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预测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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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我国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名义人均GDP累计增长15.6%,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升值6.9%,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已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线。2022年如我国经济增长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且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幅贬值,则我国有机会跨过高收入门槛线,若否我国也有较大可能在2023年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届时我国将是世界银行建立国家收入分类以来跨过高收入门槛线的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跨越高收入门槛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成为了发达国家,也不意味着我国就此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要客观分析、理性应对国际国内变化,要更加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福祉。如能继续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速,再有5至7年的时间我国就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最低标准。

过去两年我国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名义人均GDP累计增长15.6%,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6.9%,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已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线。2022年如我国经济增长能顺利实现既定目标,且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幅贬值,则我国有机会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线,比此前预期的进度有所提前。跨过高收入门槛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但也会引发国际国内一系列变化,对此要客观分析,理性应对,聚精会神做好自己的事。

一、我国有望在2023年之前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线

2022年高收入国家门槛线预计在13200美元左右。1989年,世界银行引入了“高收入国家”的概念,结合此前其提出的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概念,世界银行将其成员国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划分为四组,其中,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分别为人均GNI达到580美元、2335美元和6000美元。1990年之后,世界银行每年会根据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对不同收入组别的门槛线进行调整,目前采用的调整指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的通胀率(SDR inflation rate)。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20年高收入国家门槛线是12695美元,相比2010年的12275美元年均提高0.3%。2021年,组成特别提款权的五大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对应的经济体(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英国)的GDP平减指数加权平均值预计为2.2%;2022年,全球通胀水平预计较2021年有所下降,特别提款权的通胀率预计在1.5%左右。按此估算,2022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门槛线将为13170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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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有望达到13400美元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80976元,按照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6.45元人民币)折算为12551美元。我国2022年的GDP增长目标为5.5%左右,如能实现,我国名义GDP增速预计将为8.0%左右。由于我国人口已接近零增长,2022年人均GDP名义增速也将为8.0%左右,从而将达到87454元。2022年美联储加息后,人民币存在贬值可能。3月初中国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兑美元1年期远期汇率中间价为6.44左右,按此汇率折算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3580美元。2021年,我国人均GNI比人均GDP低720元、约合111美元,假设2022年我国人均GNI与人均GDP的差别与此接近,则2022年我国人均GNI有望达到13470美元左右,从而超过上文估计的2022年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约300美元。

即便2022年我国GDP增速、人民币汇率等达不到上述预估水平,我国也有较大可能在2023年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线。

二、关于我国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进一步认识

(一)我国向高收入国家的追赶发展具有鲜明特征

1990年至2020年,世界银行收入分类中的高收入经济体数量从39个增长到80个,新晋的41个高收入经济体按照发展特征可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已有较好发展基础的17个位于欧洲、美洲的后发国家,包括希腊、葡萄牙、捷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些国家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处于中高收入区间。第二类是具有丰富资源的5个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智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三类是以旅游、博彩、离岸金融等作为主业的18个岛屿型、港口型经济体,包括开曼群岛、帕劳、瑙鲁等。除以上国家和地区之外,还有1个新晋的高收入国家是韩国。

与其他成功追赶的后发经济体相比,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独特性。其一,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创造的,我国将是世界银行建立国家收入分类以来首个跨过高收入门槛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二,我国将是世界银行建立国家收入分类以来跨越中等收入区间用时最短的后发国家。1997年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到2023年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则跨越中等收入区间仅用时27年。按照可比口径,我国在中等收入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远快于欧洲、美洲的后发国家。

其三,在资本稀缺的中低收入阶段,我国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实现了资本深化,进入高收入阶段时外部债务负担较轻。有不少创造了亮眼增长绩效的国家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大量依靠外国投资,由此积累了不少外债,丧失了部分经济主权,从而为高收入阶段的发展埋下隐患。比如韩国的支柱企业三星电子,目前其超过80%的优先股和超过50%的普通股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我国改革开放后虽然也大力吸引、利用外资,但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我国就已成为稳定的资本净输出国,这确保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四,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从整体上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难度更大。当然,作为人口大国,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截至2020年,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总数为12亿多人,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后这一数字将增长至26亿人以上,届时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4%。

我国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现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能够走通而且可以走得更好的正确道路,在未来的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坚定方向,增强信心。

