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全球利益拓展的必然结果。该命题一经提出就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国内学界探讨的热点。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后，开始引发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与国内学界居高不下的关注度相比，国外学界对此的关注度显得冷清许多。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关键词的中文文献超过3000篇。而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以谷歌学术搜索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学术成果仅有87篇，其中具有针对性研究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同一命题缘何呈现如此强烈的“冷”“热”反响？本文尝试从思想渊源、主体动机和实践路径三个层面，比较近五年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成果，探讨自我和他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解读的背后逻辑，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地生根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理解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追溯

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经提出，界定这一概念成为当务之急。清晰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此概念；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标志其进入国际视野；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得以完善，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主要从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全球治理等角度来定义这一概念。尽管解读成果颇丰，但仍有不足。现有观点囊括“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提法，表明目前在中文概念上的使用标准不一。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涉及哪些方面，也尚未明晰。从词源解析角度看，虽然中国官方正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但在实际国际传播中，包括新华网、外交部官方网站在内的诸多通讯社和官方机构中“mankind”和“humanity”两词可以通用。而从“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Comm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等译法中可见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同样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

2.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视域下的理论来源

国内学界主要从“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两大方面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一是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 “顺天应人”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义利合一”的发展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吸收传统文化为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传统文化亦滋养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国内学界衍生出“公共思想产品说”，其核心观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思想产品。例如，赵可金、赵远即认为“中国把提供区域性、国际性公共产品视为综合实力增强后理应肩负的家国情怀、天下情怀和天命责任，是一种立足于合作共赢的利他主义逻辑”。 

二是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次级范畴，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将探索共同体的解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首先对“虚幻共同体”进行了批判，揭露资产阶级统治政府将少数群体利益包装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也重视生产分工促进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陈曙光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同联合国所提概念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覆盖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周安平试图探寻价值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国家等工具共同体的价值共同体。刘同舫、李爱敏对此持相似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道路，是对全球治理体系霸权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是对西式中心主义文化的辩证性超越。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基础上，从解放生产力、解放全人类的高度，对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了新的贡献。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渊源的追溯

1.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溯源

国外学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溯源于西方共同体思想。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新并非中国独有。西方的“共同体”意识由来已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理基础。从柏拉图时代到大卫·休谟再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不断探索并实践“共同体”理念和传统。譬如，城邦共同体、基督教教会共同体、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社会共同体、启蒙运动以来的契约共同体，无一不体现西方社会对于构建共同体的追求。上述思想以共同文化作为确立的基础和联系的纽带，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这些共同体绝非虚妄之物，它们关涉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幸福问题。哈贝马斯强调一种“开放共同体”，对所有人都抱以包容接纳的心态，而非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民共同体当中。因此，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陌生。肖（Shaw.T.M）从中国语言文化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已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影响。尼古拉斯·库桑斯基（Nikolaus Kusansky）则把该思想定义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解释为“一”，并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万物适匀的哲理。

同时，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未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譬如，布莱克威尔（Blackwill R D）与德里斯（Tellis A J）就认为中国此举意在避免和美国及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冲突，或是在中美潜在的零和博弈情况下，通过建立新型外交以规避风险。在他们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是三个要素的融合。社会主义是首要因素，这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其次是传统思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来源之一的儒家思想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作为要求他国接受中国是文明中心的合法来源；再次是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及其盟友对华采取遏制战略，促使中国为摆脱困境，对美国前景和国际体系进行前所未有的贬低。

2.从全球化角度梳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来源

国外学界考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全球格局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其思想足以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回顾历史，国际社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黑天鹅事件”频发，使构建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当下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有学者将视角从意识形态视域转移，在更加宏观的背景下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期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促进全球化发展、完善国际制度、保持经济活力等方面带来的各式影响。在这类研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普遍认可，尤其是在塑造、规范全球化方面得到肯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卡拉汉教授（Callahan）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用新的治理理念、规范和规则重建全球秩序，亦是推动中国全球治理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

一些学者从全球共同发展的角度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全球协商理念。基于对各国发展利益的尊重，有学者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协商共治理念，指出与理念中的超国家行政机构所不同的是“共同体尊重各国主权和利益关切，全球化离不开各国协商治理”。譬如，美国国家亚洲研究所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纳德杰·罗兰（Nadège Rolland）和弗拉基米尔·雅库宁（Vladimir Yakunin）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包容性，正是这种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包容性才是重塑全球化的关键。同时，基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发展的差异，国际社会要想迈向真正稳定的世界秩序，还需突破扁平的政治经济模式，开启文明间对话，放弃单一价值观和标准，建立多维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型。

