,制定周密稳妥的改革配套措施,把握好政策出台时机,防止政策“打架”,科学安排改革试点,避免由于工作方法不当造成“好心办坏事”。

四是要把投资作为稳增长的“胜负手”。稳增长需要找准政策发力点,消费复苏要依赖于就业和收入增长,出口增速变化取决于国外经济形势,结合各方面形势看,具有最大变数也最适于政策发力的就是投资。投资首先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避免两项投资出现增长失速,在此基础上要重点发力基建投资。2021年,财政安排了3.2%的预算赤字率和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超出社会预期,但全年基建几乎零增长,年底预计将有1万亿元专项债结转到2022年使用。这说明当前制约基建投资发力的主要不是资金约束,而是符合收益要求的高质量项目不足。未来基建投资要更加积极,必须加强研究筹划,结合科技创新、产业数字化、能源结构转型、人口流动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安排好投资领域和投资空间布局,确保建设项目符合收益率要求和社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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