(二)我国国际身份将有所变化,对我国国际交往会形成实质影响

跨越高收入门槛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就是发达国家,但也要认识到这是我国迈向发达国家的重要一步。发达国家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61年成立时提出,此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国际社会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发达国家认定标准,在不同领域的国际治理实践中,国际社会将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的“发达经济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界定的“发达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界定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国家”等认定为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有31个国家既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又是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界定的发达经济体、联合国贸发会议界定的发达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界定的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国家。2020年,这31个国家当中人均GNI排第1位的是瑞士(82621美元),排第11位的是芬兰(49778美元),排第21位的是韩国(32963美元),排第31位的是拉脱维亚(17881美元)。如果以拉脱维亚作为发达国家的“看门人”,可以推算出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门槛线约为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1.4倍。这意味着我国在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后,如保持年均5%的GDP增长、2%的年均相对通胀(相对SDR)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年均1%,那么再有5至7年的时间,也即在2030年之前,就有很大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最低标准。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身份的逐步变化,对我国国际经贸往来会产生实质影响。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实现世界共同繁荣作为宗旨,发展中国家在各组织的具体政策框架下均可享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如果转变为发达国家,在国际援助、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减少碳排放等方面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另外,我国国际身份的变化也会对双边经贸交往产生影响。2020年2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美国国内法公布了新的发展中国家认定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人均 GNI 低于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以此为依据,宣布取消了包括我国在内的25个国家(地区)在世界贸易组织中享有特殊优惠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地位。2021年12月,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等在内的32个国家正式取消了对我国的普惠制关税优惠政策。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发达国家,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中国家身份认定的态度将持续变化。我们既要以事实为据力争合理权益,也要为身份转变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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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并不意味着就此避开了发展陷阱

首先,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并不意味着就此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很好解决在中等收入阶段积累的结构矛盾,即使其跨过高收入门槛线,也有一定概率再次回到中等收入区间。典型的国家如阿根廷,其曾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较长时间,2014年、2016年曾两次短暂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2017年后又再次回到中等收入行列。1990年至今新晋的41个高收入经济体当中,有13个经济体曾经在首次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后由于经济增长大幅减速、本币大幅贬值等再次回到中等收入区间,有几个国家甚至是“两进两出”。

其次,从国际经验看,人均收入1万美元至2万美元是后发经济体进行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也是风险高发期,在此阶段如果遇到较大的外部冲击,往往会出现内外部风险共振的险恶局面。比如韩国在1995年首次成为高收入国家,但1997年就遭受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经济出现深度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直到2003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克罗地亚于2008年首次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接连冲击下,GDP连续6年负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直到2019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再次,后发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如果不能及时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和更加高效的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竞争,可能会陷入增长缓慢的“高收入陷阱”。比如葡萄牙在1994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其后20年GDP年均仅增长1.3%;希腊在199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其后20年GDP年均仅增长0.6%。两个国家虽然至今保持着高收入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身份,但经济实力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明显下滑。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财富差距依然较大,经济体系中的部分领域还是半现代化的甚至是很低效的,面临的资源环境等发展硬约束明显增多,传统发展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还未得到完全解决,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的经济金融风险还未充分缓释,在催化因素下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叠加冲击。因此,即便我国跨过了高收入门槛线,也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

(四)跨过高收入门槛线后要更加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福祉

我国“压缩式”经济追赶过程中,社会民生长期是发展的相对短板,未来要加快补齐。从国际对比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国际排名比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排名低11位,特别是居民受教育年限等指标比人均国民收入与我国有不小差距的伊朗、古巴、秘鲁等国还低。这一发展差距有其客观原因:我国几乎是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进而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作为目前劳动者重要组成的“60后”“70后”“80后”人口在接受教育时我国还处于低收入阶段,这部分人口就业后即使经济快速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也很难有系统性的提高。未来要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社会民生领域必须加快补齐短板,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要落实党中央要求,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全面加强各级教育供给。

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我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线之后,人民群众对于民生福祉的诉求会随之提高。2021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9975元,据此估计全国有超过50%的人口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与高收入标准的差距超过1倍。尽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国民收入概念有区别,但上述差距仍会显著影响中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特别是过去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和生活造成很大冲击,如果没有外力支持,恢复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2018年世界银行在相关报告中建议,中等收入国家在关注极端贫困、绝对贫困的同时可以用更高标准衡量贫困状况,并提出人均日收入3.2美元和5.5美元两条补充性贫困线。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合理调整城乡居民贫困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改善相对贫困问题,这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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