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动机解析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动机的解读

1.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手段。从国内层面来看，学者认为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新一轮文明兴旺的时代希冀，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在中国新时代的政治视角下，“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是新的历史方位的价值选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变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实现中国梦创造更多战略机遇期。就国际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社会发展传递积极影响，并反作用于“中国梦”的实现。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仅从体量上，更是在实力上有了质的飞跃，国际社会越来越多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参与。鉴于此，在追求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更是成为中国的时代担当。诚如叶小文所言，这是飞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以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己欲达而达人”正是中国肩负全球性大国责任的基础。

2.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完善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李向阳、田旭基于中国国内治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在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倡导合作共赢等正确义利观等实践经验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助于填补全球发展中的治理漏洞。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正在以“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形式为载体，分享到更多的国家。就平衡治理主体关系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它们期望在全球事务中贡献力量。然而，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至今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使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妥善解决层出不穷的诸多公共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各国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为解决共同问题贡献智慧、凝聚力量，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相契合，推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均衡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下的经济、政治、文化话语均存在失范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增进共赢利益出发，试图通过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等方式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明多样化。郭海龙、汪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走向共同发展、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方案。它是一种突破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全球化理论，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和各国人民利益，以实现各国合作共赢为目标。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变革是未来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善治、全球协商共治等新理念或将成为评价全球治理的重要来源，并在完善自身价值的同时为推广全球治理目标集思广益。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动机的解读

1.从现实主义视域推断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逻辑

从现实主义视域出发，西方主流价值观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立新的霸权体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西方构建的国际自由秩序的超越。首先是大国地区竞争说。出于对安全的考量，美国学者古纳塞科兰（Aarthi Gunasekaran）、巴德尔（Jeffrey A. Bader）认为中国此举意在排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加强对周边邻国的掌控力。其次是降低国际社会担忧警惕说。例如，布莱恩·雷维（Brian Leavy）指出中国在努力争取支持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缓解外界对中国在亚洲的领导雄心的真实性质和程度的担忧。第三，帝国天下观延续说，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传统帝国天下观的延续。西方学者偏向对“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动机进行猜测，如将其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其实是为了对抗政治对手、建立国际新秩序。另有学者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纳入研究，以凸显中国在扩大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野心，力争实现政治经济“双赢”。这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动机的“污名化”解读，显然是受到了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影响。

2.从全球发展的视角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 

西方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评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动机。一是顺应全球发展。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所长多里斯（Doris Naisbitt）在其著作《对话中国模式》中谈到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前提，中国一直是全球发展的受益者，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责任意识激励着中国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引领工具，推动世界走向更和谐、和平的合作。二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帕拉代斯（Paradise）认为中国基于外交政策目标，将价值观和标准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籍此可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三是改变全球秩序游戏规则。马尔科姆·华纳（Malcolm Warner）指出美国欲退出全球模式，然而世界经济格局需要东方和西方的共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成为全球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国外学界的态度并非一致。如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就认为“崛起的中国，通过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把讨论和思考全球发展的水平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而以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戈德博尔（Godbole A）则判定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当前发展秩序的挑战。 

三、关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讨

1.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实践路径

国内学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做了相应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互通和法治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路径。首先，“一带一路”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平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通过创新合作模式进行国际合作，强化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互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双边合作或多边合作，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同步。目前，国内学界仍在探索提高中国方案价值体系说服力的路径，以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度。

其次，文化互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互通，最终指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互通即文化互通，是一种打破民族、宗教等差异的共同性表征，有助于恢复文化间应有的平等关系。文化互通是在思想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消除交叉重叠身份困惑的重要路径。文化互通为促进全球文化求同存异，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可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法治化路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法治化可分为国内法治变迁和国际法两大方面。以李猛为代表的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法律的关系出发，提出理念为基、法律为体、法治化是路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目的的观点。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该理念载入中国法治体系。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国际法提供新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的共同体价值理念，是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这有助于提高新兴力量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2.全球治理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全球治理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过程。全球治理路径大致可分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和提升国家能力两个维度，解决全球治理危机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对象扩展、全球治理主体分散、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等几大问题。全球治理体系正从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转型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型格局。吴志成等从发展的超前性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性出发，认为当前西方无力继续支撑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为此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通过对接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和多样化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各国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和矛盾，但事实上早已形成命运共同体。

提升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对于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可以视为为国家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包括硬能力、软能力、巧能力三个方面。纵观近五个世纪的全球发展体系，主导治理话语权的发达国家时至今日尚未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参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同等受益机会。这种“治理缺位”导致在既有的全球体系下出现各种普遍性矛盾，如权力分布失衡、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集中暴露和迸发。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保障国家未来发展的治理能力也相应提升，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分享经验、发挥作用，中国也有能力和意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治理领导乏力的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大国之间领导力竞争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但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仍然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匹配的困境。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探讨

1.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如在经济层面，国外学界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支持海外投资，增强经济吸引力，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仅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也满足其他参与国的发展需要。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资金的需求远远超出目前的供给，中国一直在调整对外投资策略，多方筹措资金，为发展金融机构提供软贷款或经济战略服务。中国已在亚非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国试图构建新秩序。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既被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福祉，亦被视为中国以外交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攫取当地资源并借机拓展影响力的战略。

在政治层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弱化国家间政治利益冲突和对立，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延伸，中方将继续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国在东盟、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与中方立场保持一致。但国外学界认为在加强地区地位的过程中，中国的手段有些咄咄逼人。正如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莫汉·马利基（J. Mohan Malik）指出“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通常不是寻求或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强制存在实现行动自由、经济主导和外交影响力，因此，中国的行为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家对地区霸权的预期”。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从2013年底起开始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但为淡化“军事化”争议，中国又向东南亚国家发出友好合作信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其作为制定国际新规则的工具，以稳定周边关系。在国外学界看来，中国向世界推出的新举措，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过是外交说辞而已。

2.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通过软实力输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外学界分析其路径的另一角度。软实力输出与中国被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有关。苏伊希罗·阿基拉（Suehiro Akira）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作中国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制度框架，并将这一活动视为“汉化过程”。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一项关于“全球态度项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调查显示，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软实力赤字也很明显，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人们认为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地区。沈大伟（Shambaugh David）分析这种反差后认为“中国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建设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方式一样，即通过投资期望看到发展”。自2014年以来，中国多利用国家领导人出访机会，不断签署巨额经贸协定，发放巨额贷款，开展巨额经济援助。对此，埃尼利托·塞维利亚（Henelito A. Sevilla Jr）认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上，中国习惯将投资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利用金融影响和塑造他国行为，但就回报率而言，其结果令人担忧。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发展计划，以官媒为主要输出路径，同时兼顾自媒体、出版、教育、艺术、体育及其他渠道，以实现广泛传播。例如，举行东道国主场外交、成立孔子学院、大力发展海外媒体。东道国外交主要通过举行政府和非政府间会议，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清华大学世界论坛等，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旗下产品。其次是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负责在海外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中心，是构成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关键部分。再次是大力发展海外媒体。拉里·哈瑙尔（Larry Hanauer）、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认为中国在海外的宣传努力，受到了过时的新殖民主义影响。西方新闻机构作为西方国家喉舌，常以负面报道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崛起。西方媒体的对华偏见，成为推动中国扩大海外传媒影响力的动力，以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负面认知。 

四、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差异化研究的原因及其启示

（一）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差异化研究的原因

1.“天下大同”和“西方中心”的思想博弈

东西方因文化价值差异在共同体认知上表现出不同。“天下大同”意为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在平等的社会关系里，为共同利益劳动。中国以“天下”“大同”等勾勒世界共同体蓝图。虽然西方文明经历了历史嬗变，但其认为“中心”权利与生俱来的主观先验并未改变，并将国际体系划分为中心—边缘—外围的形式。西方凭借资本工业体系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累积文化自信，逐步确立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塑造以西方历史进程、传统文化为参照标准的普世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西方倡导的共同体实际是只有迈入西方价值体系门槛，其他国家方可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西方普世价值亦有差别。当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时，一些国家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参照，很容易误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发敏感反应。如针对中国倡议对美国的影响这一问题，美国学者杜大卫（David Dollar）即认为这是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对美国金融秩序领袖地位的挑战。显然受到了西方流行的零和博弈思想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因当前全球性问题而前所未有地结成命运共同体，满足共同需求和利益从而达成价值共识，是各国最终目标。虽然学界对“普世价值”的解释有很多，但其内涵指向基本一致，即世界存在一种为所有国家普遍接受的，并超越文明、国家、甚至时代的价值。矛盾在于倡导普世价值的国家往往要求后发现代国家按其制定的国际规则行事，选择性回避后发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各国发展的条件和时机都不尽相同，现实中无法要求他国墨守成规。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不过是诸多文明中的沧海一粟，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代表全人类璀璨的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道路具有的世界意义，当西方文明难以保持活力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则给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2.对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态度不一

国内外学界就是否支持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反应不一。自由主义者支持中国塑造国际话语权体系，他们认为中国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中获益颇多，应是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国内学者郑必坚对此也表示，中国崛起开辟了一条新的通过和平方式获取大国地位的独特途径，应当积极塑造国际话语权，传播和平，共同发展。但新兴大国崛起终将引发大国间爆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论，使得多数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国际话语权掌握问题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试图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的设想并不现实。例如，哈佛大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曾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主导国家，在自身衰落之际，新兴大国中国尚不能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全球领导力真空”，进而对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表示担忧。尽管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呼吁所有国家“共同维护和平”，坚持国际社会合作，但仍有学者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为由，坚持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均以攫取霸权为根本目的，否定和怀疑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显然，在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至少存在国际经济话语权失衡、国际政治话语权失序和国际文化话语权失范的三重话语困境，最终导致国内外学界就是否支持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体系态度不一。

（二）对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的启示

1.强化国际话语权的意识

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起主导作用，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彼此的信任、对彼此形象的认同，以增加相互依赖。中国的国际政治传媒相对落后，国际话语权整合度低，暂时无法同占据绝对优势的西方传媒及其国际传播能力相抗衡，国家形象常被西方媒体肆意塑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中国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常常陷入被动局面。在全球信息失衡的背景下，中国迫切需要站在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国际政治传播，制定出一套既具有理想目标又合乎现实国情的国际政治传播战略。

目前，鲜有文章对中国“话语权”进行系统性研究，缺乏塑造话语权意识，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然凸显，包括对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发挥。中国的实力增长与国际话语权发展滞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无论怎样参与国际事务，中国都难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质疑和担忧。因此，中国应化被动为主动，增强包括话语权在内的软实力，使一些国家接受地区、民族或文化差异，尊重不同历史经验、伦理和道德原则，以和平方式应对中国崛起。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把握国际话语主导权，化解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化的负面舆论，扭转国际政治传媒中抹黑中国的被动局面。

2.制定中国国际政治传播战略

国际政治传播强调一国在国际舞台和外交场合所拥有的具体权重与影响，这事关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的捍卫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国际传播力在信息化时代是综合国力在国际领域的体现，中国需要打造多维立体的信息传播模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抓手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新的价值和思想指南，贡献符合时代需要的理念。这也是加大力度推动中国国际政治传播的一大机遇。面对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发展的不利传播，中国应及时做好反制准备。国际传播讲究实效，中国应该及时驳斥、严词回击种种污蔑和攻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理念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

传播民族文化是对外宣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国际社会需要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政策逻辑和立场。因此，在政治文化信息传播上做好战略谋划是必要之举。在文化方面，培养跨文化交流人才以提高中国国际政治传播影响力。提倡用对象国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打破文化藩篱，增强中国软实力。在经济层面，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宣传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多予少取的义利观，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全力促进和激励与对象国汇合利益、完善发展规划、整合制度标准。把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的经济基础，推进国际社会共商发展、同谋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民间传播层面，重视华人华侨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上的双重文化优势，搭建起跨越地理、文化、政治边界的华人网络，有助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并助力各国政府和当地社会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做两国和谐发展、交流合作的润滑剂。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摇摆不定的国际社会带来新气象，但囿于该命题产生时间较晚的现实背景，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热潮的反差尚未进行深入分析。国内外研究的差异性，本质上是国际关系层面的内容，代表国际秩序、国际规则和国家利益之争，反映大国实力增长、消减与博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反馈良多，多数国家赞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但在西方整体衰落的国际局势下，部分国家仍固守零和博弈思维，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共同利益之上，以己之心揣测中国发展的种种动机。一方面体现了受当前国际秩序不稳影响的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莫须有的猜忌，另一方面，猜忌中国和平发展真实意图的国家借此发挥，亦反映出中国在国际政治传播能力上的不足。显然，国际社会的质疑是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如何通过国际政治传播，使各国尤其是大国增信释疑，是当前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键要义。全球化固然带来许多共同理念，但特殊化、差异化也十分鲜明。对此，中国可从完善全球政治传播战略入手，让国际社会充分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解中国智慧。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 发表时间：2021年4月2日